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族抗战史、三

　　(三)九一八惊变，父亲投身学潮

　　父亲初中毕业后，未听从爷爷要他与哥哥在镇上开店经商的安排。1930年夏，在表兄的帮助下，到上海报名，考上了中华职业学校高级商科专业。爷爷得讯后大喜，转而大力支持父亲到上海深造。

　　父亲到校学习一年多，“九一八事变”发生，举国惊怒。9月24日，上海十万大中小学生在中国民主同盟黄炎培等社会民主力量的推动下举行罢课，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父亲从小受祖辈抗击倭寇欺凌的熏陶，怀着国恨家仇，十分积极地加入了黄炎培校长主导的抗日游行、集会及示威活动。办墙报、发传单，从上海打浦路到老西门到南京路再到北四川路，大街小巷遍布了一个爱国少年的足迹。

　　12月9日下午，年仅16岁的父亲带领中华职业学校同班同学童顺等十几人，跟着从西面过来的上海交通大学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向国民党上海市政府进发。到了市中心，与赶来声援的复旦、美专、商船等大专院校师生汇合，共计万人之众，包围了国民党市政府，向张群市长提交请愿书，要求释放“九一八事变”以来被捕的抗日爱国学生。

　　斗争坚持到10号上午，越来越多的学生和居民聚集在上海市中心，此起彼伏的口号震耳欲聋，我父亲这群中华职业学校大专班最年轻的学生嗓子都喊哑了。最终，张群请示了蒋介石，释放了前几次学潮中先后被捕的学生领袖许秀玲等人。

　　回校后，父亲以这次行动积极的同学为骨干，办起了名为“文萃”的校园小报，主要报道抗日新闻、点评时事、刊登抗日学生来稿。买钢板、蜡纸、油印机、油墨、纸张，全是我父亲一人出资。我父亲则将这一切费用，都对爷爷说是学杂伙食费，统统报销了。

　　1931年底，国民政府吸取“九一八事变”期间不与日本直接交涉、只依赖国际联盟而造成时局被动的教训，一面安抚爱国民众，释放激进师生，一面抵抗日本挑衅，作好备战和直接对日谈判的两手准备。

　　粤军陈铭枢手下蔡廷锴率19路军于11月奉命部署于南京至苏州上海一线，共计3万多兵力。紧靠上海吴淞昆山一带驻军的是区寿年第78师，1万多人。但从当年10月起，非蒋嫡系部队的19路军官兵就未领到国民政府的分文军饷。上海爱国报刊将此消息一披露，民众掀起了募捐募衣支援19路军进驻上海周边的风潮。

　　我父亲在校方的鼓动下，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募捐活动，出主意、想办法，主动到老西门、南京路、百乐门等上海富人经常出没的地方募捐，到小街小巷向阿婆讨要旧毛衣内衣。

　　从广东匆匆调到沪宁的南方兵大多数还穿着单衣，接到中华职业学校等上海民众送来的衣物捐款，感激不尽。19路军各师团召开感恩上海市民、坚决保卫大上海的誓师大会，官兵上下一心，士气大增。

　　淞沪抗战，母亲战地救护

　　时至1932年1月15日，国民政府终于发布紧急动员令，城市募捐出工，乡村募粮出力，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全力支援19路军作好战前军事部署。1月23日，在上海龙华召开驻沪及周边营级以上军官紧急军事会议。24日，蔡军长专程到达苏州，落实部队的后勤保障等紧要问题。

　　第二天，昆山县政府通知辖区内各乡镇大户乡绅商谈紧急要务。我爷爷是昆山县内产粮区的大户，听说是捐粮抗日打倭寇，一向爱财如命的他，一反常态，带着两个贴身家丁，一大早就坐自家的木船到了县府，认了个头捐。

　　三天后，即1932年1月28日夜11时30分，日本盐泽少将统率海军陆战队千余人在夜幕掩护下，从日租界北四川路西侧突然向中国驻军发动进攻，19路军156旅张君嵩团当即予敌猛烈还击。此时，日军以20余辆铁甲车为前导，分兵五路，从闸北各路口发动进攻，欲重演东北“九一八事变”，一举控制上海的交通要道。没有想到19路守军和张治中率领的第5军增援部队已有准备，两军在上海市内外民众的声援下斗志昂扬，调兵遣将，修筑工事，凑集各种抗战物资，已做好长期抗战的一切准备。

