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渝古今随笔》系列之五 ：一个连接江与河的先民族

　　《巴渝古今随笔》系列之五

　　 一个连接江与河的先民族

　　 作者：野渡

 

 

 

一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有两大母亲河——黄河和长江。有趣的是，就像是默契合作一般，这两条古老的河流都相偕发源于青藏高原，然后又南北分向横贯中华大地，由是共同孕育出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同样有意思的是，据目前的考古发现，两大流域的史前文明都发生在距今约6000年前，其中的著名代表如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和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

　　但是，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相互间的交汇、交融，却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细细考察你会发现，在这一过程中也闪现着远古巴人的身影。甚至还可以这样说，远古巴人的迁徙运动或许是联系两河文明最早的纽带之一。

　　远古巴人主要围绕着嘉陵江流域活动，我们不妨就从嘉陵江说起。

 

 

　　嘉陵江的地理位置很特殊。察看中国地图可以看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嘉陵江发源于黄河流域，却又隶属于长江流域，而且是长江水系中流域面积最大的支流。换言之，嘉陵江的上游段在黄河流域，中下游段在长江流域。

　　或曰嘉陵江有东西两个源头，东源头在陕西省宝鸡市凤县东北，西源头在甘肃省天水市平南川，东源头水量更大，西源头水流更长，但两个源头都在秦岭之中。这个西源头特别有意思，它所在的天水正位于秦岭末端，北依渭水，南傍嘉陵，刚好处在连结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特殊地理位置上。

　　东西两个源头在陕西省略阳县白水镇合流，经阳平关继续南流，就进入了长江流域。在四川省广元市元坝区昭化镇接纳了白龙江;再流经苍溪、阆中、南部县、蓬安、南充、武胜、合川，接纳了渠江、涪江;一直流到重庆，在渝中半岛的朝天门汇入长江。

　　嘉陵江在上下游段都各有一些另外的称谓。“嘉陵江”这一“大名”在黄河流域就已经正了名了。一说是因为它流经了陕西凤县东北的嘉陵谷，《九域志》、《甘肃新通志》、《四川通志》等史籍上皆有“源出大散关西南嘉陵谷”之谓;另一说则认为是流经了嘉陵道的缘故。(这里所说嘉陵道的“道”，是指汉代行政区划的“道”，相当于现在的“县”。)西源头起始的那一段另外还有个名称，叫作西汉水。即如《水经注》所云：“汉水南入嘉陵道而为嘉陵水。”而嘉陵江一经进入长江流域名称就多了，除了嘉陵江这个名儿，还叫作巴水、渝水、闻水、间水、阆水等，不一而足。

 

 

　　概括而言，黄河、长江呈东西走向，而嘉陵江总体呈南北走向，由此连结起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大片土地。主要活动于嘉陵江沿线的远古巴人，就依凭着这个贯通南北的水上要道，天然地交汇、交融着南北两大文明。

　　当然，巴人促进南北文化交融的先行意义，不仅体现在嘉陵江的空间作用上，更体现在它的文化内涵上。就我的阅读体会而言，巴文化中至少有这样一些现象颇为启人遐思。

　　一般认为，华夏先祖的始迹在黄河流域。夏、商、周三代均定都于中原，围绕中原四方的少数民族则统称为“夷”。细分则大致为：东方曰夷，西方曰羌(或戎)，南方曰蛮(或越)，北方曰狄(或胡)。巴人显然处于“南方蛮”的地带之内。自夏始，中原文化才开始南渐，黄河、长江两大文明才逐步进入融汇的滥觞期。而前文我们已经言及，廪君蛮巴人在夏之前就已经从黄河流域转入长江流域了，因此，巴人很可能是最早交融黄河、长江文明的先民族群之一。

　　不妨再将巴族的几个主要支系作一下比较，看看它们各自对于促进南北交融的可能性：廪君蛮横跨两河流域，自然会带来中原文化色彩;宗姬巴乃是武王克殷后分封至巴地的姬姓宗亲，原本就属于中原华夏族系的一支，促进两河文明的交融也顺理成章;而板楯蛮(賨人)生活在嘉陵江中游一带，想来兼而接受南北文化影响也较为容易。在西汉扬雄的《蜀都赋》和魏晋左思的《蜀都赋》中，就曾点滴描述到迁徙而来的巴人和原居濮人杂处的情况，譬如“东有巴賨，绵亘百濮”、“左绵巴賨，百濮所充”云云。这些诗句的大致意思是：这里从前是百濮聚居的地方，如今也成为了巴賨分布的区域。

