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墨：诗歌的无用之用

诗歌的无用之用

——诗集《樗是一种树》自序

■文/非墨(湖南)

　　诗歌是最没用的一种文体，追求无用之用。

　　只有极少数诗人能够靠诗歌写作养活自己，但似乎从来没哪位诗人靠写诗发大财，或一夜暴富。更加尴尬的现实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海子、顾城等一批优秀中国现代诗人的自杀，在功利和实用主义者的眼里，诗人似乎整体沦为一种社会“笑话”，身份可疑。自杀行为，是不合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诗人变成近乎一种无用之人，就像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诗人布罗茨基在1964年被苏联法庭执行的那次著名审判，因“社会寄生虫”的罪名被判服苦役5年。而中外文学史上，潦倒穷困的诗人比比皆是，数不胜数。有一次，一个从来没接触过，尚未出名的“诗人”，通过手机微信加我“好友”后，第一时间直截了当就对我说，因写诗生活困难，请求资助，着实吓了我一跳。

　　庄子在好几篇文章里反复提到几种无用的树，如栎社树、商丘大木等。在《逍遥游》里，庄子借朋友惠子的口说：“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臃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樗就是臭椿，质地低劣，不宜制成器材，大不宜作栋梁，小不宜做家具，所以能躲过刀斧的砍伐，益寿延年。庄子说：“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以八千岁为秋。”

　　非常奇怪，至今人们也无法准确定义什么是诗歌，却能够准确判断什么不是诗歌。所以对于诗歌，人们常采取排除法。但面对现代诗歌，排除法也经常碰到问题，因为人们总把以往被大众认可的“诗歌”形式来套新的文本格式，但事实是诗歌的内涵和外延不断被天才的诗歌写作者突破。当现代汉语诗歌，放弃格律、用韵、平仄、对仗等传统诗歌形式要求，这是中国诗歌史一次新尝试，或者文学革命，至今其“合法性”仍频频遭受质疑。在人类创作的所有文本中，应该说公文、说明文、政论文等文种是最有用的，也最功利，写得好不好，唯一的衡量标准就是是否最有效率地达到行文的预期目的。而文学其实大多是没有用的，它不同于应用文，虽然很多文学显得“有用”。文学就像贾宝玉，一个整日在脂粉堆里混着的无用男人，《红楼梦》第一回里提到，是女娲娘娘补天时遗弃下来最后的一块没用的石头幻化而成的东西。就像是水泊梁山108好汉排名第三的智多星吴用，名为“无用”，实则不可或缺。就像是《封神演义》被周文王起用前“倒霉蛋”姜子牙，做什么什么不成，卖什么什么血本无归。而诗歌在所有的文学体裁里，又是最没有用的一种文体，相对于小说、散文等其他文学形式更甚。但诗歌是否有无用之用?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此话并不可信。实际上很多人不读书、不读文学作品、不读诗歌，现实生活中，活得倒挺滋润、挺好，从来没有因思想和精神方面的问题想过要自杀，根本没有孔夫子说的那种吓人的后果。也许孔子的话指的是对“肉食者”的要求，对治国平天下成功人士的要求，普通民众倒不在此之列。

　　文史哲在中国春秋战国以前，似乎是不分家的，六经皆史，所以《道德经》《论语》《庄子》虽是哲学著作，但似乎是诗歌体;《左传》《国语》《战国策》虽是历史著作，但似乎是散文、小说体;《诗经》《离骚》虽是诗歌，但似乎往往被反复解读得像历史。似乎因这个传统，到《古文观止》选古文，除了诗歌，什么文体都有，甚至包括很多篇古代的公文。只是到后世，几种文体走向分化，终于分割开来，诗歌是诗歌，散文是散文，小说是小说，公文是公文。魏晋时，曹丕在《典论·论文》里惊世骇俗地提出一个影响后世中国文人极深的观点，“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曹丕这个说法，是对“三不朽”提法中的“立言”作进一步的拔高。似乎比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观点还要让人狂热，流鼻血，激人奋进。