　　战斗打响的第二天，租界华人群情激愤，奔走相告。中华职业学校的师生也不甘落后。“政府抗战了，我们怎么办?”父亲在他的校内小报上提出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呼吁，自己以身作则，带头捐了一个月的伙食费。

　　有几个不怕死的热血少年真的跑到闸北19路驻军处，要求从军打鬼子，结果灰溜溜地回校了。当时中国军队人数数倍于日军，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伢子是部队的包袱，任何正规的作战部队都不会收留他们的。

　　在连续击败日军数次进攻后，日军三易主帅，多次增兵，死伤逾万。在这期间，上海各学校爱国师生、华人社团和市民通过市商会不断捐钱捐物。事后统计，光29日一天，就捐有现金十多万元大洋，自晨至暮，面包、牛奶、牛羊肉、布匹等不计其数……在上海军民齐心合力的坚决抵抗下，日军感到军力不足，最后在英美法意等国调停下，3月24日交战双方在上海谈判，5月5日签署《淞沪停战协定》。

　　在1.28战火从上海西漫及昆山东部时，母亲就读的昆山东门培本小学吓得关门了，母亲随曹家逃难到陆直。1932年下半年局势稍微稳定后，母亲遂到昆山南门近民小学读五年级。一路磕磕碰碰，母亲靠着自己的勤奋和天资，用一两年的时间完成了小学的学业。

　　1934年元月，22岁的母亲和比她小3岁的父亲顺利完婚。父亲是遵照父命从上海中华职业学校赶回老家参加了隆重的婚礼，母亲算是了结了外公的临终遗愿。

　　母亲在婚前就给爷爷和父亲提出了婚后要继续念书的要求，爷爷满口答应。好容易盼到春季开学了，嫁到施家大院的母亲拉着天天在一起做女红的施家姐姐去找爷爷说情，爷爷的口气却变了。施家姐姐一看到老爷子脸色不对，吓得不敢吱声了。

　　母亲回到娘家，向几个亲哥姐诉苦，竟然没有一个帮她说话。母亲只好悻悻而回，耳边回响着哥嫂姐夫的规劝声：“好不容易嫁到大户人家，不要不识相啦!”“侬嫁到施家不缺吃少穿，念什么书呀?没事体侬白相勿会呀!”“侬回来下田挑担，阿拉家要戳霉头的。”

　　想到早逝的娘，回忆起父亲临终时那期盼的眼神，无依无靠的母亲只好含着委屈的泪水回到了施家大院。天天陪着施家姐姐做女红喂鸡养蚕照料侄儿们，这一待又荒废了一年半。

　　1935年夏天，父亲在上海中华职业学校五年制高级商科毕业，顺利地在上海滩找到了像模像样的工作。母亲在蓬朗镇终于呆不住了，不管施家出不出学杂费，自己怀揣多年积蓄的私房钱，只身来到大上海，到同乡开办的中国中学学习，准备将来也在上海租界找个合适工作。

　　抗战期间，大量外地有钱人家迁入上海租界避难。1935年9月中国中学开学时，学生猛增，原有校舍不够用，遂租用西爱咸斯路386号(现徐家汇永嘉路388号)慈善家黄涵之先生的寓所，作为校舍。

　　中国中学是一所有着光荣爱国传统的名校。当时，顾祝同的一个女儿也在这里读书，她和母亲编在一个女生宿舍。开学没几天，顾同学以她婆婆做寿的名义送给全宿舍每人两只精致的洋瓷碗。她还邀约母亲几个女生去看禁鸦片烟和防毒气的幻灯片，其间谈起第一次淞沪抗战，顾同学情绪激动，历数日寇斑斑劣迹。母亲第一次听到如此近距离的抗日演讲和言传身教，受益匪浅。

　　转眼1937年初夏，母亲中学毕业了。以后做什么?对于女孩来说，最实际最爱国的专业就是支持军人战斗到底的医护专业。母亲上医大文凭不够，志愿调整为学护士。但是当年来租界求职的学生也达到了高潮，找来找去，最终在同学的引荐下，报名考入了不甚理想的人和高级助产职业学校。