　　考察早期巴人的活动还会发现，其中屡屡有伏羲和禹的踪迹。这两个华夏民族的先祖竟然也跟巴人巴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意味着，巴文化与伏羲文化、炎黄文化确实存在着深厚的内在联系。

 

 

　　此外，早期巴人的一些民俗风情带有南北交混的痕迹，也令人颇感意外。比如，奇特的悬棺葬本是远古巴族独有的丧葬形式，主要盛行于长江三峡，但在陕西商洛一带，却也有一种与之性质相似、风格相近的丧葬形式崖墓葬。更有趣的是，这种崖墓洞穴商洛当地人直接就称作了“巴人洞”。至于究竟是“悬棺”演变为了“崖墓”还是“崖墓”演变为了“悬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相距两千余里的变形再现，或许也是巴文化联系中原文化的另一类佐证吧?——尽管本文并不打算对这个问题作展开论述。

 

二

　　接下来重点谈谈伏羲。伏羲，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三皇”之一，对于“三皇”的祀奉，应该是中华民族最古远的认祖归宗了。而远古巴人部族和中原部族一样，也将伏羲祀奉为自己的先祖。透过这个共同的认祖归宗信息，我们不仅解读到了巴人是一个很古老的部族，同时也解读到了远古巴族和中原华夏民族交汇交融的神秘密码。

　　这里有必要先解释一个名词——三皇五帝。关于“三皇五帝”的传说甚多，较为普遍的说法是：“三皇”指“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五帝”指“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一种观点认为，“三皇”是中华民族史前不同阶段的文化象征，燧人氏代表钻木取火的混沌时代，伏羲氏代表方走出混沌状态的渔猎时代，神农氏则代表着教民稼穑、树艺五谷的农耕时代。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三皇五帝”可谓威名赫赫。而伏羲更是三皇中犹为神圣的一位。传说中的伏羲是个了不起的发明家，他教诲人们结网罟、习畋猎、造工具、兴农耕、制嫁娶、正姓氏、造书契、画八卦。伏羲在三皇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史上通常尊称他为“三皇之首”、“百王之先”，或者尊黄帝为“人文初祖”，尊伏羲则为“人文始祖”。闻一多先生的说法更为直接明确：伏羲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本源文化。

　　远古巴人与伏羲有着深厚的渊源，还真不是空穴来风。

　　就拿伏羲的出生地来说吧。这个问题一直为学术界瞩目且争论不休，说他生于山东、甘肃、陕西、江苏、四川的都有，兼跨了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比如按郭沫若等史学家的看法，伏羲应该是上古时代东夷部落的首领，活动区域在东部沿海，如果是那样的话离巴人的活动区域就远了。但我们注意到，在诸多关于伏羲出生地的推测中，竟然有两处与巴人的活动区域息息相关，这就很值得我们去推敲其中蕴含的意义。

　　多数人认同伏羲的出生地为甘肃天水。根据“天水”说，伏羲出生在今日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境内，一个古县名叫作成纪的地方。因为伏羲乃“孕十二岁而生”，而古人谓十二年为一“纪”，所以伏羲的出生地就被称作了“成纪”，含有“成一纪之元”的意思。《国语·周语下》有“纪之以三，举之以六，成于十二，天之道也”的说法，明代《律学新说》也有“天之大数，莫过于十二”的说法，那么所谓“成纪”之说，应该是反映了先民们对于伏羲降生伟大事件的一种崇敬心理。这个传说同时还体现出另一个重要的意义点，就是伏羲出生在嘉陵江的西源头。

　　还有一种伏羲生地说也与巴人紧密相关，就是“四川阆中”说。这个传说谈到了伏羲的母亲华胥。这个华胥，东晋《拾遗记》说她“是九河神女”，实际上她或者是中国上古时期一个母系氏族的首领。据南宋罗泌《路史》记载，华胥生活在华胥水边，因为踩到了雷神的足迹而怀上了伏羲。对此《路史》还专门作了如是注释：“华胥之渊，盖因华胥居之而名，乃阆中渝水地也。”也就是说，传说中的华胥之水就是阆中渝水，伏羲就出生在嘉陵江的中游阆中。

　　当然，认为“华胥生伏羲”并不就等于同意“阆中”说。比如有人就认为，伏羲并不是生在“华胥之渊”，而是生在“雷泽”。如北魏《水经注》即曰：“瓠河又右迳雷泽北，其泽蔽在大城阳县故城北十余里，昔华胥履大迹处也。”《太平御览》卷七八引纬书《诗含神雾》亦曰：“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宓羲。”至于这个神秘的“雷泽”究竟在什么地方，又各有分歧，有说雷泽指江苏太湖，也有说雷泽在河南濮阳。

