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的今天丨洋人造反派李敦白被关入秦城监狱

 

　　作者：张永，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副教授，文史学者。

　　

 

年轻时的李敦白

　　原题：文革“风潮”中的洋人李敦白

　　题要：一个美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却卷入了狂飙突进的“文革”风潮，甚至一度成为单位造反派领袖。这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如何经历群众运动的狂喜和幻灭，又如何反思?

　　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已有一百多年历史，未来二十年或许是中国现代民主建设最关键的时期。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我们应从历史中汲取宝贵的经验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一百多年中，全国规模的“民主尝试”有两次，一次是辛亥革命后民初议会政党政治，另一次是“文革”初期的群众造反运动。这两次尝试有很大的不同，但都失败得很惨。民初议会政党政治实际上只是少数精英知识分子、上层政客、军人的游戏，并没有广泛的群众参与，只带来了军阀混战;“文革”初期的群众造反运动确实有广泛的群众参与，其失败除了高层的因素外，群众本身在民主理念、行为习惯和综合素质上的不足或许是更重要的原因。

　　我常常惊异于为何在像北大、清华这样的中国最高学府，“文革”中兴起的各群众组织也不能通过民主选举的文明方式建立秩序，而是选择以惨烈的武斗解决分歧，而且即使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劝阻下，武斗也始终难以平息，最后靠高层派军宣队、工宣队强行进驻缴械才解决问题。

　　

 

毛泽东主席为李敦白的“红宝书”签名

　　李敦白是一个美国人，从小就建立起基本的自由民主理念，同时他又非常深入地参加了“文革”，甚至成为单位造反派的领袖，在“文革”初期北京造反派中很有影响。所以，他对“文革”中群众民主尝试的观察相当深刻犀利，对于关心民主建设的中国人来说，这是相当珍贵的历史记录。

　　李敦白出身富裕家庭，是一个单纯、富于同情心的美国左翼青年，参加过美国共产党。他在二战期间参军，因学过中文被派到中国战区，对中国革命发生了兴趣。退伍后，李在宋庆龄、周恩来的帮助下到了延安，决心投身中国革命，并且由李先念、王震做介绍人，经中央五大书记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主要担任中共对外宣传广播的英文翻译工作。

　　但是，在革命接近胜利的1949年，受斯大林炮制的斯特朗间谍案牵连，李敦白遭到6年多的单独监禁，直到斯大林去世两年后才平反释放。这样惨痛的冤屈并没有摧毁李敦白对中国革命的信心，他没有选择回美国，而是决定留下来参加新中国建设。

　　李敦白也因此获得了中共的信任，受到很高礼遇，担任广播事业局高级外国专家，负责对外英文广播稿的把关，月工资高达600元，是普通中国职工的10～15倍，超过了国家主席毛泽东。这使他过上了优裕的生活，有大笔的余钱购买许多昂贵的明式红木家具。毛泽东曾两次当面向他道歉，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他的生活也未受影响，还被吸收进《毛泽东选集》英文翻译工作组。

　　

 

上世纪40年代，李敦白和毛泽东

　　接下来，他见证了“文革”初期的群众民主，并热情深入地参与其中，以其独特的视角，为我们留下了富于启发性的观察和思考。(下文引用的材料均出自李敦白、阿曼达·贝内特著，丁薇译《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对优裕生活的自责，对官僚等级制度的失望

　　李敦白是一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相对于普通的中国人，非常优越的生活并没有让他感觉自在，他拥有的级别反而让他觉得违背了共产主义理想。有一天在报纸上读到焦裕禄的故事，他受到极大的心理冲击。

　　他写道：“这位名叫焦裕禄的书记，简直就是我理想中的完美榜样，也符合党一贯的要求。他不只坐在办公室里，而是每天走在泥泞的乡村小路，听取农民的倾诉，询问他们的状况……读完报道时，我发觉自己已经泪流满面。这才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表现，这才是为人民服务。” “我不禁悲从中来。突然间，自己过去几年的生活露出自私和腐败的面目。我低头看看自己的便便大腹，这就是过去几年养尊处优的结果。”

　　“我们这群人有特别的住房，特别的伙食，还有专车……我痛恨自私自利的官僚，但是自己其实也成了脑满肠肥的一员，我感到深深的后悔和自责。”

　　

 

李敦白一家

　　“难道就这样下去吗?从大学时代到现在，26年过去了，我一直自认是马克思主义信徒，一个愿为人民服务的人。难道我愿意晚节不保，让自己蜕变为资产阶级特权分子?我没能信守自己为革命奋斗的理想。我一向鄙视伪君子和骗子，可如今只怕自己也要落到那步境地。”“第二天，我就搬出了独立的办公室。”

