《巴山壮歌》二十、父辈烙印

　　二十、父辈烙印

　　秦天笛和马爱南带着宣传队去大礼堂排节目，总部就剩下何立伟和曾小川。说来奇怪，平常夸夸其谈的两个人，一旦旁边没有了外人，反而有些不自在。

　　“听说你前几天又回了一趟林场?”何立伟好像随便问问。

　　“有这么回事，回去拿了点粮食。谢谢司令的关心，你总算听说了。”曾小川不冷不热地回答。

　　“你是怕我跟着去打秋风，不愿告诉我，让成杰陪你。我哪里排得上号?现在还赖我没关心，真是冤枉大老爷了!”

　　“冤枉你?你把手放在胸口上说句良心话，如果我叫你，你会陪我回林场吗?你的国家大事这么重要，能脱得开身?”

　　“你说的也是实情。我们两个人都走了，万一发生什么事怎么办?”

　　“是嘛，我们这些小老百姓算什么?老虎叼去了也没人管。”

　　“不用怕，就你那副身材，进了老虎嘴也会从牙缝里梭出来。人家是鬼见愁，你是虎见愁，怎么都吃不进嘴里去的。”

　　“讨打!”曾小川扬起手中的书，但没落下，反而开心地笑了。

　　自从刘强和雷家敏结婚后，但凡何立伟和曾小川单独相处，只要不谈正事，两人就经常这样不咸不淡地斗嘴劲，好像在相互试探什么，又像在有意回避什么。说起话来就像在扭秧歌，走一步退三步;又像是在打哑谜，而谜底又是另一个哑谜。

　　仔细想起来，这也不全怪他们。

　　共和国同龄人的爱情和婚姻很有些悲剧色彩，他们既享受不到后辈们那种对情感的自由和洒脱，也沒有父辈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简单和干脆。他们被抛在新旧道德交替的站台，眼睁睁地目送旧道德列车缓缓地驰远，而望眼欲穿的新道德列车虽然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却久久没有驰近。一方面，自由恋爱已经在理论上被认可;另一方面，爱情又被贴上小资产阶级的标签，连《九九艳阳天》那样的歌曲都被冠以“散布小资产阶级情调，消磨革命意志”而被打入冷宫。他们被告之：陈旧的食品已经倒掉，但盘中的食品又有毒，最好的方法是靠阳光、空气和水分生活。一切情感必须服从革命的需要，牛虻、保尔成了一代青年心中的情感楷模。

　　一代知青的爱情，更是悲剧中的悲剧。他们除了要遵守当时社会的一般准则，还须经受更多的苦痛：家庭出身的原罪感造成了他们敏感而脆弱的心态，而这种心态在情感面前却往往以自傲的形式表现出来;农村的特殊环境特别是文革的无政府状态，打碎了所有道德观念的束缚，使他们的情感渲泄有了更好的条件和更广阔的空间，就好像饥饿万分的乞丐面前突然堆起了各种美味食品，虽然可以看到闻到，却不能随意品尝，使得他们的情感在人与魔的搏斗中倍受煎熬。

　　高中时的何立伟，已经长得一表人材，加之成绩优秀，很招人瞩目。虽然社会和学校有各种清规戒律，但是有的东西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依然会潜滋暗长。同班的一个女同学喜欢他，他也觉得这位女同学可爱。那时的喜欢只能算是一种心情，离爱情还差十万八千里。即使这样，也有了冒天下之大不韪之嫌，引起好些流言蜚语、挤眉弄眼。好在她是团支部书记，又是他的入团介绍人，所以他们可以正大光明、理直气壮地在教室、在校园谈话。他们谈学习、谈工作、谈理想，谈天谈地、谈春风杨柳、谈蜻蜓蚂蚁，谈祖国、谈共产主义，唯独不谈情感，但彼此已经感到了相处的愉悦和兴奋。

　　后来，何立伟的作文《换血》在全校遭到批判，其中一篇措词尖锐的文章就是她写的，而且有的内容只有他俩单独在一起时才提到过。他惊呆了、愤怒了!前面的刀丛斧阵他可以等闲视之，背后的冷箭却令他倍感心寒。他找到她，要痛斥她的欺骗、痛斥她的出卖、痛斥她的无耻!但看见她泪眼婆娑的样子，他什么话也没说，也不听她苦苦的解释，扭头离开，报名来到了大巴山。

