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渝古今随笔》系列之六 ：盆地缘，巴蜀情

　　《巴渝古今随笔》系列之六

　　 盆地缘，巴蜀情

　　 作者：野渡

　　凡重庆人都知道，“巴”或“渝”就是重庆的简称;但在其潜意识中,却又还根深柢固地盘踞着这样一些概念，如“巴蜀”、“蜀”、“天府之国”、“四川盆地”等。这个现象看似矛盾，其实一点不怪，同处一囿的地理原因和千百年交流交融的历史原因，早已使重庆人对四川盆地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地域文化认同感，深深地植下了“巴蜀一家亲”的依恋意识。

 

 

一

　　四川盆地位于长江上游，是晚三叠纪印支运动中形成的一个内陆湖盆，东缘由巫山与湘鄂西山地相连，南缘由大娄山与云贵高原相接，西缘由岷山、邛崃山、大凉山与青藏高原相依，北缘由大巴山、米仓山、龙门山与黄土高原相望。若再以华蓥山、龙泉山为界划两条线，将盆地内部划分出东、西、中三个部分来，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华蓥山以东为平行岭谷，穿行岭谷的川江两岸就是远古巴人的活动区域，尤其是渝鄂交界处的三峡地区和嘉陵江、渠江流域的阆中一带;龙泉山以西为川西冲积平原，是远古蜀人的活动区域，尤其是岷江、沱江冲积而成的成都平原，古称“华阳之地”;而华蓥山与龙泉山之间的方山丘陵地带，则是巴蜀两国犬牙交错的动态过渡区域。可见，谈巴蜀文化自必谈及四川盆地。恰如晋代常璩《华阳国志》所云：“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地称天府，原曰华阳。”自彼以降，民间亦广泛流传“巴蜀同囿，肇于人皇”的说法。

　　四川盆地的地理位置很有意思，它恰好处在中国西部高原和东部平原的过渡地带、北方黄河流域和南方长江流域的交汇地带，东出三峡，即与孕育荆楚文化的江汉平原山水相接;北越秦岭、大巴山，便和秦陇文化中心的关中之地岭谷相连;西北部进入横断山脉，又跟与川、滇、藏三省区毗邻的“藏彝走廊”途路相通。所以，尽管盆地群山环侍，司马迁却谓之“栈道千里，无所不通”。特殊的地理环境对巴蜀文化的发生、发展和演变，无疑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一方面，盆地四围高山屏障，自成一个地理单元，自古称“四塞之国”，李白谓之“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其不可避免地具有农业文明的封闭性和静态性，文化面貌也随之具有“人情物态，别是一方”的显著地方性。但另一方面，盆地环境与气候的多样性和兼容性也造就了域内山林竹木、瓜果药材、北粟南稻、桑蚕漆蜡等丰富的资源，又促使巴蜀先民形成了巧思勤作、兼收并蓄等优良传统;而且前文已说，盆地恰好处在中国东西南北的枢纽地带，又促成了巴蜀先民突破群山封锁的开拓进取精神，促成了巴蜀文化的开放性与兼容性。

　　如果把视野再拓宽一些，察看察看世界地图，你还会发现一个有趣的对比：这个位于东亚大陆腹地黄河长江之间的四川盆地，与西亚“两河流域”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所谓“新月地带”)竟然同纬度，与北非的尼罗河谷也在同一纬度上;而且，这三个地区都具有相似的地理条件，如土地肥沃、水源充足、物产丰富等等。更有趣的是，这三个地区恰恰都成为了远古人类文明的发祥地。

 

 

　　源起于四川盆地的巴国和蜀国都很古老。按照一种学术考证，殷墟卜辞和周原卜辞中就已经出现了“巴”与“蜀”的字样。之后的诸多古代典籍文献也时有记述。如《华阳国志》记载：“历夏、殷、周，九州牧伯率职。周文为伯，西有九国。”任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一注中曰：“此云‘九国’，指《牧誓》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合巴国为九也。”

　　但是，由于盆地东西两端各不相同的自然条件和人文状况，最初形成的却是两种起源不同、类型各异的文化：“巴”所在的川东山地峡谷，孕育出了囊括盐文化、药文化在内的巫文化;而“蜀”所在的川西平原，则孕育出了以采集、农耕为主的内陆农业文化。有人还作出过这样的判断：“巴”字本身就透露出了巴人的尚武精神，因为“巴”字的古义就是“吞食大象的巨蟒”;而“蜀”字则昭然揭示出了蜀人务农桑的本质，因为“蜀”字的古义就是“葵中之蚕”。