　　记得当初我还待在湘西怀化时，年少轻狂，胸怀“大志”，第一次读到曹丕的这个论断时，也是非常吃惊，内心很是振奋，似乎好像马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似的，神灵附体，血脉偾张，狠不得立马把栏杆拍遍。司马迁的抱负有点“个人英雄主义”色彩，而曹丕的提法，着实上升为“家国情怀”，直逼北宋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雄心。但细究去，曹丕的提法仍然强调的是文学的功用性。鲁迅的作品就强调功用，特别是他的杂文，是投枪，是匕首，很有思想，很“有用”，杀敌一万，自伤三千，强调的也是文学对世界和社会的强力“介入”和“干预”，要打破铁屋子，要改造“国民性”，唤醒民众，秉承着的仍然是中国儒家“经世济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入世”的这一套文化哲学传统。“五四运动”虽然提出诸如“德先生”“赛先生”等很多西方文明的现代口号，但实质上很多方面仍然只停留在口头上，尚处于观念启蒙初始状态，打的是西方现代文明的旗子，骨子里还是在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在对抗“糟粕部分”而已。所以，有一种说法，中国现代诗歌发源不是胡适的《尝试集》，而是鲁迅的《野草》。《尝试集》骨子里仍然是中国古典士大夫穿着西装，脑后拖着一根细长的辫子，《野草》虽然没有分行，但相比于《尝试集》，更具“现代性”。我觉得，后世能够让鲁迅真正不朽的，很可能不是他的杂文，仍然还在于他的小说和散文。

　　强调文学“有用”性也可能没有错。只是后来，我多读了点书，慢慢冷静下来，发现曹丕那个提法还是有问题，文章的作用、文学的作用、诗歌的作用并没有想象那么巨大，曹丕那个说法其实只是对著书立说“想不朽”者的一种鼓励、激赏和鞭策而已，对世道人心能发挥多大作用，是很难说的。199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纽约时报》评价说：“她的诗可能拯救不了世界，但世界将因她的作品而变得不再一样。”前半句话，讲得客观，后半句话，我深表怀疑。若人们接触不到，或根本没读过辛波斯卡的诗歌，如何产生影响?文学作品作用的发挥，首先得有人去阅读，其次是传播，阅读者读进去了，才能作用于阅读的人身上和心灵。所以，不要给文学赋予太多的职能，戴太高的帽子，文学作品并不一定能改变世道人心，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要不然，古今中外如此多的传世文学名作的存在，脍炙人口的唐诗宋词如此精致，这个世界为什么仍然存在着那么多的不完美，黑暗、残酷、战争和悲剧存在的逻辑和理由也就说不通。而真正伟大的文学，似乎往往又是离经叛道的。如《金瓶梅》似乎诲淫，写了一群淫荡女人;《水浒传》似乎诲盗，称赞一群强盗;像小仲马的《茶花女》，感叹的是一个妓女的爱情;像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直接选取城市的丑恶与人性的阴暗面，告别了古典浪漫主义“美好”，开启现代主义“邪恶之门”;像曹禺的话剧《雷雨》，主题也非常可疑，我并不完全认可目前权威方的解读。这些文学仔细分析起来，若用道德的尺度，并没有多少“正能量”，并没有可以称颂的“真善美”，却很“文学”，很诗意，都是不朽的名作，成为让人困惑的“文学悖论”。颠覆传统思维和世俗逻辑似乎更接近于文学的“本质逻辑”，或者说文学有着它自身的逻辑，独立于道德、政治和世俗评判标准之外。

