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枷”下乡，扎根他乡

戴“枷”下乡，无奈扎根

作者王忠一 口述罗盛棣

　　2016年五月，我随重庆南江知青联谊会组织的重访第二故乡活动，回到了当年下乡的南江县。在集体活动结束后，我与同公社的几位上世纪六十年代就下乡的老知哥知姐返回插队落户的平岗公社，去寻找自己的青春足迹，去看望当年患难与共的父老乡亲。

　　平岗公社有一位留守老知青罗盛棣大哥，是一九六四年就下乡去平岗的，比我先去八年，却永久地留守在了那里。我们去看望他，久别重逢，真有那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的感慨。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这些来自故乡的故人。在几天的接触中，了解到他经历了远比我们这些普通知青更多的艰难曲折，以及为何成为留守知青的原由。为了叙述方便，我用第一人称，把他的特殊经历记述下来：

祸从口出

　　1957年我高中毕业，那时新中国才成立不久，百废待兴，经济、文化都很落后，能读到高中毕业的人不多，已经算得上是知识分子了。当时师资紧缺，我经过两个月的师资培训，结业成绩很好，就分配到重庆二十一中当教师。二十一中就在重庆市最中心的地区——解放碑附近，那是一座在重庆有一定名气的中学，我在那里教物理和化学，虽是初出茅庐，工作还算是得心应手。那时尊师重教的传统还比较浓厚，教师的待遇比机关干部还高，生活上很顺利。

　　我的父亲原在重庆一中教务处当职员，抗战期间，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投笔从戎，当上了抗日志愿军的营长。书生当兵，根本就适应不了严酷的军旅生活，在开赴前线途中患下重病，被遣送回来，安排在重庆第一师范学校教务处继续干他的老本行。这期间，他集体加入了国民党。就因为这两件事，解放后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因为他没有其他什么问题，工作还是保留了下来。我母亲去世早，我没有兄弟姐妹，父亲娶了个带着一个儿子的女人做了我的继母，我是在一个有严父、无慈母的重组家庭里长大的，性格上也有些固执与叛逆。

　　我在学校教书两年后，为教学上的事情与校长意见不同，顶起了嘴，学校不问事情的起因，单方面地压制我，要我写检查，给校长赔礼道歉，我那时年轻气盛，自以为“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负气不去学校上课。等四十多天后我想通了，回到学校，这时学校已经在用另类的眼光在看待我了——原来学校在我离开期间被盗，没有查出是谁干的，就怀疑(更大的可能是故意嫁祸栽赃)是我对学校心怀不满搞的破坏，并且这种怀疑又不对我询问求证，让我根本就无从辩解。

　　在这种不阴不阳的气氛里地教了几个月的书后，事情就出来了。1960年4月12日，学校召开全校教职工大会，宣布了对我的处理决定：划定为“坏分子”，开除公职。我不服，申辩自己有错但没有干坏事，我回到学校恢复上课也是认识了和正在改正错误，凭什么开除我的公职，还要在政治上扣上这么大一顶帽子?得到的回答却只有四个字——“组织决定”!

　　我四处申辩，但是背着“历史反革命子女”的身份、又戴着“坏分子”帽子的人，谁也不受理我的申述。一纸决定，我就由一个中学教师变成了城市里的无业人员。

　　在万般无奈中，我回家了，父亲的斥责是严厉的，继母的脸色是难看的，家里不能呆下去了。为了生存，我四处找工作。那时正处在国民经济的困难时期——“灾荒年”，正在承受“大跃进”盲目发展造成的后果，许多单位还在“压缩”裁减人员，一些匆匆忙忙建起来的企业还倒闭了，我又是那种“双料黑”(从家庭出身到自身身份都“黑”)的人，哪个会要啊?那几年里，我打临工、下野力，到小矿山挑矿石，偶尔也在附近的学校里替几天课，在朝不保夕的状况下生活着。

无奈下乡

　　1964年6月，社会上在动员城里无业的社会青年上山下乡，街道就动员我下乡。在动员会上，除了政治上的鼓动之外，南江县来接人的工作人员更是把南江说成是一块正在兴起的风水宝地，什么山清水秀、风景如画、物产丰富;什么金铺的街、玉铺的路;什么抬头撞上桃梨李，摔跤抱到大西瓜等等，说得天花乱坠。最诱人的是：现在的社办林场是国营林场的初级阶段，以后规模扩大了就成为国营林场，就是国有企业的工人，还能拿上工资。这对在城里长大，没有见过世面，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心，又就业无门的小青年来说，是多大的诱惑啊!许多人当场就报了名。

