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这次三星堆发掘的警惕和期盼

发布时间：

2021-03-26

来源：

印象重庆网

作者：

杨永年

　　近日，媒体披露，经科学手段测试，这次三星堆遗址考古出土物的时段在商代晚期。恐怕粗心的媒体和读者会以为三星堆文明是距今 3100 年左右的一支华夏文明。或许内外的别有用心之人又要鼓燥。中国文明起始于商代，对此既要警惕，又要说个明白。

一

　　严谨的考古学家坚持有一分物证说一分话。这是正确的。但考古只是在证明历史，在证明考古点中所生成的“点性历史”。点性历史只有发展成线性历史，才是一部经得起挑剔的历史。不将三星堆文明从何而来又去哪里，形成符合学术逻辑的链接，恐怕“三星堆之谜”仍然难以破解。线性历史的建立是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共同努力。考古的完成既要有田野考古又要有社会考古。历史的叙说，既要有逻辑思维，还得有形象思维。李济先生说得好：“要预备写一部中国上古史，我们不仅需要科学家，也需要文学家。不仅要参照铁的事实，也需要若干活的想象。”

二

　　笔者在拙作《祖源记忆》书中(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以为，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是炎帝族群培植的红山文化，经过民族大迁徙，血源大混化，祖源大整合，文化大融汇，在距今 4800 年左右，先后来在古蜀上演的炎帝文化的最后辉煌。是与黄河文明并驾齐驱的长江文明的源头之一，或许是最重要的源头。

　　这次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出土，我以为会进一步证明拙作中提出的系列“猜想”。

　　炎帝族群的祖先崇拜是偶像崇拜。笔者猜想其启始是红山先民对“龙”的具像创作。那时的中国龙是“神格祖先”。在炎黄大战、炎帝族群败走四方成为四夷的时空中，“龙的传人”意识出现了。到了良渚文化期，对“蚕(蝉)从”“脱变”认知成熟了。“龙的传人”由意识升华为“文化”。到古蜀地，“龙”在坚守“纵目”这个基本造型元素的前提下，完成了从“神格化”到“人格化”的进化，产生了在中国远古史中，古蜀独有的“面具文化”。而在黄帝族群建立的黄河文明中，祖先崇拜是以“方向”“方位”为指向的，这在古籍中是有多处记载的，所以至今在中原文化中不见面具文化。

　　话长纸短，不易说清。深圳市有机构正在筹办《“龙”和“龙的传人”的新故事》展览，将用 200 余件展品去试图说得清楚一点。

炎帝族群后裔在“祖先”红山龙的护佑下进行了民族大迁徙的古蜀石刻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龙纹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面具

本次三星堆发掘出土的金面具

民间收藏的古蜀面具玉器

三

　　古蜀与中原在祭祀中，除了上述的对象不同外，在祭祀的形式和手段也各有其异。古蜀以玉器、青铜器，应该也有石器和陶器构建多种艺术形象，比如祖先的全身像和人面像;比如字纹，眼纹，牙璋上的山川，巫师持有的手势等等，表达古蜀地在社会生活中，先祖与世人的友好往来以及和谐关系，是在一种意识的亲情感召下形成的政治，或许这也是至今在三星堆出土物中未曾发现兵器的一个原因。中原的祭祀着眼于“过程“，让参与者在过程中形成行为的模范，促进统治者秩序的建树。这个过程以单一的青铜礼器呈送牺牲去贿赂神灵，甚至不惜杀人。是在物质的基础上形成意识。所以中原的“坑” 中多白骨，古蜀的“坑”中是跽坐人像，这样的跪姿跽坐，源自红山文化。不仅有考古发掘物，也有学者研究的源流过程。

上次和这次三星堆遗址发掘的跽坐姿式

民间收藏的跽坐古玉(石)雕像

　　为什么在上次的发掘和这次发掘土物中没有见到大量的玉(石)跽坐像呢?笔者猜想是因为古蜀的祭祀有着强烈的“教化”功利，这种教化是在多层面上进行的，有集中的“大祀”，还有分散的“群祀”。或许青铜大件就在三星堆这类的“大祀”中出现，玉(石)小件则散在众多的“群祀”中。所以现今在民间中有许多所谓的“三星堆玉器” 存在。笔者期待这次和今后的考古中发掘出玉(石)的跽坐人像，去解除民间收藏的心结。笔者是抱有信心的，因为红山文化始终都是在用玉器去承载去解说的。因为三星堆文明在`1929 年的初次发现时就几乎全部是玉、石器。因为 35 年前的三星堆成规模发掘，玉石和作坊也是主角之一。

四

　　我国五十年代的历史学家的研究指出，华夏先民的部落也是由两个“半部落”组成。笔者在拙作《祖源记忆》中猜想，炎帝部落也是由将祖源指向“龙”的“半部落”，和将祖源指向为“鸮鸟”的另一个“半部落”组成。所以在红山文化的考古出土中有“龙”，有“鸮”。在已验证的后来的民族迁徙线中，都有“龙”和“鸟”的作品出现。前次的三星堆发掘也是出土了多件的“龙”和“鸟”。文献讲古蜀分蚕丛、白灌、鱼凫、杜宇、开明五大时段。笔者以为“蚕丛”是将祖源指向“龙”。古籍说“蚕丛纵目王瞿上”。笔者在《祖源记忆》书中的解读是，“蚕丛”不是名词，是形容词，指出第一代蜀王是像蚕(蝉)脱一样，从纵目的红山龙重生而来。“王瞿上”是指第一个蜀王在“瞿”这个地方形成。饶宗颐先生更是从甲骨文的构成上去解读“瞿”，指出“瞿”是纵目之人。这或许是在强调在古蜀，“龙”已由“神格化”变成了“人格化”。而蚕丛后面的白灌、鱼凫、杜宇都是在将祖源指向为“鸟”。这样的指认除了有古籍、有传说，更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多件鸟纹为证。期待这次的发掘，出现更多物证。

　　基于上述，我在拙作《祖源记忆》中猜想，在古蜀除了已明确的有龙纹背景、可能是将祖源指向为“龙”的青铜大立人外，还应该有一个与鸟纹、云纹为背景，可能是将祖源指向为“鸟”的青铜大立人的存在，或许它已经出土了，只是没被认知!

　　笔者猜想，这个青铜大立人或许可以用已出土的 K2③:264 K2③:327 K2②：143 K2②：143-1 K2③：293 去构成当下正进行的三星堆遗址的六大“坑”发掘，笔者希望有更多的出土物和紧跟的学术解读去验证上述猜想。相信这样的期盼不止笔者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