　　《尚书·尧典》中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庄子·天下篇》说：“诗以道志。”中国古人强调“诗言志”“文以载道”的传统，虽然对“志”“道”有些人解释为合乎礼教规范的思想，有些人针锋相对，解释成不受礼教束缚的性情，这两种观点实质上是一致的，硬币的两个面，都特别关注诗歌作品的思想性，强调文学作品的“功用性”，实质上是中国文化传统里的功利主义在中国文学评论史上的一种投影。传说孔子删诗，3000篇诗歌，删掉十分之九，剩下305篇结集成《诗经》。入选《诗经》的诗歌都是“言志”的、“有用”的，被删掉的诗歌，估计都是不“言志”的、“无用”的，或者是不能够完全符合要求的。不然，孔夫子不会强烈批评“郑声淫”，主张“放郑声”。诗言志的传统，其实是有人希望诗歌是在“言志”，并把其作为评判诗歌好坏的标准，要不然无法解释有那么多儒学大师考证出《关雎》写的是“后妃之德”，是“美刺”。很多诠释者、阅读者，希望诗歌在“言志”，很多人说中国现代汉诗“读不懂”，朦胧、晦涩，希望通过阅读“诗歌解说”“诗歌评论”来读懂诗歌。若诗歌是一种需要借助诠释、解说才能阅读的文体，那一定是诗歌走进了死胡同，没有存在的必要。宋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说：“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而古人未尝不读书、不穷理。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声称诗可以“无理”，诗应该“无理”，诗应该别具一格。

　　我常常想，很多文学形式，特别是诗歌，可能是最没用的一种文体，虽然很多诗歌写得确实很有“用处”。如抗日战争时期的“大众文学”“国防文学”，改革开放初期的“伤痕文学”“寻根文学”，都强调要“经世济用”，要为政治服务，要为时代服务，要为人民服务。按《毛诗·序》的提法：“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诗歌是关涉内心和灵魂的事情，在身体里感动兴发，发酵酝酿，说出来就是诗，没能够说出来，没能够用语言表达出来，就只是“内心的想法”，还不是诗。当诗不足以表达时，就会唱;当唱不足以表达时，就会通过跳舞的形式宣泄。就像很多现代年轻人，情绪异常波动时，无法言说，或“写下来”，就会去卡拉OK、蹦迪，到歌厅或舞厅里去“发泄”、排解情绪一样。汉族是很奇怪的民族，似乎受几千年“儒”教育的传统，都变得很含蓄了，儒家认为唱歌跳舞都是“轻佻”的事，不稳重，把唱歌的跳舞的贬低为“伎”或“戏子”，久而久之，汉族不像很多其他民族和国内少数民族，不怎么天然地能歌善舞，这方面的才能“退化了”。儒家重礼，重“官”，除了庙堂之上的雅乐，其他的“俗乐”，流行音乐，是不稳重的。我曾到四川成都谒杜甫草堂，见展厅橱柜里摆放着好多版本的《杜工部集》，“工部”是指杜甫曾出任过的最高官职，检校工部员外郎，其实只是一个幕僚和参谋类的小官，却要特别地标记出来，以示大小杜甫总还是当了官的，非一介平民，或普通书生。可见中国古代的“官本位”思想是如此根深蒂固，伟大如杜甫这样的诗人，甚至于李白，也没法挣脱这种传统和世俗观念。我曾经在酒桌上与朋友开玩笑，若按此逻辑，我死后，出全集，就取名叫《谭处长集》，听者都大笑。在中国传统文人心目中，诗人的名头并不是名头，也基本没有职业诗人、职业作家这样的说法。难怪有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是这样评说的：“几千年来，藏在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核心信仰就是当官。”古代中国只有两个阶层，一个是官僚阶层，一个是庶民阶层。范进中举的悲剧，并非科举制度的悲剧，而是中国几千来“官本位”的悲剧，科举制度只是进身之阶，一旦中举，就取得了“功名”，鲤鱼跳龙门，鸡犬升天，命运由之而变。“志”极其可能是附着在中国古典诗歌肌体上一层甜蜜的“糖衣”。