　　该校初创于1917年，原校名为人和产科学院，后迁到现校址霞飞路，紧邻人和医院，便于学生实习。母亲入学后，紧锣密鼓地进入了半工半读的状态。上学就是上班，护士长示范打针、换药、铺床、送饭、抱婴儿到产妇处吃奶。因为人手不够，经常一次要抱两个婴儿一口气爬到四楼。

　　父亲在中华职业学校高级会计专业毕业，会计和英语两个他最喜欢的专业都能派上用场，他满心欢喜。踌躇满志走上工作岗位后，专心跟老会计学专业业务，跟襄理学交际应酬。因学习努力工作出色，当年底，月薪由16银元(膳宿内外制服全包)加至21银元，年终双薪及分红奖金达百枚银元。经理鼓励他，只要好好干，今后每年还要评级晋升。父亲决定安心工作，全心全意为公司出力。但好景不长，两年后，日本鬼子又找上门来了。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开始大规模入侵中国。离日本本土海路最近的大上海成为日军重点进攻的战略目标。8月13日，日军再度入侵，淞沪抗战烽火再起。

　　母亲所在的人和助产学校邻近的人和医院，伤员越来越多，最终人满为患，就把较轻的伤员安排到了人和助产学校。护士长看我母亲比较能干，就指派我母亲带领一批新来的年轻护士，专门给总医院转来的轻伤员作一般救护处理。说是轻伤员，除了不需要动手术抢救的外，什么伤员都有：眼睛打瞎了，耳朵炸缺了，手脚指头打少几个，都是不需要手术的，都属于轻伤范围。

　　我母亲这批20多岁的年轻护士，怀着极大的同情心，紧张地跑来跑去。先清除战地的临时包扎物，然后擦拭伤员头脸四肢的斑斑血迹，紧接着消毒、上药、包扎。从头到尾伴随着伤员的呻吟声、叫骂声和不知是小护士还是小战士的抽泣声……很快，一天就过去了。天一黑，又是一辆租界的英美汽车从前线转运一整车伤员来了。刚刚拿到嘴边的面包，母亲三吞两咽下肚，又带着自己那批小护士，搀扶着新来的伤员，进入新一轮的护理。

　　我母亲本来想着，两口子在上海租界都找到工作后，可以过上正常家庭的和平生活。那知道，这日寇强盗成性，侵华战争越打越大，跟着伤员们南腔北调的叫骂声，母亲情不自禁地附和着。战争在持续，伤亡不断增大，人们对战争前景感到担忧。

　　9月22日传来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全国各党各派各族人民空前大团结一致抗日的局面终于形成!

　　上海军民欢欣鼓舞。我父亲在南京路第一时间得知消息后，手拿刊登国共合作宣言的“中央日报号外”和9月份的《群众周刊》，匆匆叫辆黄包车，即刻来到人和助产学校给母亲报喜。

　　《群众周刊》刊登了上海市各界救亡协会的一则贺电：“贵军受命抗敌，立奏奇功，挽西线垂危之局，破日寇方长之焰，捷报传来，万众欢腾。”

　　不久，中共中央南方局妇女部长蔡畅，在南京路举办有关保障妇女权益积极参加抗战的集会演讲。蔡畅自报家门，深入浅出，拉家常式的演讲风格，深深地吸引着我母亲和一同前来参加集会的护士姐妹们。五十年后，母亲和媳妇谈起保障妇女权益的问题，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那能把话说到妇女心中深处的和蔼可亲的留法回国共产主义战士蔡畅。

　　回到护士学校，大家都兴奋无比，似乎看到了抗战胜利的那一天，看到了妇女挣脱三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彻底翻身得解放的那一天!