　　至于“巴”与“蜀”是如何由分到合走向“一家亲”的，下文再详细论及，这里仅先谈谈关于“四川盆地”的命名。北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巴蜀之地设置益州、梓州、利州和夔州四路，合称“川峡四路”，简称“四川路”或“四川”;到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年)，朝廷诏书中正式使用了“四川”这个词。伴随着“四川”一词的诞生，“四川盆地”的称谓也随之降世，以崭新的“四川人”身份面世的巴人和蜀人，其盆地归属感就更加强烈了。

 

 

　　巴蜀文化很古老，但其作为一种学术概念提出来却并不太久，直至上个世纪40年代以前“巴蜀文化”都还“于史无记载”。巴蜀文化的提出应该与成都平原发现三星堆遗址有关。三星堆发掘始于1929年，相继在广汉月亮湾和三星堆等地发现了玉石坑和建筑遗址。三星堆的出土文物特别是其中的青铜器，无论形制还是纹饰都具有极强的地域特点，迥异于中原文化，一时震惊了中外。学者们由此联系到了上古巴蜀的传说和文献记载，提出了“巴蜀文化”这一命题。准确地说，是郭沫若先生于上世纪30年代率先提出了一个“西蜀文化”的概念;继而在1941年出版的《说文月刊》第3卷4期上，卫聚贤先生发表了一篇名为《巴蜀文化》的论文，巴蜀文化研讨之风由此滥觞。

　　单独提出“巴文化”和“蜀文化”的概念则要更晚一点，是50年代初的事了。1954年，有关部门先后在广元昭化宝轮院和重庆巴县冬笋坝发现了一种形似独木舟的葬具，就是一些一致头朝江水(清江河、长江)的“船棺”，充满了独特而浓郁的巴人风习，由是开启了独立的“巴文化”考古研究的序幕。

　　在很长的时间里，由于文献资料与考古发现的有限，四川盆地的史前文化似乎普遍淡出在了学界的视野之外。如苏秉琦教授的《关于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问题》将中华史前文化划分作六大区系，一曰陕豫晋及其邻境的中原地区，二曰山东及其邻境的黄河下游地区，三曰围绕洞庭湖流域的两湖及其邻境的长江中游地区，四曰围绕太湖流域的江浙及其邻境的长江下游地区，五曰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主轴的南方地区，六曰以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地区，其中就未涉及四川盆地和巴蜀文化。但有意思的是，越来越多的古文献查证与考古发现却证明了，四川盆地的始源文化悠久而独特。比如，1984年在巫山大庙龙骨坡发现了早期古人类化石“巫山人”(地属四川盆地东缘);1951年在资阳黄鳝溪发现了晚期古人类化石“资阳人”(地属四川盆地西部)。又如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盆地东有大三峡地区的巫巴文化，盆地西有广汉地区的三星堆文化。

 

 

　　中国疆域辽阔，文化起源具有多元性本不奇怪。令人惊诧处在于，四川盆地的史前文化不仅在时间上先于“六大区系”，而且其出土文物之造型既不像“中国人”也不像“中国物”;尤其三星堆的许多文物，如“纵目”面具、青铜大立人像、“一龙、九鸟、十二果”的青铜树等，更称惊世骇俗，甚至在中国正统经传里都找不着出处，因而被学界誉为“比秦代兵马俑更加不同凡响的青铜文明的重大发现”。

　　正是鉴于上述，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上古时期的中国应是产生了“三大文明”，即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明和四川盆地及其邻境的古蜀文明。

二

　　不少人有这样一个认识误区：巴蜀文化只存在于先秦，随着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巴蜀文化也就随之消亡了。其实情况恰恰相反，先秦时期的巴文化和蜀文化都只是以各自独立的形态在发生、发展着，它们的交汇交融主要还是发生在秦汉以后。

　　剖析巴蜀文化的发生发展，得首先明确一些概念。“巴”或“蜀”都是一个包含有地、族、人、国、文化等多层次、内涵复杂的复合性概念。战国后期秦灭巴蜀，只不过意味着上古的巴蜀方国已不复存在，上古的巴蜀族群因移民、汉化等原因发生了变异，但是，古方国、古族群的变异、转型却不等于地域文化的消亡，巴蜀地域文化一直在延续，从远古直至今日。