　　我并无意考据伏羲的准确出生地，只是觉得有两种“生地说”都落在了嘉陵江流域，甚是耐人玩味。从“天水”到“渝水”，似乎印证着一个结论：很古远的时候，巴人部族便有了和中原部族共同的祖宗认同;冥冥中，似乎早已预示着巴人将在联系黄河长江的文化中起一种特殊的作用。

　　说伏羲是巴人的始祖，自然不只上述依据。譬如先秦古籍《山海经·海内经》也作了如是记载：“西南有巴国，太皥(伏羲)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始为巴人。”另外，在南方民族的神话传说中，也大多认为自己的始祖是伏羲和女娲，尤其是在巴蜀地区此说流传悠久而广泛。而现代考古发现则提供了进一步的验证，汉代巴蜀石像中多有伏羲和女娲的造像。

 

三

　　远古巴人领域里，还活跃着另一位华夏先祖：大禹。原始社会末期，华夏民族连袂出现了三位著名的部落联盟首领——尧、舜、禹，后人尊他们为圣人。三圣之一的禹，传说是黄帝轩辕氏第六代玄孙。

　　这位大禹可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君王，在华夏大地上建立第一个私有制国家“夏”的人是他，划国土为九州的人是他，铸造象征最高权力“九鼎”的人也是他。而最为后人传颂的，还是洪荒时代他率领人民治理滔天的洪水、以及为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室”(《华阳国志•巴志》)的千古佳话。大禹吃苦耐劳、公而忘私的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禹不只存活于口口相传的神话传说里，先秦诸多典籍如《山海经》、《左传》、《世本》、《尚书》、《诗经》、《楚辞》及诸子文中，皆有记载;秦汉以后的历代典籍及各朝地方志、诗歌、碑文中，有关大禹的记载和评述就更称卷帙浩繁了。1919年出土的秦公簋(春秋青铜器)和2002年发现的遂公盨(西周青铜器)，则进一步确认了大禹“治水”、“为政以德”等内容，具有很高的信史价值。只是，无论典史记载还是民间传说，大禹的踪迹所涉范围都甚为广泛，遍及了四川、重庆、贵州、湖南、湖北、河南、山西、山东、陕西、安徽、江苏、浙江等十余个省市，几乎遍布了整个九州大地。

　　不过跟上文说伏羲一样，我并无意对大禹其人其事作全面翔实的考证，只是想侧重谈谈大禹和远古巴蜀文化的渊源，即大禹与巴蜀相关的史实传闻，如其出生地、娶妻生子、治理洪水等，进而窥视巴文化与中原文化以及长江中下游文化之间存在的深厚内在联系。

　　大禹出生于何地，历代说法不一。先秦史家并未明确其地望所在，如《大戴礼记》就仅仅说了：“鲧娶于有莘氏之子，谓之女志氏，产文命(即禹)。”到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作了某种模糊判断，云：“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又云：“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这意思是，禹是黄帝的后代，后来的匈奴人也是禹传下来的一支，那么禹应该是中原人。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作了类似解释：“夏，中国之人也。”而东汉以后，大禹出生地的说法就多了起来，几乎遍布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想来也不怪，大禹毕竟是第一个建立华夏私有制国家的人，是一个夹杂着神话色彩的历史人物嘛。

　　但汉以后，禹生于四川的说法(即“石纽说”)，却似乎渐渐成为了主流论调。关于这个“石纽说”，最早的几部典籍作了如是之记叙：东汉赵晔的《吴越春秋》云：禹“家于西羌，地曰石纽。石纽在蜀西川也。”三国谯周(或西汉扬雄)的《蜀王本纪》云：“禹本汶山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云：“石纽，古汶山郡也，崇伯得有莘氏女，治水行天下，而生禹于石纽之刳儿坪，长于西羌，西夷之人也。”中国早期地理总志——唐代的《元和郡县图志》和宋代的《太平寰宇记》也都认可这种观点。唐以后的历史文献更是把禹的出生地说得十分的具体，即汶山郡广柔县(今四川省北川县)石纽山(或村、乡、邑)。

　　如果说禹的出生地还属于大范围的“巴蜀故地”，那么有关禹娶妻生子、治理洪水的诸多轶闻传说与“遗迹”，则广泛地遗存于纯粹的“巴故地”特别是重庆主城一带以及峡江地区。是故，历来有“禹生于汶山石纽，娶于江州(今重庆)涂山”之说。

　　重庆许多地名(含街道名称)的由来，似乎都和大禹与其妻涂山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诸如月牙岩、三块石、结茅台、打儿窝、弹(诞)子石、虎乳溪、望儿楼，以及长江中的乌龟(呼归)石，城西方向的歌乐山等。主城长江南岸的涂山上还建有禹王庙、禹王宫。