　　9月底，淞沪会战进入胶着状态，上海战区实际指挥作战的是陈诚、顾祝同、张治中等将领。蒋总司令调集嫡系王牌部队云集上海市区及周边，原本准备集中精锐部队把日军赶出上海地区，确保首都南京的安全。没想到日军利用海军优势，在强大的炮火和空中飞机的掩护下登陆的部队越来越多，日军已增强至近6个完整师团，无论炮火掩护、空中支持或作战技巧和配合(最为关键)均占绝对优势。而我方伤亡越来越大，整个上海市区的医院根本容纳不下这20多万的伤员，轻重伤员都到了流落街头的境地，兵怨兵乱一触即发。

　　在危难之际，宋美龄、宋霭龄和宋庆龄三姐妹亲临上海，全力支持“上海妇慰分会”，积极动员组织上海市内各大小医院均投入到支援抗战前线的救护工作中去。家庭妇女、女学生和女童子军经过短时培训走上了火线，她们抬伤兵、缠绷带、缝衣服、看护伤员，还帮伤员们写信，她们都是战场上不可缺少的人。

　　而市内大小医院以妇女为主的护士队伍则成为了救护队伍的主力。已经25岁的母亲自然成为了护士救援队的带头大姐，指导新加入救护队伍的家庭妇女、女学生，一个护士要带四五个新手。人和助产学校护士和新手在母亲带动下，肩背救护箱走上街头，接手一批又一批从前线送到租界来的伤员。母亲和参与救护的护士们的头帽及服装全湿透了，但听到伤兵撕人心肺的痛苦叫喊声、呻吟声，这一切不适全抛到九霄云外。天黑尽了，肚子饿了，就坐在街沿，就近拿上童子军沿街送来的面包牛奶充饥;实在太疲倦困乏了，就地蜷曲在街沿屋檐下小睡片刻。

　　母亲从小在家乡种田吃大米饭习惯了，长久吃面包牛奶真是个难事。面包咽不下多少，牛奶喝多了又要拉肚子。就这样，在半饥半饱中，不分白天黑夜硬生生撑了近三个月。父亲从南京路过来探望，发现母亲瘦了许多，立即租了个亭子间，自己给母亲送菜饭来后才回去上班。

　　10月，上海战区只得调整部署转攻为守，伤病员一律转送到上海外围，向西撤离。我母亲这些护士们顿时感觉到身上的担子轻松了不少。但心情却是异常焦虑，中国向何处去?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此时都感到特别压抑。

　　10月20日，中国军队在蕴藻浜前线与刚登陆的日军进行激烈的决战。隆隆的炮声中，宋庆龄来到美商RCA广播电台用英语发表演说，她的声音传到了美利坚的千家万户：

　　“中国已发动抗战，抗拒惨无人道的侵略者。我们的非战斗员惨遭屠杀，对这种不仅威胁世界文明的公敌，谁还能保持消极态度?所谓日本开明的首相，竟说‘日本的唯一方法是鞭挞中国，使之屈膝，使不再有战斗的精神’。日本其他外交家也诡辩着，他们所要求的只是中国应充分了解他们的‘合作’建议，抗日思想应排除尽净。他们的野蛮行为应该由我们解释为奉天承命的神圣事迹，这是怎样荒诞的事!目前日本虽仅威胁中国，但谁能保证到了某种时候，不会从行动上危害其他民族呢?……”

　　国母宋庆龄的演说向世人揭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她用英语向世界展示中日战争的真相，争取国际干预与援助。父亲听到广播后，激动万分，想象着国际联盟出兵干预，扭转局面，为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主持公道。

　　但战场形势并没有按照父亲想象中那样发展。中日双方军队在上海英美租界外缠斗数月，英美却始终严守中立，只给参战的伤病员提供人道主义方便。

　　两军卷入血腥的巷战，争夺对城市的控制。不久，中国军队遭到日本从杭州湾金山卫大量登陆军队的侧翼攻击，日军试图包抄围歼中方88师为首的主力部队的作战意图暴露，中方现场战斗总指挥五虎上将之一的顾祝同，迅速电告南京急剧直下的现场战争形势。蒋介石无奈之下，为保存实力，命令淞沪会战部队向西撤退。顾祝同紧急调令老部下谢晋元中校团副率一个加强营，10月26日进驻以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为据点，掩护主力部队后撤。

　　部署在四行仓库周边的中国军队严阵以待

　　四行仓库是位于上海闸北区的四间银行——金城、中南、大陆、盐业共同出资建设的一座六层楼混凝土建筑仓库，是当时该地区最高最坚固的建筑物。此阵地地平面以下原是金库，战前清仓撤离，运进了大量弹药和粮食储备。苏州河南是英美公共租界，日本人不敢越界作战。