　　曾小川的出现，已经更为成熟的他岂会毫无感觉?更不用说还有马爱南等人在不时地敲边鼓。然而此时的他，敏感的神经已经将麻木的情感几乎完全封闭。他认为，只有革命才是自己唯一首要的任务，也是红青团唯一首要的任务。对知青中恋爱同居现象的日益增多，他表示理解但不赞同。作为红青团的主要负责人，他觉得自己应该起好带头作用，处理好革命和情感之间的关系。所以，他只希望与曾小川之间是纯洁高尚的同志战友关系，而不愿因夹杂其他情感影响了自己的革命意志，干扰了斗争的大方向。

　　马爱南告诉他，曾小川在探监时自称是他的未婚妻。当时他的心抖了一下，但很快又释然了：那也许是斗争策略的需要，当年的地下党人不是常常这样吗?

　　他还觉得，曾小川虽然许多观点都与他一致，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总毫无保留地站在他一边，但始终是公事公办的样子，有时还多少带有一点挖苦的口吻。

　　相比之下，杨红卫就更像女孩子，每次见到他都是一副小鸟依人样，不管他说什么都点头，而且经常大大方方地拿走他换下的衣服，洗干净后不声不响地送回来。

　　处在如此环境，他既不可能完全不食人间烟火，又不愿意陷入儿女情长，加之过去受伤害的阴影，致使他情感的步履始终进退维谷。

　　曾小川从小知道自己不属于漂亮女孩一类，就一门心思扑在读书上。越读，就越有些心静如水，自认已经超凡脱俗。没想到，自从在县城见到何立伟，平静的心居然会渐起微澜。她住在县城不再离开，她多次努力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这是革命斗争的需要，她尊重的是何立伟的才干和魄力，她爱的是红青团不是个人。所以探监时，她坦然以未婚妻自称。

　　何立伟送她手枪时，她也怦怦心跳过，可是后来他又解释：她是总部成员，应该有把手枪。她气愤他的高傲和冷峻，所以有时也还以颜色，来捍卫自己的自尊心。

　　近来见杨红卫经常来找何立伟，还一副喜笑颜开的样子，虽然明知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她心中仍然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失落和紧张。

　　一阵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的斗嘴之后，两人的情感似乎得到某种释放，气氛也轻松多了，谈话的主题和内容有了质的改变。

　　“听成杰说，你的父亲曾参加过抗日战争?”这次是曾小川先开口。

　　“是的。当时我父亲任连长，属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出川以后，参加过贺胜桥战役、沪东战役。”何立伟点上一支烟，“还有台儿庄，那是父亲经历过的最残酷的一仗。”

　　“讲来听听。”

　　“台儿庄战役的开始阶段，为了保证中国军队大部队的集结准备，父亲所在师奉命驻守滕县。日寇精锐三万多人进攻滕县，地上有坦克，天上有飞机。而一二二师是前娘不养、后娘不爱的杂牌军，当时兵员已不足三千，装备又极差，几乎没有炮，主要靠步枪和手榴弹。战斗进行得十分惨烈，敌人的炮火将城墙全部炸塌，日军在坦克的掩护下突进城墙。守城将士抱着必死的决心跟日寇血战。士兵们浑身捆满了手榴弹，接二连三地跳下城墙，和敌人的坦克同归于尽!

　　“敌人的飞机更是猖狂，欺负中国军队没有防空武器，超低空地狂射滥炸，全城一片火海。一次，一架敌机盯上了父亲，不断盘旋，来回扫射，父亲围着一棵大树和敌机周旋，大树被子弹打成蜂窝，父亲总算躲过一劫。

　　“血战进行了四天四夜，援兵未到，弹尽粮绝，滕县终于失守。城破之时，县长跳楼自杀!王铭章师长带领最后的十几个战士坚守阵地，不幸中弹身亡!三百多重伤员不愿做俘虏，围成圈拉响手榴弹集体自杀!剩下的将士又利用街巷房屋，和鬼子拼刺刀，直到最后一个人倒下!