　　中国的传统“国学”是没有现代性的，用顾准的话说，科学与民主是舶来品，中国的传统思想和方化的渊源与根据，产生不出科学与民主。现代性的缘起与18世纪西方启蒙主义、资本主义起源以及工业革命密切相关，而中国的现代性发萌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一百多年来，是与中国工业化进程同步深化的，中国全面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却是改革开放四十来年的事情。现代性是以工业化的城市为背景的文化，不管是热情拥抱工业文明，还是对工业文明采取排斥、疏离、批判和否定的态度，既便是回避工业和城市，描绘田园、乡村、土地，追忆和怀念农业文明的作品，其叙述的大背景已与中国古典文学不一样了，工业化的城市成为没法躲避的背景，而使得目前语境中的文学作品都天然地具有“现代性”。因而，现代性更多时候表现为对传统农耕文明遗留下来的“辉煌成就”从各种可能的角度，用各种可能的方式进行背叛、颠覆和破坏。

　　中国古典诗词到唐宋逐步走向了巅峰，讲究格律，在用韵、平仄、对仗、字数等方面都有严格规定和要求，为什么发展出如此发达一套系统呢?这与中国方块汉字单形体、单音节性质有直接关系，促使对偶、声律美学的形成。其次，也和诗歌传统中口耳传播方式不无关系，语言通过发声系统唇齿、舌头、口腔、鼻腔、声带、咽喉、气管和肺，以及腹腔等部位的配合合作发声，然后音频振动作用于听觉系统，进行信息沟通和交流。所以语言的口感非常重要，例如白居易的《琵琶行》：“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李清照的《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些都是“口感”特别突出的例子，念起来身临其境，口齿生情，传导到耳朵，又产生非常好的“耳感”，然后由耳入心。又如《心经》《圣经》的汉译都是非常成功的案例，都非常讲究“说”“听”的效果，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其实念经、听经、到教堂做礼拜听福音都是一种“修行”。

　　诗歌对“口感”“耳感”的强调，有一种说法，是为了便于诗歌的传唱和记咏。《诗经》《楚辞》，包括唐诗和宋词，最初都是可以唱的，并有音乐配置。最初的诗歌似乎是作为一种歌词形式而存在的，歌词往往要求押韵、节奏、简单易懂。从人类发展史和考古证据来看，在语言的产生之前就已存在着音乐，而为音乐添填可以咏唱的歌词，将两者结合起来，是后来的事。而二者融合之初，诗词极其可能只是音乐的附属物，后来经文人逐步地介入，改造，升华，歌词喧宾夺主，慢慢变为主体，本末倒置起来，逐步独立出来，而音乐倒成为歌词的附属。再后来音乐与歌词彻底分割开来，歌词成为诗歌，成为一种主体“自足物”，无需配乐，仍可流传。唐诗宋词元曲的发展路径大概都是如此。

　　白话文相对于文言文，实质上已蜕化为另一种语言，虽然表面上都是用的方块汉字在书写记录。很多精美而脍炙人口的文言文精品和古典诗词，即使是名家翻译，一旦翻译成白话文，意思都对，但读去，往往味同嚼蜡。诗歌之所以“不可译”，是因为可以译的多半是诗歌中“有用”的部分，而失去的那部分，多半是“无用”的部分。可译的多半是诗歌所表达的“意义”、思想、主题等，而诗歌如韵味、节奏、诗意等等东西都莫名其妙地丧失了。这就好像刚娶了新娘，把新娘的衣服、嫁妆抬回了家，而把新娘的肉身仍然留在了娘家。所以很多世界级大诗人写的诗歌，经翻译，离开母语，在其他语言中呈现的往往是让人困惑的二流、三流作品。胡适在《白话文学史》里断言：“凡有价值的文学必是白话文学;文言文学概无价值。”他把汉以后的中国文学史，定性为文言文学与白话文学彼此争斗、彼此消长的历史，表面上是以文言文学为正宗，实际上却是白话文学不断战胜文言文学的历史。唐诗宋词最开始是可以唱的，后来逐步蜕变不用唱，却主要靠口头吟诵，最后变成书面文体，到明清，古典诗词写作基本上变成“填诗”“填词”，成为一种“死的文学”，明清时的诗词很多都是“静态”的，在书斋里“玩”出来的文字。元曲最初也是供登台歌舞表演用的台词脚本，明清小说更是要在茶坊酒肆供评书人“演义”用的脚本，都离不开口舌的传播作用。后世佶屈聱牙的诗歌和文风的出现，与印刷术的发达不无关系，人们可以通过纸上文字阅读，主要通过“眼睛”看，而非“口读”和“耳听”进行传导，绕开了“口→耳→心”的接受渠道和传播途径。可以说，胡适所说的“文言文”指的是书面用语，是直接写在纸上，主要供“眼睛”看的表述方式，而白话文是口语，文字只是将其暂时“记录于纸上”，其宗旨还是要将文字还原成语言，通过声音，交由“口耳”进行传播和感受。而鲁迅最早是用文言文写作的，后来改用白话文写作，阵痛是很强烈的，从内心、思维方式和表述习惯都进行彻底重造，可以说是生造了一个自己。