　　我那时已经27岁，有了一些社会阅历，虽然没有完全相信那些话，但是心里也在想，不可全信，也不至于都是假的吧?何况自己在城里已经找不到一块立足之地，去农场闯一闯或许是条出路，农村缺少知识文化，一定会有我的用武之地，我也报了名。我就戴着政治“枷锁”下乡了。

　　当月的29日，我们这批报名下乡的几十个社会青年就背着行李出发了。我们那一批重庆去南江的社会青年有二三百人，我是其中年龄最大的几个之一，最小的还不到十四岁，有的同伴因家庭贫困，还是连学校的门都没有进过的文盲。在县里集中后，就把我们往各个农场、林场分，我和北碚区去的十几个同伴分到了平岗公社的社办林场。

　　平岗，有平其名，却无平实，仍然是在重峦叠嶂的山区，是一个很偏远的公社，公社机关所在地离最近的公路有四十里，我们的林场还在更远更高的山上。

　　汽车把我们送到下车地点后，剩下的路就是靠我们自己走了。背着沉重的行李，我们沿着坎坷的山路向林场一步步走去。走啊，走啊，好不容易才翻过一座山，喘息间往前一望，耸立在前面的山更高，那么大的山不要说没有走过，就是见，也只是在电影里才见过，心里不由得一阵阵地打簌。在崎岖的山道上跋涉，腿越走越软，坡却是越走越陡，越走越荒凉，背上的行李好像也越来越重，更要命的是肚子越走越饿。仅仅是走路，就成了我们下乡以来的第一个下马威，年纪小的同伴开始哭了起来。上当了!一股寒意禁不住一阵阵地袭上我心头。

　　走到半路，遇到公社派来接我们的一些社员，替我们背了一部分行李，不然，当天我们是无论如何也走不到那个已经接近山顶的林场。

从林场望远山

　　到了林场一看，心里更凉了：茂密得有些阴森的森林边上，立着一座孤零零的土墙房，这就是我们的宿舍兼伙房。人多住不下，女孩子就住楼下，床是用木棒和竹子搭起来的连二铺。男孩子就住在阁杂物的楼上，那楼没有楼梯，搭上手扒梯才能爬上去，睡的地方是在楼板上垫着谷草的地铺。

　　房前有一片薄田瘦土，这是我们的口粮田和菜蔬地。从我们的驻地到有人耕作和居住的地方之间，有好几里路的距离，那是一片长满了荒草杂树的山坡，这片荒山坡就是我们要去开垦出来才能建成的林场，也是野兽从森林里跑出来觅食的活动区域，我们后来喂的十几只羊全被豺狗隔三差五地吃掉了。

　　一帮小弟弟小妹妹看着这简陋的房子和荒凉的山坡，哭爹叫娘地嚷着要回家。晚了，晚了!此时木已成舟，悔之晚矣。别人还可以哭闹着发泄排解一下，我却连发牢骚的资格都没有，除了在心里暗暗地叫苦以外，只能听天由命地在这里安身立命了。

苦熬苦撑

　　我们在林场的那段时间，当地政府按每人每月三十五斤粮、八块钱补贴我们，这八块钱把口粮和油盐一买，仅仅只剩下两三块钱来对付日常生活的开销。才去的那段时间种下的菜一时长不起来，我们连菜都没有吃的，采到了野菜就吃野菜，没有野菜就在米汤里洒把盐下饭。每天干的是开荒、种地、砍树、刨树疙蔸、挖坑种树等繁重的劳动，体力消耗特别大，那点口粮哪里够啊!累，还能够咬紧牙关坚持，饿，就非常难受了，常常是吃了饭去出工，才走到作业地点，肚子就开始咕咕叫了。在林场的那几年，腹中饥饿的感觉一直象影子般地伴随着我们，偶尔打一顿牙祭，吃一顿饱饭，都有一种美妙得恍然如仙的感觉，人对生活的追求向往，已经在严酷的现实中不知不觉里降到了这么低的程度。

　　我父亲是老教育工作者，他的工资是比较高的，他信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的信条，又有继母从中作梗，在我下乡以后，除了来信叫我好好劳动、认真改造之外，没有给过我任何物质上的资助，我能做到的只能是咬紧牙关、苦熬苦撑了。