　　27日，日军进攻四行仓库第一天。午后2时，排长尹求成带领的一队中国侦察兵与约50名日军交火后，大约70名日军攻入仓库西南墙根的中国军队火力死角，中国守军便爬上楼顶向其投掷迫击炮弹及手榴弹，炸死日军7名，伤约二三十名。第一天日军进攻无果而终。

　　28日，恼羞成怒的日军豁出老本，要拔掉四行仓库这颗眼中钉。但碍于离英美租界太近，不能使用轰炸机，只有在加农炮的掩护下，频繁发动冲锋。日军敢死队突破四行仓库外围阵地后，有一小队十几个日军，潜至仓库底层，企图用成包的烈性炸药炸毁底层墙体，打开一个突破口。这里恰是一个射击死角，要是让日军炸开一个大口子，四行仓库就完了。

　　在这紧急关头，一名叫陈树生的我方敢死队员，身上捆满手榴弹，拉响导火索后从六楼跳进了这一小队日军当中。一声巨响，敢死队员陈树生与十几个日军同归而尽。后面的日军全惊呆了，吓得匆忙撤离。

　　苏州河畔，激战后满目疮痍的四行仓库

　　29日早上，我父母在南京路租用的亭子间里刚吃完早餐，一起走到街上准备分头去上班，看见人群向西藏路涌去。“啥事体啊?”父亲问过路人群。“四行仓库升起了国旗!”不知谁匆忙应了一声。只见西藏路上人越涌越多，父亲急忙拉着母亲，随着人流进入到苏州河南岸。

　　远远就看见了四行仓库楼顶上，中国的大国旗迎风高高飘扬!四周围攻的日军，一队队打着的狗皮膏药旗顿时显得那样渺小和凌乱。苏州河南岸群情激奋，万众欢呼。父母随着人群一起高呼“中国万岁!”“中华民族万岁!”

　　这一天，在苏州河南岸的大楼顶上、堤岸边，人们脱帽、挥手致意。这三万之众的声浪此起彼伏，撼动了苏州河两岸，响遍了整个英租界。日军慌忙调来一架飞机，企图居高临下，摧毁中国国旗。几次俯冲射击，遭到屋顶机枪阵地强烈反击后逃之夭夭。

　　事后得知，昨天夜晚，上海童子军战地服务团的杨慧敏，在内衣里包裹着一面大大的国旗，外穿童子军制服，泅过苏州河，给坚守在苏州河北岸四行仓库的英雄们送去了国旗。

　　11月1日，谢晋元接到最高统帅部的撤退命令后，率部退过苏州河。一向瞧不起中国军人的英国军人，在目睹了这场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四行保卫战后，对中国军人表示出了由衷的敬意与友好。英军驻上海总司令史摩莱少将亲自来到苏州河新垃圾桥边，指挥英军压制日军火力，掩护勇士们撤退。

　　四行保卫战中表现出来的志愿参加“自杀行动”的精神被蒋介石称为英勇行为的典范，号召全国抗日军队以此为楷模。南京国民政府发令：所有参加四行仓库守卫战的官佐、士兵一律晋升一级。谢晋元从中校团副升为上校团长，并授予抗日勋章一枚。

　　四行仓库战斗结束后，中国国旗仍在飘扬，过路行人和英美日士兵无不脱帽敬礼。淞沪会战，中方虽然失败并损失了国民革命军近三分之一的精锐部队，但它鼓舞了中国军民的士气，并向外界传达了中国积极抗战的决心。

　　淞沪会战是中国军队抗击侵华日军进攻上海的第二次战役。这场战役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第一场重要战役，也是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战役。前后历时3个月，日军投入9个师团和2个旅团30万余人，宣布死伤4万余人;中国军队投入75个师和9个旅75万余人，统计死伤30万人。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淞沪会战结束。母亲在这淞沪会战三个月的无规律生活中，患下了日后致命的胃溃疡(最后发展成胃癌)。

　　1938年初，母亲在上海滩的亭子间怀上了第一个孩子。为了孩子的健康，母亲舍痛辞去了她梦寐以求的护士工作，回到了山清水秀的蓬朗镇家乡疗养。又与施家姐姐(我的姑妈)朝夕相处相依为命，做女红、照顾外侄成了她们生活的全部内容和精神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