　　就白话文写作，举两个古代文学的例子。

　　如汉乐府《江南》：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

　　鱼戏莲叶间。

　　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又如南北朝的《敕勒歌》：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这两首诗，一南一北，浑然天成，朗朗上口。好像什么都没说，又好像什么都说了。一个写尽江南柔美，一个突现塞外风光。一软一硬，恰到好处。却实在没有什么“用处”，这也是诗歌的妙处和秘密。但主题突出，写得很有思想，很有内涵的诗歌，有没有?有。但好诗，是“自足”之物，写成之后，就会脱离诗人，自有生命。当被阅读时，好的诗歌就会在阅读者的身体里面一次又一次地复活和重生。

　　诗歌是困在语言牢笼中的鸟儿。我曾带孩子去北京动物园，看秃鹫，是在鹰山，很大的一个铁质框架结构，用巨网罩着，秃鹫可以在里面展翅飞翔。而老北京胡同里遛鸟的人，小小的鸟笼里，养的是八哥、画眉、金丝雀。而庄子笔下的鲲鹏，估计只有大海、天地才能容纳其自由伸展。鸟儿个体的大小，就是诗歌境界的大小。所以，语言的牢笼是否足够大，是否能装下诗歌，是否匹配，是一首诗歌成功与否的关键。若不匹配，很可能就是一首失败的诗歌、一首坏诗。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的诗歌写得最“无用”，虽然后来很多学者进行了各种“有用”的解读和诠释。陶渊明是一个奇特的存在，李白、杜甫、苏轼的诗歌，都写得比他“有用”，流传更广，粉丝更多。但陶渊明的诗歌，超越了他所在的那个时代，后世也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写诗的，所以让很多后世的诗人和诗歌评论家叹服和感慨。杜甫可学，而李白不可学，杜甫的诗歌入世，更合儒家教义，更“有用”，更容易被道德、政治和儒家学者利用，所以杜甫倍受后世推崇。中国古代诗歌从某种角度上讲，是沿着杜甫路数走下来，经宋、明、清，最后走进了死胡同。又如白居易，写了大量讽喻诗，强调诗歌的“有用”性，而真正让白居易不朽的却是他的“无用”之诗《长恨歌》《琵琶行》。

　　自序不宜写得太长，以免喧宾夺主。杂七杂八写了一些不知所云的东西。还是引用庄子在《人世间》的一段话做结尾吧：“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啰哩啰唆，絮絮叨叨，写这么多，但愿你能明白我在说什么。有些诗歌写出来是非常“有用”的，但也另外还存在一种诗歌类型，是“无用”的。而诗歌的本质，就是“无用”的，“有用”的部分其实可以通过其他文学形式表述出来，而“无用”的部分只有通过诗歌形式才能体现，这样诗歌就是好诗，可以流传百世。

　　2019年5月16日北京海淀复兴路69号

　　作者简介

　　谭风华，笔名非墨。祖籍湖南娄底涟源六亩塘镇扶珂村，生于湖南怀化通道，高级工程师，现居北京。出版有诗集《屐红高跟鞋的雨》《滤》《诗魂是碎的》《樗是一种树》，散文集《城·色》《捡拾灵魂的碎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