　　“我父亲在同鬼子巷战时，一颗炮弹落下来，炸塌的土墙倒下来将他活埋。遇巧他刚好倒在墙根处，两边倒下的土墙相互支撑，留下一线缝隙，父亲只是被震昏过去。当他醒来时，鬼子已经将全城屠杀干净，撤出了县城。父亲浑身是血地从尸体堆里爬出来，拣回一条性命。据说，他们整个师出川时是五千多人，最后活着回来的不到五百人。”

　　屋里静了好久。曾小川感慨地说：“以前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写的都是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后来父亲告诉我，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将军以上就死了二百多人，其中包括两个上将，士兵牺牲了上百万，我还有些不相信。如果你父亲的话是真的……”

　　“父亲从不给我讲这些。后来我无意中翻出了父亲当时写的一首诗：‘投笔弱冠去从戎，血溅滕县战沪东。忍看河山沦异族，弹铗长吟《满江红》。’他才向我‘坦白’了这段经历。你猜我听完父亲的话后，当时是什么反应?”

　　“猜不着。”

　　“我当时十分生气地质问父亲：‘你为什么不去参加八路军、新四军，要去参加国民党的队伍?’父亲委屈地辩解：‘那时我在四川大后方，哪里去找八路军、新四军?’

　　“我蛮横地说：‘你可以去红岩村找八路军办事处找周总理啊!不是也有内地的爱国青年投奔延安了吗?就算找不到八路军、新四军，也不能去参加国民党的军队!你不要再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了，你参加国民党就是为了升官发财，就是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国民党就是假抗日真投降，假抗日真反共!’

　　“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父亲听了我的话时的模样，他浑身发抖，脸色煞白。素来在子女面前唯唯诺诺的他冲着我大发雷霆：‘我不知道什么党，也不懂什么派。我只知道日本强盗在到处烧杀奸淫我们的同胞!要毁我国家、灭我中华!作为炎黄子孙，我必须拿起枪来，保卫我们的民族、保卫我们的国家!把日本强盗赶出去!屁个升官发财!我身边倒下的几千个弟兄，有的还是抓壮丁抓去的，当时谁想过升官发财?谁又升了官、发了财?他们都是在反共?都是在投降?宁愿亡国也不参加国民党?什么逻辑!我看到的国民党就是在打日本鬼子!你给我听好了、记住了：我影响了你入团、影响了你升学，我对不起你，但是我上对得起国家民族，下对得起列祖列宗!我不后悔!你可以不以我为荣，但也不应该以我为耻!’”

　　“你对父亲的指责也太过分了，活该挨训。”

　　“就是那天，我才第一次真正认识了父亲，也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我不得不承认，真正追求功利的不是父亲而是我自己：我希望父亲当年能参加八路军、新四军，不就是想自己能得到一个‘革命军人子女’的称号，能够顺利地入团升学入党，有一个辉煌的前途吗?我为了一己之私，不惜诋毁父亲一生最值得骄傲的历史，而且还经常给他白眼和冷脸，我才是真正的冷酷!要说对不起，不是父亲对不起我，而是我对不起父亲!”

　　曾小川点点头，“我也觉得，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并不真正了解我们的父辈。我现在才隐隐约约感觉到，其实他们比我们活得更艰难更痛苦，但也活得更执着更充实。”

　　“说什么悄悄话，把门关得这么紧?”马爱南和秦天笛推门进来。

　　“都像你们，一天到晚就只晓得悄悄话?何立伟在讲他父亲参加抗日的事。”

　　“不用猜，我就知道准是参加的国民党的部队。”秦天笛把一包瓜子放在桌上。

　　“你怎么晓得呢?”马爱南有点好奇。

　　“再简单不过了——不然他会跑到南溪来当知青?来，吃瓜子。”

　　“我就想不通：为什么同样是抗日打鬼子，有的是英雄，有的却是狗熊，有的还成了罪人?”马爱南不服气。

　　“这种事情太多了。”秦天笛让马爱南坐下，“我父母单位上有一个司机，原来是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家里非常殷实。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拯救祖国，他毅然放弃了学业和家产，参加了陈嘉庚先生组织的机工队，回到祖国参加抗日。