　　还须抓住一个演绎轨迹，巴文化与蜀文化互渗、磨合、交融为一个整体的过程，也是二者渗入中原文化元素、融入中原文化系统的过程。换个视角也可以这样说，巴蜀文化是伴随着中原华夏文化由西向东、由北向南的渐进推移过程而演变的。从巴蜀文化的整体形态看，其演绎变迁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春秋战国为酝酿阶段，秦汉三国南北朝为成型阶段，隋唐五代宋为繁荣阶段，元明清至近现代则属于定型延伸阶段。

 

 

　　春秋战国是巴文化与蜀文化互渗磨合的初始阶段。

　　春秋以前的早期巴文化与蜀文化都自成形态，巴文化与楚文化的联系倒是更为紧密一些。上古的长江三峡地区是巴国与楚国的接壤处、巴人与楚人共生共长的地方。巴楚两国时而相互征战攻伐，时而亲和交往，巴文化与楚文化也便一边碰撞、一边融合。这种情况延续至西周达到高潮，三峡地区形成了巴楚并存的局面，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巴楚文化(尤其是两族共享的巫文化)。《华阳国志·巴志》就作过如是记载：“江州(重庆)以东，其人半楚，姿态敦厚。”所谓“半楚” 者，就是巴楚综合文化形态的生动描述。诗人屈原就是一个“半楚”的典型例证，他生长在巴楚接壤之地，本身及其楚辞都是巴楚共享的巫文化创造的杰作。

　　巴与蜀最初的交融互渗，大约跟春秋以后频繁的巴楚战争有关。巴人势弱，不断避让强楚的威逼而向西迁徙，逐渐深入了四川盆地的腹心地带，形成了以新都城江州(重庆)为核心的巴国区域。巴人距楚人远了，和蜀人却近了，双方居住在相隔不到三百公里的地域之内，群山和长江的天然地理将双方连结成唇齿之势，从而奠定了四川盆地“东巴西蜀”的历史格局。

　　《蜀王本纪》中有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记载：江汉地区有一个名叫鳖灵的巴人，淹死后尸体沿长江逆流而上，到达蜀地又生还过来。其时正值古蜀国后期杜宇王朝时代，成都平原正遭受洪水泛滥之灾，国王杜宇见鳖灵善于治水，便拜他为丞相。鳖灵受任以后，就开离堆(乐山乌尤山)，凿金堂峡(金堂县淮口镇境)，决玉垒山(湔山)，治水大获成功。后来杜宇将帝位禅让给了鳖灵，即位的鳖灵就是蜀史上那个大名鼎鼎的开明帝。开明王朝延续了十余代，直至秦灭巴蜀。当然这只是一个神奇的传说，但它或许曲折地反应了一段巴人西迁以及和蜀人融合的历史，有学者就作过这样的判断，这其实反映的是巴人中的鳖灵部落为逃避楚人追杀而逃亡到了成都平原。

 

 

　　历史文献记载与上述情况是吻合的。在战国以前的文献典籍中，巴与蜀皆各自分称，论及巴与蜀的地域范围、人类群体或者古国、古族的时候，也都有着泾渭分明的分野。自战国以降，典籍文献里方才出现巴蜀合称的记载，将“巴蜀”作为一个地域相连的整体来反映。如李斯《谏逐客书》云：“惠王用张仪之计拨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史记·苏秦传》云：秦“西有汉中，南有巴蜀”。《汉书·循吏列传·文翁》云：“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秦汉三国南北朝是巴蜀文化趋于成型的阶段，其突出表现是巴人与蜀人的地域文化认同感大大增强。

　　秦汉王朝一统天下以后，先后在巴蜀地区实施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改造措施，如秦代的“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行同伦、地同域”，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加速了巴蜀文化系统的结构转型。方国时候的巴蜀地域界限也随之日趋淡化。

　　盆地地理环境特殊，乃是兵家必争之地，这也成为了催化巴蜀融合的一个重要原因。秦统一天下时就将巴蜀作为一个整体的前方基地，汉王朝及三国蜀汉等也都凭借盆地天险成就了一代霸业。