　　先聊聊这个乌龟(呼归)石吧。重庆南岸区涂山脚下有一块伸入长江的椭圆形礁石，当地人称它为乌龟石，因为这块巨石酷似一只乌龟，“龟头”高昂，“四肢”清晰可见。但人们又叫它呼归石。相传，当年大禹和涂山氏就是在重庆涂山成的婚，但婚后数日便受舜帝之命去疏通九河，一去就是三年，而且中途三过家门也不入室。涂山氏思念丈夫，天天站在江边呼叫丈夫归来，日久天长便化作了石头。有人说，百姓或是借助这个凄美动人的传说以感念大禹治水的功德。

　　据说歌乐山也跟大禹治水有关。大禹治水成功以后，召集众多宾客在这里歌舞宴乐，歌乐山由此得名。

　　巫山神女和大禹的传说也很动人，她向大禹传授天书，帮助大禹劈开三峡、惩治妖孽、点化百姓，而自己最终却化作了神女峰。《巫山县志》中可以查到如是记叙：“大禹错开，遇神女授册，始劈三峡。”

　　在禹文化中涂山占有很重的份量，须着重说说。据说涂山乃是禹之妻涂山氏一族的聚居地，大禹在这里娶妻生子，也是从这里出发前往治水的。此说最早见于《尚书·皋陶谟》：禹“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矛弗子，惟荒度土功。”很早的《楚辞·天问》亦有载：“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之于台桑? ”上面前一段古文的大意是，禹娶涂山氏，婚后几天便离开了家，儿子启呱呱哭泣也不及照顾，就忙着治理土方防洪水去了。

　　漫漫历史给中国留下了许多的涂山，分别分布于重庆、江西、安徽、浙江、河南等诸多省市。这些涂山从古至今都带着很重的传说因素，至于哪座涂山才是大禹的真正故土，一直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很难稽考其真伪。只是我们从中可以窥见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除了河南一处的涂山地处黄河流域，其余的竟然都在长江流域。换句话说，纷纭的史料既言夏禹最初是黄河流域的一位部落酋长，却又言其故土在长江流域，这或许可以印证一个推论，“夏”建国前后，江、河文明已经广泛交汇、交融了。

　　众多的涂山中，重庆涂山尤为有味道。重庆地处长江三峡的上端，若是将刀劈斧砍的三峡、美丽动人的巫山神女与大禹治水的神话结合起来联想，其想象空间自然更加广阔。

 

 

　　重庆涂山上很古远的时候就建有禹王祠、涂后祠，其始建年代已无从细考，仅在一些古籍上有零星的记载。如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就记载了：“涂山有禹王祠及涂后祠。”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亦有载曰：“江州有涂山，有夏禹庙、涂后祠。”

　　涂山上另外建有佛道共用的广化寺、真武寺，后来与禹王祠合并在了一处，便共同称作了涂山寺，寺门刻上了“涂山古刹”四个大字。涂山寺历代屡经修缮，特别是清代、民国时期不断扩大增修，现共有殿宇八重，全系木质结构，飞檐翘角，宏伟壮观。其主殿内既供有释迦牟尼像，又供有真武祖师像，第三殿中则供奉着禹王和涂后的神像，矗立着“禹王治水碑”，这种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独特寺庙，在全国也算是难得一见的景象。

　　据涂山寺僧人本初1988年撰文称，寺门左侧处原来还曾有过一块石碑，碑文为“禹娶涂山呱呱泣处”。另外，还有一副对联：

　　三代第一人，承帝运，启王朝，伟绩丰功，犹忆当年平水土;

　　千古难再得，娶涂山，垂夏统，黎民庶众，始从今日沐皇波。

　　唐代诗人白居易也在这里留下了《涂山寺独游》一诗：

　　野径行无伴，僧房宿有期。

　　涂山来去熟，惟是马蹄知。

　　在涂山的半山石壁上刻有“涂山”两个擘窠大字，迄今可见，据说这是清人陈竹波书写的。陈竹波时称“疯秀才”，其书法苍劲有力。“涂山”两个字深尺许，高阔十丈，笔划可容人横卧，隔江即能遥望。字下还附有一首五言诗：

　　涂山连字水，文峯接海棠。

　　云烟添一色，日月映长江。

　　闲聊了这么多巴文化与嘉陵江的渊源联系，巴文化与伏羲、大禹的渊源联系，就想说明一点：早在远古时期，巴文化就已经与黄河文化和长江中下游文化交汇、交融，就已经与华夏主体文化具有了一种同构关系;远古巴人是交汇、交融南北两大文明的先民族之一。

　　(此文由重庆故人旧事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