　　“因为读过斯诺写的《西行漫记》，他很想去延安。到了渝城后，就邀上几个志同道合的队员找到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去抗日最前线。但办事处解释说，去根据地困难重重，劝他们以民族抗日、国共合作的大局为重，留在大后方。

　　“当时盟军正竭力打通滇缅线，反攻缅甸，解决中国抗战物资的运输畅通问题。国民党提出了‘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组织青年军奔赴滇缅战场。他就同伙伴们一起参加了青年军，驾驶着卡车，冒着枪林弹雨，颠簸在滇缅的崇山峻岭之间。路途艰险，战斗残酷，一年之内，一同参军的九位战友就只剩下四人了。

　　“好不容易抗战胜利了，许多回国参战的华侨重返南洋，他却留了下来，要为建设独立民主的新中国出力。没想到，因为青年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那段经历就成了他永远的伤痛。虽然没有给他戴什么帽子，但是无论搞什么运动，都要揭开这块伤疤看看，甚至连留在大陆都成了别有用心。他实在受不了这种另类人的生活，文革开始时被迫离开祖国，去了印度尼西亚。谁知人走了还是不得安宁，又有人说;‘我早就知道他靠不住，狐狸的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何立伟说：“人怕伤心，树怕剥皮。功劳就不说了，连苦劳都没有，留下来受气，别人要走可以理解。”

　　曾小川问秦天笛：“怎么从来没有听你谈起过你的父母呢?”

　　马爱南也跟着不依不饶：“对头，对我都保密，问了几次都支支吾吾的。今天老实交待，坦白从宽。”

　　秦天笛被缠不过，只得无可奈何地说：“我父母真的没啥子可说的，封资修的才子佳人。父亲是学美术的，师从徐悲鸿。母亲是万家班的青衣小旦，京戏团的顶梁柱。解放前两人的名气就不小，跟社会上的三教九流都有些往来。解放后，开始还被称为艺术家，属统战对象，同样与一些上层人物也有接触，日子还算过得去。

　　“但是，随着运动越来越多，他们的日子也越来越难过。文革一开始，他们就成了牛鬼蛇神、封资修的孝子贤孙。父亲曾经画过一只猫头鹰，睁只眼闭只眼地站在树梢上。这本来是猫头鹰的生活属性，然而有人牵强附会地说这是含沙射影地攻击党瞎了一只眼。于是，父亲成了恶毒攻击党的‘跳梁小丑’，又因为画过裸模成了‘大流氓’，作品全部被烧毁。

　　“母亲成了‘散布封建糟粕的急先锋’，‘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招魂的吹鼓手’。她主演的《谢瑶环》曾经在全国京剧观摩会上得过金奖，现在也成了她‘宣扬封建迷信’‘演鬼戏’的主要罪状。好在《谢瑶环》在北京汇演时，毛主席周总理都看过，当时的评价也不错，有些人不敢再追究，母亲才躲过了更大的劫难。

　　“其实在几年前，我父母就认为文艺界的气候太恶劣，毛主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根本得不到落实，所以宁愿让我到农村当知青，也坚决不准我再步他们的后尘进入文艺圈。”

　　马爱南气愤地说：“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有的人吃饱了饭无事可干，一天到晚专门编方设法地整人。”

　　何立伟说：“也不能单怪这些人，什么样的土壤就长什么样的庄稼。想想文革初期破四旧的时候，我们已经来了农村，找不到什么合适的斗争对象，还不是像疯子一样冲进一些四类分子的家和公社办公室，翻箱倒柜地寻找可以‘破’的对象?我就亲自和林场房东的孙子一道，把他家堂屋中的神龛给锯掉了。现在回想起来，如果那时我们在渝城，不知道还要干出多少疯狂的事来。整个政治气候如此，谁都想表现自己是最革命的。”

　　曾小川说：“我最担心的是，假如我们真的把与封资修有关的东西全部毁掉，人类的文明还能剩下点什么?比如历史， 如果把人类的历史全部割断或者全部否定，只剩下共产主义运动史，能行吗?历史唯物主义又怎么体现呢?所以，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列宁说的‘扬弃’，即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人类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