　　但是，官僚等级体制已经形成，李敦白想凭借个人理想摆脱制度的行为遇到了重重阻力。他写道：“我的部分转变也令某些人不高兴。例如当我向上级要求工资降低一半时，就遭到坚决反对，最后我只得说，我会在银行开个账户，把一半工资存到这个用假名开立的账户中。我也避免坐专车，改骑自行车往返友谊饭店。于是一个安全部的领导特地来劝说我不要这样做。”“当我决定恢复定期体力劳动，去单位对面的地铁工地挖土时，党组织也发话了。‘让我们的外国专家到工地劳动，对我们而言是个安全问题。’……”

　　“我的下一步行动更厉害。我把家里漂亮的古董家具捐了出去……对我而言，将这些古董留在自己身边欣赏，跟那些花钱雕刻它们并留在家里欣赏的富贵人家一样腐败。”

　　“文革”初期：自由、解放的狂喜

　　1966年初夏，李敦白和一些外国友人重访延安。在延安的小旅馆里，他们收听到了北京台的广播，广播带着一种久违的狂热激情：“一个国家的腐败是从内部开始的，党内有修正主义分子，在镇压、控制人民，领我们走上错误的道路，甚至还攻击毛主席本人。不能让这种事在中国发生!……想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不要听信任何相冲突的命令!造反有理!这些话语仿佛电流击穿身心。”

　　

 

1964年1月18日，毛泽东会见爱泼斯坦(左二)、斯特朗(右一)、李敦白(左一)

　　“我激动地将这篇报道逐句翻译给其他外国人。刹那间，我觉得我又找回了自己。党曾经束缚了我，现在却解放了我。我可以挣脱以往困扰我的束缚，用自己的判断，为自己认为正确的事业奋斗。”

　　李敦白回到北京后，立刻狂热地投身于他期盼已久的“文革”。此时，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已经被打倒。虽然李敦白相信梅益是好人，两人的私交也很好，但他“准备好了站在党和群众的立场评判梅益”，不受“个人交情的影响”。

　　李敦白不仅在批斗会上发言对梅益进行了揭发，还贴大字报发动对自己的批判。当时大家都很兴奋，有个翻译高兴地说，“和以前的运动完全不一样。大家可以对任何一个人写下批评，他们也可以争辩政治体系和理论。人人都参与，个个受教育。”

　　当时有通知，不得批判外国专家。李敦白想：“如果没有人批评我，我就该自我批评。我……邀了几个人帮忙，一起将新闻纸粘起来，然后我用‘鸡飞狗爬’的书法写下自我批评。‘李敦白必须革除资产阶级优越感’，我写下标题，然后列出我的缺点……”李敦白贴自己大字报的行动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一时间成了单位的风云人物。

　　在机密档案室里，李敦白读到了1966年5月18日中央政治局与“文革小组”联席会议的记录，其中林彪的演讲像电流击中了他。林彪说：“这场革命，是针对上次革命的再革命。1949年，我们获得了军事上的成功，但并没有发动千百万的群众起来解放自己。我们从旧政权中接收了大部分的政府官员，让他们继续在原岗位工作。我们还没有机会彻底解决旧观念和旧文化。”“现在我们必须要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同时立四新。”“这场斗争……是一场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斗争。”

　　

 

红色鲁滨逊 李敦白

　　或许李敦白又想起了他在美国从事政治活动的情形，感受到久违的言论自由。他写道：“我有被解放的感觉。我喜欢听这样的辩论，我喜欢听人们自由的言论。我同意陈伯达说的每一句话。党应该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主人。现在人民是主人。”

　　厌恶暴力：“难道这就是真正的革命行动?”

　　但是，自由解放的美好感觉没有持续多久，李敦白就看到了“文革”丑恶的一面——无处不在的暴力。他发现，即使毛泽东公开号召“要文斗，不要武斗”，但对蜂拥而起的造反派而言，自由只是自己一派的自由，并不是所有人的自由，被认定为敌人的、必须打倒的，不仅没有任何自由，甚至连个人生命、财产也可以被任意剥夺，这完全违背了他的自由民主的理念。李敦白写道：“林彪的号召不仅带来了革命小将，更是放出一群小老虎。在造反革命的掩盖下，正进行着一场难以防备的丑恶暴力。”

　　“难道这就是真正的革命行动?那群年轻人中，我认得一个录音工程师，我知道她对梅益心有芥蒂，此刻她正拿着从梅益脚上扯下来的一只布鞋，用力敲打他的头，梅益的眼镜被打落在地下，苍白惊恐，从头到脚打颤。”

　　“毛泽东说过，在文化大革命中每个人都要作出选择：与革命同志一边还是与压迫者一边。我虽早已作了自己的选择，但却不赞成这些年轻人粗暴的造反方式。”

　　

 

李敦白夫妇

　　“在我看来，真正的问题不是这群年轻人的行为，而是民主。共产党以前的管理体制都被推翻了，那接下来谁来管呢?”