　　尤其是三国时期，四川盆地以统一的国家面貌呈现于世，促使巴与蜀加速了融为一体的进程。作为中原人的诸葛亮将治蜀作为其治天下的蓝本，所谓“内修政理”、“南抚夷越”，有机地将中原文化、荆楚文化融入了巴蜀文化。清代赵藩留在成都武侯祠大殿前那幅名扬千古的题联，就是巴蜀文化转型、交融的一个独特体现：能攻心则反恻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若作更深层次的解读，魏、蜀、吴鼎足之争似乎还可视为中原、荆楚、巴蜀三大区系文化的一次较量与沟通，或者暗合了中国三大古文明(华夏文明、良渚文明和古蜀文明)的一次碰撞与交融。

 

 

　　三国之后的东晋时期，北方与巴蜀地区发生“五胡乱华”，导致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迁徙、大杂居、大融合，则从一个特殊的角度促进了巴蜀文化的一体化。

　　巴蜀交互渗透并融入中原华夏的文化转型结果，是促进了巴蜀地区的飞速发展。秦汉时期的巴蜀已十分富庶，农业、茶业、盐业、丝绸业都很发达，文化教育在全国也很领先。举两个著名例证。一是李冰父子在鳖灵治水的基础上，修建了举世闻名的都江堰;二是汉景帝时蜀郡太守文仲翁创办了蜀郡郡学——文翁石室，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官办学校。

　　三国以降与先秦已拉开了一定时间距离，这给历史学者积淀、反思、梳理先秦以来的巴蜀文化提供了条件，巴蜀地区也涌现出了一批研究巴蜀文化的史学家和史学著作，如谯周及他的《古史考》、《三巴记》(原书已亡佚)，陈寿及他的《三国志》，常璩及他的《华阳国志》。巴蜀文化研究反过来又促进了巴蜀的进一步融合。特别要提一提《华阳国志》，历史上它第一次对巴文化与蜀文化进行了完整的史料收集、梳理、归纳和剖析，可以视作巴蜀文化走向成熟的一个显明标志。还有另一可贵之处，《华阳国志》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

　　隋唐五代宋，在前期地域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巴与蜀之间、巴蜀与中原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哲学进一步交融、发展，巴蜀文化彻底演变成了中国的一个颇具特色的区系文化。

　　这一时期巴蜀文化的转型发展与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息息相关。从上古到秦汉，黄河流域都是中国发展的中心地域，东晋南北朝才开始开发江南经济，但效果并不明显。明显的重心南移在唐宋。尤其唐中叶发生的“安史之乱”是“南移”的催化剂，因为黄河流域遭到了严重破坏，长江流域被正式推到了全国发展的主导地位上。在这次重心南移中，四川盆地优势尽显：相对封闭的环境避开了长期战乱骚扰，特殊的枢纽位置极有利于南北交流，由是大大促进了巴蜀文化的交融与发展。

　　行政区划合一，则让巴蜀融合如添薪催火。隋代仿汉制分全国为九州，巴与蜀同划属梁州，这是历史上中央政权第一次确认巴与蜀的合治。唐代虽曾回归分治，但宋代的合治却更彻底。自北宋真宗设置“川峡四路”(简称“四川”)到上世纪抗日战争时期重庆第一次直辖，巴蜀延续了八百余年的合治，从此不管巴人还是蜀人，都发自内心地认定了：我就是“四川人”。

　　作为中华帝国的一个重要地区，唐宋两朝都十分重视对巴蜀的治理。《全唐文》中甚至有如是记载：“非上将、贤相、殊勋、重德、望实、为人所归伏者”，不能出任剑南节度使。宋太祖陈桥兵变以后即明确认定：“先取西川”则“国用富饶”。而反过来，这些政策措施也加速了巴蜀迈入中华文化体系并自身一体化的进程。

　　唐宋两朝，巴蜀科技突进，经济空前繁荣。水利、种植、数学、医学、天文学、造纸、制盐、制茶、制漆器、丝麻纺织、瓷胎竹编等都极负盛名，特别是唐代的造纸术与雕版印刷术荣称全国之冠，北宋还发明了全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早在《隋书·地理志》中就记载了巴蜀一时之盛景：益州“水陆所凑，货殖所萃，盖一都之会也。”唐初的巴蜀已成朝廷财赋的主要供应地，如陈子昂《蜀州安危疏》云：“国家有巴蜀，是天府之藏，自陇西及河西诸州，军国所资，邮驿所给，莫不取办于蜀。”两宋更是富甲天下。南宋高宗时四川岁贡朝廷2650余万贯，占了全国总收入的四分之一强。益州的成都在唐宋两代皆称商业大都会，与江南扬州处于伯仲之间，赢得了“扬一益二”的美名，地位甚至超过了长安、洛阳。若拿现在来作个比较，那就是“北上广深”。