　　我们的场长和指导员是公社抽调来的生产队干部。指导员是一个没有文化，记忆力却特好，虽然开会不会作记录，却能一件不拉地贯彻执行，是一个吃苦耐劳，办事认真，阶级斗争观念很强的农村基层干部，对其他知青还是很关心的，尽其所能地照顾他们，而对我这个“双料黑”的人，就是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了，哪怕我说了一句不经意的话，做错一点不起眼的小事都要受到训斥，念我的“紧箍咒”。

　　一次，县里举办了一期果树嫁接培训班，场里说我的文化高一点，就叫我去参加了。培训结束回到场里，我随口说了一句“这次到县里学习，过了几天的学生生活”。指导员听见了，就在晚上的学习会上厉声地批评道：“有人不好好地改造，还在怀念城市，还在怀念学生生活”。

　　在那个动辄得咎的环境里，为了避免被抓辫子、挨棍子，我只能夹起尾巴做人，小心翼翼说话行事，多干活，少说话，更不与人争论，身边发生的事情，虽然有自己的看法，也只能闷在肚子里，年轻时争强好胜的冲动性格，早已被严酷的现实打磨得无影无踪了。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许多农场知青开始外出造反，参加武斗，批斗县、区、社干部，特别是各级分管知青的干部，还外出串联，上京告状，要求解决知青的待遇与出路问题，有的知青还来个破釜沉舟，把自己的林场给砸得稀烂，企图让当地政府不能再把知青安排回林场，放知青回家。

　　我和一些家庭出生不好的知青是没有资格去造反的，只能老老实实地呆在林场里劳动。有的同伴趁着管理松弛的机会就跑回重庆探家了。我也想家乡，想父亲，但是我不敢走——我怕在动乱期间离场会引起别人猜疑，说我是跑出去造反搞武斗，招来是非给自己惹麻烦，每天照旧出工，一天也没有离开林场。

　　一九六八年五月，社办林场农场维持不下去了，就一风吹地撤销，场里的知青全部分下本公社的生产队，完全与农民一样挣工分、分口粮。我分到了一大队一队。

　　下到生产队后，对我们的管理就比林场宽松多了——农民对阶级斗争是不感兴趣的，他们最关心的事情是怎样才能吃饱肚子，判断人的好坏就是最传统朴素的善恶标准，我认认真真地劳动，不干坏事，就没有谁来挑我的毛病。此时社会上的造反和武斗也平息了一些，我安顿下来熟悉环境后，就收拾了一点乡土特产回重庆看父亲，下乡四年来，我还没有回过家。

晴空霹雳

　　经过几天的辗转，一路憧憬着见到父亲的喜悦和游子归乡的温馨，回到了在重庆第一师范学校里的家门。

　　当我推开曾经再也熟悉不过、梦里出现了千百次的那扇门，屋里一个陌生人带着奇异的眼神问我：“你找谁?”。

　　“这是我的家呀”我惊异地回答。

　　“哦，你家已经搬走了，我们才搬来没几天”。

　　我顿时就懵了：满腹疑问地想：“这么大的事情父亲怎么不来信告诉我啊”?我转身去问过去的邻居，邻居一脸凝重、压低声音告诉我：我父亲熬不过那没完没了的检查、交待和批斗，在二十几天前上吊自杀，几天后继母他们就悄悄地搬走了!

　　我顿时犹如巨雷击顶，脑袋里一声轰响，人像被推下了万丈深渊，心一个劲地往下沉，两眼一黑，就晕了过去。

　　邻居用水把我灌醒，把摊在地上的我扶到梯坎上坐下。

　　我头脑里时而象棍棒敲打般的剧痛，时而就是一片空白，此时，我真是欲哭无泪，连寻死的心肠都有了。我家亲戚本来就不多，父亲成为“历史反革命”后就断绝了来往，我已经是举目无亲、走投无路了!