　　不久，李敦白见识了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的规模盛大的批斗会，参加者多达15000人，受批判的也是大人物：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人民日报》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中宣部掌管文艺的一把手周扬等。“群众的呐喊声响彻了整个体育馆。观众席上的人看起来很快乐，笑容满面。看到这批被批斗的人不久前还在权力巅峰呼风唤雨，如今却落得颜面扫地，凄凉惨淡，大家觉得十分痛快。挨斗的人不能说话。时不时的，其中的某个人，比如周扬——会因为受不了红卫兵的拳打脚踢而痛苦地尖叫。”“我坐在贵宾席上，跟其他人一样高举拳头呐喊。群众已经被激醒，要起来对抗代表旧专制的一切事物。他们被教导要去仇恨旧体制，仇恨任何与它有关的事物。”

　　“话说回来，整个批斗的残忍暴戾还是让我生厌。我转问穆欣(曾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当时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编者注)，‘这样做是不是违背了毛主席政策?他不是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吗?’”“他狡猾地一笑。‘这只是群众处理冲突时的传统作风而已。’他回答：‘这还算不上真正的暴力。’这样说起来，只有人民的敌人这样做才算暴力，群众做就不算?我觉得这是一种自私的想法，但我没开口，只是沉默着。而下次我在体育场再见穆欣时，他自己却成了批斗的对象，跪在那里‘坐飞机’。横幅上写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穆欣下台’。”

　　

 

《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

　　造反派：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身份转换

　　虽然李敦白厌恶“文革”中的暴力，但他仍然认为“文革”本身是好的，是为了建设一个新的社会，而暴力只是群众获得自由初期不成熟的表现，以后会逐步改善。

　　李敦白和造反派越来越接近，很快加入了造反派。他写道：“这些年轻人要建立一个新社会，这是我在入党之初就一直期盼的社会。他们要建立类似市政厅的民主，让每个人在选举领导时都有发言权。他们要有完整的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要求完整的人权，不再有个人档案，不再有个人背景审查。‘你的历史只能说明你的过去，’他们写道，‘你的行动表明了你的现在。’这些人就是我的同道中人。”

　　但是，造反派掌权之后，期待中自由平等的理想社会并没有到来。“人人都在享受新的自由和独立自主，样样事情变得一团糟。每次开会都变成帮派斗争。人人有主意，个个有道理。如果我们试图加快进度，便被指责为骄傲自大，不听群众。对于长期梦想着权力和影响力的人来说，这无疑是痛苦的打击”。

　　旧造反派不能令人满意，于是新造反派出现了，他们要反抗旧造反派的压迫，他们要重新开始夺权。李敦白从自己的自由民主理念出发，“认为新造反派自有其道理。虽然我们的本意和出发点都是好的，但自从接管以来，的确没有把自己管好。也许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我们小组要我去跟新造反派协调，赢回我们的地位。以我对他们的观察，我认为新造反派健康热心，态度鲜明，真诚信奉我们曾为之奋斗的理想。他们希望参与领导，而不是听命于新的领导”。

　　

 

资产阶级政客李敦白部分言行记【手写】

　　李敦白代表旧造反派与新造反派协商后，提出两派共同掌权。他认为，“如果双方能友好相处，那么我们通往民主领导的道路一定会更平坦。”但是，“事情并非如我想象。我立刻发现自己人和我意见相左。我的组员给我的不是赞赏，而是愤怒”。“在整个讨论过程中，我的感觉是，对我那些同事而言，民主远不如维系自身的权力来得重要。当批评我们的派系开始形成时，我方领导人拟出一系列对付他们的战术。首先，不准新造反派使用大会议厅，这样他们就不能赢取广泛支持。同时，他们制定了一套监督体系，派人跟踪新造反派，调查与他们来往的人和谈话内容，并在新造反派中安插间谍”。

　　1967年1月，江青和陈伯达突然出现在广播事业局。江青听完旧造反派的汇报后，询问李敦白的看法。“‘自从接管了这里，造反派已经染上官僚作风，居高临下了。’我毫不客气地说。‘他们取得了批评的权力，现在却拒绝给他人批评的权利。’江青的眉毛立刻往上一挑。刹那间，我已经从她的盟友变成了反对者。”“她说，‘你要记住，革命者取得权力后，接下来的工作便是巩固权力。如果不能巩固权力，他们就保不住江山。’这番话明显是在指责我，我一时呆住了。”