　　大融合还催生了巴蜀文学艺术的大繁荣。唐宋两朝为数众多的文化名人都与巴蜀息息相关，或出自本土，或因缘入蜀。比如：唐代诗人王勃、杨炯、卢照邻、陈子昂、李白、杜甫、岑参、高适、刘禹锡、白居易、元稹、贾岛、李商隐、薛涛等;宋代诗人三苏父子、黄庭坚、范成大、陆游等;残唐五代以韦庄为首的花间派和花蕊夫人等。刘禹锡、白居易等人就“武陵夷俚”民歌发掘翻新而成的“竹枝词”，是巴蜀文化大融合的一个生动例证。史学也十分发达，按照蒙文通先生的说法：两宋时期的巴蜀“史学特盛”，尤其“蜀中史著之名，方志之富，更为特出”。

　　儒释道三教共融也是这一时期瞩目的现象。隋唐五代巴蜀佛寺兴盛，产生了众多的佛学宗师，如生于眉州(今四川眉山)的悟达国师，生于汉州(今四川广汉县)的马祖道一，生于果州西充(今四川西充县)的宗密;还有那个“西天取经”的玄奘高僧，也是在成都大慈寺律院受戒并坐夏学律的。川中道教之风亦盛极一时，出了众多的泰斗人物，如晚唐随僖宗入蜀的前蜀道门领袖杜光庭，生于普州崇龛县(今重庆市潼南区崇龛镇)的北宋道学宗师“陈抟老祖”。在理学上南宋也出了两个大师，一个是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的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人张栻，另一个是邛州蒲江(今四川蒲江 )人魏了翁。

　　这一时期的巴蜀文化诚可谓大放异彩，唐末僖宗时竟有“菩萨在蜀”、“道源在蜀”、“易学在蜀”、“天数在蜀”之类说法，入载《宋史》的川人竟然多达185人。难怪时人称颂“人文之盛，莫盛于蜀”，“蜀学之盛，冠天下而垂无穷”。 此亦足资证明，唐宋之时巴蜀已由“化外之域”彻底“中国化”了，同时二者自身也已全然融为一体。

　　元朝以降，巴蜀文化基本上以中国的一个定型区系文化面目呈现，一直延伸到近现代，只是其光焰相对黯淡了。

　　元明清三代，巴蜀地区有两个瞩目的文化现象，一是战乱，二是人口大迁徙。出于争夺军事战略要地的原因，四川盆地接连经历了宋蒙战争、元末红巾军造反、明末闯献动乱、清初三藩之祸、民初军阀割据等频繁战乱，导致四川“地荒民散，无可设官”(《内江县志》)，继而引发了元末明初、明末清初两次“湖广填四川”的大规模移民运动。秦汉以来的“世外桃源”变成了“是非之地”，清初欧阳直之《蜀警录》谓为“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骚乱逼迫华夏文化的重心不得不继续南移，被更具活力的东南文化所取代。巴蜀文化逐渐边缘化了，唐宋人才鼎盛的局面不再。据说元仁宗恢复科举，四川本土中举进士竟然不足60人，以致民间出了句俚语：“江南出才子，四川无举人。”

　　当然，这些都并不妨碍巴蜀文化(以及巴文化与蜀文化)继续其独具个性的强化、发展，恰如中原文化、荆楚文化、三湘文化、齐鲁文化、徽州文化、岭南文化、西域文化、漠北文化等其他区系文化一个道理。只是长期的战争屠戮导致四川人口锐减，大规模的移民则导致人口构成发生变化，外省人反而比原住民多了(即如笔者祖上就是“湖广填四川”来的)，于是血缘、方言、习俗等诸方面再一次变异转型。秦汉以来的中原文化影响力逐渐减弱，来自长江中下游的湖广文化的影响力不断增强。乾隆年间窦启瑛的《四川通志·序》如是描述：“其民鲜土著，率多湖广、陕西、江西、广东等处迁居之人，以及四方之商贾。俗尚不同，情性亦异”。从此，巴文化、蜀文化与湖广文化奇妙混合，在四川盆地里造就出了一种新的近代巴蜀文化。

　　(此文由重庆故人旧事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