　　不知坐了多久，才恢复了一点神智。问邻居继母他们搬到哪里去了?邻居也不知道，只是提醒我去派出所打听。

　　我拖着象灌了铅一样沉重的双腿，一步一挨地找到当地的派出所，问到了继母户口迁去的派出所，又东问西访地找到那个派出所问到了继母的住址，才找到了继母的家。

　　一进继母的家门，她那张板起的脸冷得像结了霜，三言两语就把父亲自杀前后的事情交待完了，并且特别强调：我们之间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以后不要去找她，免得她和她儿子受到牵连，至于家里的财产，已经被抄家抄光了，没有什么可分给我的，叫我马上离开。

　　对于继母的话，有几分是真，几分是假，我根本就无从分辨，更无法争论，我问清了父亲骨灰的存放地点后，离开了那个不属于自己的家。

　　在火葬场的骨灰存放室，我找到了父亲的骨灰盒。我把父亲的骨灰抱到室外的祭拜台上，向父亲行最后的跪拜礼。人一跪下去，压抑在心底的悲伤和忧愁突然像喷泉一样迸发出来，我完全失控地跪在地上放声痛哭起来。我哭父亲忍心地抛下我自顾自地走了，让我成了无家可归、为世所弃的孤儿，让我失去了最后的一丝亲情与希望：我哭自己为什么瞻前顾后地不早一点回来，没有见到父亲最后一面，如果自己能够提前一个月回来看看他，也许会给父亲最后一点活下去的勇气和希望……直哭得眼枯喉干，心如刀绞，再也哭不出来了，我才不得不爬起来，踉踉跄跄地向回南江的车站走去。

　　回来的那一路，我万念俱灰，一片茫然，是怎么回到生产队的，我都不清楚了，唯一清楚的是：如果我还想活在这个世上，以后的路，我只能是一个人孤独无助地走下去。

绝地发奋

　　我回到生产队，就过起了和一个普通农村光棍汉一模一样的日子，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地里出了什么锅里就煮什么，收成好的年份就吃饱点，收成差的年份就吃省点，肚子饿了自煮自吃，衣服脏了破了自洗自补，每天晚上，都在叹息中睡去，每个早上，又从梦魇里醒来。我尽量不与外界接触和交往，除了三两个月到代销点去买一次盐巴、煤油这类生活必需品之外，场都不去赶，不闻不问与自己无关的事情，连公社难得召开一次的知青会我都不去，反正招工招生的好事与我绝了缘，免得去触动屡受打击的神经，免得已是伤痕累累的心灵再添新伤，我心灵的破茅屋再也经不起风吹雨打了。

　　我象蚕虫做茧般地把自己封闭起来，听天由命、心灰意冷地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连一些好心人劝我就在农村随便找个姑娘成个家，结束这种孤苦伶仃的光棍日子，我也一概谢绝。一个与我一起同去林场、后来又安排在一个大队的知青妹妹主动接近我，我虽然也心有所动，一想到自己不仅不能给她起码的幸福，还会危及和伤害到无辜的她，也对她礼而远之，保持着距离。

　　就这样浑浑噩噩地过了好几年，心里的创伤被时间老头填补得稍微平复了一点，我开始考虑自己应该做点什么了，虽然回重庆、上讲台的那样的好事我是想都不会去想，但是我总是有一点知识的人，应该运用知识来改善自己的境遇，总不能如此这般地老死终身。靠别人给自己提供机会，门都没有，我就从自己做得了主的事情做起。

　　我试着按照技术资料搞发酵饲料来喂自己养的猪。因为我有一定的化学知识，一搞就成，我养的猪，比农民用传统方法喂的猪长得快，还不用燃料，这在我们那个缺柴烧的地方是很有价值的。我试制的5406菌肥做自留地的洋芋、红苕肥料，产量也比别人高出一大截。这两项技术的运用，效果明显，但是农民思想保守，虽然看在眼里，却嫌麻烦难学，还怀疑用这些技术种养出来的东西品质不好，学着我搞的人没几个。

　　我又说服队上让我试验培育水稻良种，得到同意。哪知头年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良种，在第二年育秧时因队里不重视，疏于管理，被雀鸟吃了个精光。生产队的领导没有远见，嫌育种费时费工，取消了良种试验，这让我已经积累了许多经验的试验夭折了。

　　虽然我采用的技术没有得到推广，但是引起了社队干部对我的关注，对我的看法比原来好了很多。县农科委的植保站在我公社建立植保观察点时，公社就把这个点建在我生产队，让我负责。我非常珍惜这个难得机会，严格地按照资料上的技术标准进行操作管理，在黑光灯诱捕害虫、植物病虫害预报与防治、水稻的宽窄行栽培技术推广等方面取得了成果，被县农科委定为永久性观测实验点，我也被评为优秀植保员。后来在县农科委招收专职农技员时，我这个多次得到表彰的业余植保员却不能入选，只能继续业余下去。