　　和江青发生冲突后，李敦白浮想联翩：“我早该看出我方造反派领导人既举棋不定又缺乏经验，面对周围起起伏伏的政治波涛，只能随波逐流，任由摆布。他们想追求民主，但是却不得要领。我早就应该明白，在中国根本没有几个人能真正了解民主的含义，即并不只是多数人执政，还在于保护少数人权利。”“我也早就该明白，只要上级的指示有利于巩固他们的权力，我们的造反派就会遵循，但任何人只要想威胁其权力，他们就会设法暗中迫害……我尤其应该明白，如果我的建议与江青的计划合拍，她会听取我的意见，把我捧上天;而一旦我反对她的意见，她便会冷眼相待。”

　　

 

《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

　　“广播事业局的情况便是整个中国的缩影。各地派系林立，有些地方的情况比广播事业局更为激烈，敌对双方用瓶子、石块和棍棒互相攻击，甚至动用真刀真枪，而江青、王力等人则手忙脚乱地四处扑灭他们自己放的火。《人民日报》天天呼吁造反派团结，警告不能出现无政府状态，要求在资产阶级纪律被彻底粉碎后，加强无产阶级纪律。然而两种纪律的差别对造反派头子而言，已经失去了意义，他们学到的只是‘造反有理’。他们已经尝到造反的滋味，就算是最高指示也阻挡不了他们。”

　　广播事业局新、旧造反派的斗争很快白热化了。一天，旧造反派聚众在音乐厅开大会斗争几个新造反派。正在进行中，“中央文革小组”王力的秘书来到会场，宣读指示，要求两派团结，实际就是要旧造反派停止斗争新造反派。“读完，他便准备离开舞台。这时我惊恐地发现，旧造反派全部站起来，堵住了走道，推推搡搡地形成一道人墙，他们非常愤怒。他们已经夺得权力，不会让权力受到削弱，就算是文革小组的命令也不行。如果有必要，他们不惜撕破脸。”

　　在紧急关头，李敦白跳上舞台，抢过了麦克风。“‘同志们!’我在一片喧嚣中高呼。‘各位同志!我们为什么要从走资派手中夺权?’大厅里开始安静下来，于是我继续说。‘我们这么做，是因为我们认为走资派没有遵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经营电台。现在，我们接管后，如果我们也不遵循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如果我们对待意见不合的人比走资派还要狠，那我们当初又有什么正当理由去夺权呢?’……”

　　

 

李敦白夫妇在美国家中

　　“‘人是从哪里学到这种行为的呢?’我动情地说。‘让别人坐飞机，打人，杀人，’这些都是剥削者用的手段，是压迫他人的人的策略，是旧中国统治者的作风!难道也是我们压迫他们的原因吗?难道这就是我们破四旧、立四新的原因吗?用暴君对付无辜人民的手段来对付和我们一样的百姓?我觉得可耻，非常可耻!”

　　李敦白和旧造反派决裂了!回到家，他对妻子说：“现在我在广播事业局完了，短短十分钟，我已经从多数团体最受欢迎的人，变成只有自己的少数。”

　　但形势发展出乎意料，“中央文革小组”连夜发出传单，肯定李敦白的立场。王力亲自打电话给广播事业局保卫处，要求确保李的人身安全。旧造反派失去信任下台，新造反派上台，李敦白进入三人领导小组。北京各单位造反派也纷纷请李敦白作报告，李成了红极一时的人物。

　　有人认为江青和“文革小组”是造反派武斗的挑动者，但从李敦白获得“文革小组”支持可以看出，虽然毛泽东和“文革小组”鼓励造反派起来斗争当权派，江青由于个人性格、修养原因，时常表现得非常好斗，但是他们大体上始终反对造反派之间的武斗，甚至亲自试图劝阻过北大、清华的派系武斗，主张各造反派都代表人民群众，应该团结，应该联合。

　　“文革”时期普遍的、大规模的武斗，应从千千万万造反派群众自身的政治素质上找原因：他们不仅仅是“文革小组”操纵下的木偶，他们同样是积极活跃的历史创造者;他们对自由民主的无知、他们野蛮粗暴的政治理念和行为方式是“文革”血腥武斗的重要原因。

　　

 

　　李敦白手中拿着的就是有毛主席签名的红宝书，他后面右边的照片就是当年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为他签名的情景

　　新三人小组开始领导后，李敦白“全力主张继续旧造反派一直避免的调停工作”，希望“将两派团结起来，找出权力共享的方式，实现我们一直追求的民主式领导。旧造反派已经背弃了自己的承诺，现在该由新造反派来完成。然而不到一天，新造反派也背弃了自己的承诺。”新造反派说：“我们目前真正的工作是消灭旧造反派的组织。”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被压迫者又在他们取得权力的瞬间摇身一变成了压迫者。”

　　入狱九年后最终选择叶落归根

　　反复的夺权，被压迫者夺权后变成压迫者，暴力循环，而自由民主却没有任何进步。李敦白对“文革”的信念动摇了，“喜剧的意味已经消失，反倒荒诞悲哀。我仍然认为我们可以在混乱中重生，创造和管理民主。但是我的期盼现在全罩上了阴云，我们没有征服混乱，反而被它蚕食着。”

　　李敦白和新造反派理念不合，显得碍手碍脚，渐渐被排挤到一边。王力的倒台，使曾得到王力支持的李敦白受到牵连。1968年2月，李敦白再次以美国间谍的罪名被关进了单人牢房，这一关就是9年多。

　　直到1976年的一天晚上，李敦白回忆道：“自从我入狱后，几乎从来没有听到过监狱外的田野里传来任何声音。农民都在默默地喂猪种粮食。但是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听到锣鼓喧天的音乐透过邻近公社的大喇叭传过来，农民们载歌载舞，敲锣打鼓，铙钹齐响，四出游行。笑声和中国民乐器高亢的声音响彻八方。连着几天的下午和晚上，爆竹噼噼啪啪，响遍了沉寂多年的大地。”

　　

 

李敦白和家人

　　“又过了几个星期，有一天我听见有个女人在叫，声音似乎是从院子那边，正对我的牢房里传来。这个声音很熟悉，又高又尖，半哭地叫道：‘噢，毛主席!噢，毛主席!我会永远对你忠心不二!’……这个声音我有九年没听到了，但是我很肯定就是她，千真万确。是江青。”曾经把千万人投入监狱的江青，终于自己也进来了。

　　1977年11月，李敦白走出了秦城监狱，但是他看到的是一个十年浩劫后满目疮痍的世界。“我很快就发现，在坐牢的这段时间，世事发生了多么大的改变。我回到的北京已不再是我离开时的那个北京，而这不仅是因为十年浩劫……”后来，李敦白携妻子及四个子女移居美国，仍然从事中美友好交流活动。很明显，李敦白和中国有割不断的情感联系，但经过“文革”的狂喜和幻灭之后，他最终选择叶落归根，回到故土。

　　现代文明启蒙：中国知识界的重要使命

　　民主制虽然表面是以分权、竞争性选举为特色的一套政治制度，但在更深的层次上却根植于一套以自由、平等、公正为核心的价值观和以此为归依的行为方式。拥有这一套现代文明价值观的人，懂得尊重别人，在保卫自己权利的同时，懂得尊重别人的权利，不会总想让自己的权利凌驾于别人之上。

　　为了保障每个人的正当权利不受侵犯，就需要制定一套规则——法律。法律就像是一套公平竞赛的规则，是大家共同制定、自觉遵守的，破坏法律就像在比赛中作弊，侵害了别人的权利，违背了基本的行为准则，是正大光明的现代公民所不屑的。

　　

 

李敦白在美国演讲

　　但中国离这一切似乎有相当距离。从“文革”群众造反组织夺权中可以看出，它们习惯野蛮专制的行为方式，推翻压迫者并非为了建立自由平等的秩序，而是希望自己成为新的压迫者，所以短暂的自由只带来野蛮的释放、暴力的循环，不但不能带来民主，反而离民主越来越远，连最基本的人身权利都遭到践踏。

　　如果没有一套文明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作为底蕴，自由开放的权力竞争就会变成疯狂的恶斗，各方都不择手段，没有规则，没有底线，最后走向极端野蛮的斗争方式——暴力。

　　民主就是人民做主，民主能否成功的根本在于人民，所以民主建设中最根本的是开启民智，使多数人逐渐放弃野蛮专制的习惯，接受文明法制、公平竞争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

　　在现代文明的启蒙过程中，知识界无疑应该承担重要的使命。不过，就中国知识界的现状看，掌握学术权力的人常表现出缺乏自制的野蛮作风，把学术公权力变成私人关系的筹码，从院士选举、职称晋升、课题评审等学术竞争中暴露的乱象看，知识界本身还处于某种程度的混乱状态。中国知识界必须首先自己清理门户，建设文明的堡垒，然后才能真正承担起传播现代文明的历史责任。

　　

 

年过九旬的李敦白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

　　原载《同舟共进》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