　　公社中心小学和大队村小的老师缺人时，也叫我去顶顶课，一旦有人了，我又无条件地回队去扛锄头挣工分。我的教学效果，是得到学校和学生家长肯定的，我大队的干部要求公社就让我负责大队村小的教学，让他们的孩子能够多学到一点知识。公社书记听完后叹了一口气就表示，事关阶级路线的大是大非，他爱莫能助。在一些仅仅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都能够当身份固定的民办教师的情况下，我只能是学校一个召之即来，挥之则去的听用。这能怪公社和学校的领导吗?我的“双料黑”身份，谁不怕受牵连、背处分、掉纱帽?哪个敢任用啊!

摘“帽”解“枷”

　　1976年底，倒行逆施的四人帮倒了台，“文化大革命”也宣布结束，政治环境逐渐宽松了，我头上的“紧箍咒”与脖子上的“枷锁”的禁锢也放松了许多。1977年，我当上了民办教师，从此，我可以专心致志的搞教学了。

　　当上民办教师后，生活稳定了，精神负担减轻了，多年孤苦伶仃的光棍生活已让我感到心力交瘁、疲惫不堪——这本来就是自己出于无奈的选择，就在别人的撮合下，与一个拖着一个女儿、年龄与自己差不多的邻队丧偶农妇成了家。第二年，有了儿子。我终于过上了一个正常人的生活。这时候，我已经是四十出头的人了。

　　1978年，我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通过了民办转公办教师的资格考试，成为了正式教师。

　　随着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越来越多与我和我父亲遭遇相同的人平了反，我看到了希望，就开始写申述材料，替自己，也替父亲伸冤，让自己的后代有一个清白之身。由于这些年的变故与颠沛流离，我手里已经没有多少可以作为证据的东西了，只能凭着记忆，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写出来。1981年，我利用放暑假的时间，到重庆市教育局上访，递交了申述材料。

　　1983年，重庆市教育局来了两个工作人员到平岗小学，把校领导和公社分管教育的领导与我请到一起，宣布了给我和我父亲的平反决定。当时，我真有一种紧箍帽摘掉，枷锁解脱、压在心里的大石头搬开的那种感觉，几十年来，一直把喜怒哀乐都牢牢地压在心底不敢表露的我，一时间百感交集，眼泪止不住一串串地流了出来。

　　工作人员询问我还有什么要求，我回答：此时我工作已解决，家也安下了，再无其他要求，能够还我清白之身，足矣!工作人员给了我三百元，说是慰问金，我也没有计较。父亲的生命、我所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岂是可以用经济补偿的啊!

异乡生根

　　我就这样在平岗这块土地上扎下了根。平岗是个偏僻的山乡，教学水平高的老师大多另谋高就，去了条件好的学校，有关系的老师也纷纷调离，教师队伍很不稳定，我这个外乡人反倒成了学校里雷都打不走的教学骨干。这些年来，我教过的学生有不少从政当官的，有在大学当教授的，有经商致富的，当然，最多的还是外出谋生的打工族。一些学生回平岗探亲时，也来看望我。1997年，我年满六十岁，退休了，学校缺老师时，也请去顶顶课。

　　老伴带来的女儿成年后远嫁新疆克拉玛依，在那里有她家的牧场和庄园，每年有几十万的收入，发展得很好，每隔三两年，都要接我们去玩，还经常寄钱寄物回来尽孝。对于女儿，我们是完全不用操心的。

　　我最有愧的是对不起儿子。儿子读书时学习成绩很好，就是在高中毕业考大学时，适逢农村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搞得最厉害的时候，连外出务工的民工寄回家的钱都被政府截留下来搞集资、抵摊派了，我们教师有半年没有发工资，家里的积蓄全都用光了(那时女儿还是仅能维持自己生存的打工妹，无力资助家里)，再也拿不出钱来让儿子去完成最后一搏，让他失去了读大学的机会，儿子只好去做打工仔。现在儿子已经成了家，有了两个孙子。我与老伴现在能做的就是替儿子把孙子照顾好，让他小两口放心地在外面打工谋发展，算是对儿子的一点弥补。

　　我的这些经历完全可以写出一本书来。我真心的希望，我们的后代再也不会去经历我们这一辈人的艰难曲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