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渝古今随笔》系列之四:巴子五都
发布时间:
2019-08-20
来源:
印象重庆网
作者:
野渡
《巴渝古今随笔》系列之四
巴子五都
作者:野渡
一
按照一种学术观点,远古巴人最早建立的国都在湖北长阳,就是廪君族在夷水滨修筑的那座夷城。后来廪君族迫于形势西迁,离开了鄂西,国都也随之发生了变迁。
导致巴国西迁的原因大致有二:从主观原因看,远古巴人靠“盐”安身立命,犹如游牧民族追逐水草地一样,向西是为了追逐盐源之地;从客观原因看,则是抵挡不住东面强楚的挤压,向西拓展乃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
巴国在溯长江向西拓展疆域的过程中,经历了多次迁都,历史上向有“巴子五都”之说。有学者根据《华阳国志》等古籍的说法,判定夷城之后又建立过五个国都,分别是平都(今重庆丰都)、枳城(今重庆涪陵)、江州(今重庆)、垫江(今重庆合川南)、阆中(今四川阆中)。但史籍所载甚少且语焉不详,因此关于五都的起始终止、变迁脉络、城市情况等等,皆存有不少的疑问。
这五都中,关于枳城、江州、阆中三处,无论古籍记载还是考古发现,都较为明确,而垫江与平都所述则较为含糊。《华阳国志·巴志》云:“巴子虽都江州,或治垫江,或治平都,后治阆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从这段话似乎可以看出这么两层意思:其一、既然“先王陵墓”大量集中在枳城,五都中枳就有可能建都最早;“后治阆中”,则明确指出了阆中是最后一个都城;而江州建都自然就是中间一段时间了。其二、说“虽都江州,或治垫江,或治平都”,或指明了垫江、平都与江州是在同一个时期定作都城的。
根据上面第二点所述,巴国建都江州时同时出现了三个都城,这又该作何理解呢?有的古文献将垫江、平都二处称作“巴子别都”,或许就是答案。所谓“别都”,其义大约类似于“陪都”,指正式首都以外另设的副都或辅都,古代称之为“两京制”。炎黄时期就出现了中国最早的陪都,经夏朝继承,商朝发展,至西周初年设立雒邑(今洛阳)趋于完善。后世一直遵从了这种制度。有人概括了陪都的三种类型:一是对首都起重大辅助作用的,如西周之雒邑、隋唐之洛阳、明代之南京;二是政治象征性的,如东汉帝都南阳、唐代北都太原、明代中都凤阳、清代陪都盛京(今辽宁省沈阳市);三是徒具形式的,如东晋、南朝称西晋故都洛阳为中京,另如唐代中都河中府(今山西省永济县蒲州镇)、明代的兴都(今湖北省钟祥市)。照此推理,对于平都、垫江就好解释了,它们就是巴国定都江州时的两个陪都。
关于巴国五个都城的迁徙路线,古籍没有交代。但根据史籍探寻与考古发现的蛛丝蚂迹,有人作了一个判断,廪君巴族大致经历了一个由长江中游向长江上游、向渝水流域、向四川盆地的迁徙过程,其路线先由东向西,再由南向北,也就是沿着夷城—丰都—涪陵—重庆—合川—阆中的路线作了一番迁徙。就其国都来说,若排除平都(丰都)、垫江(合川)这两个“别都”,那么巴国迁都的先后次序就是枳城(涪陵)—江州(重庆)—阆中。
二
在夷城之后的“巴子五都”中,首先应该说说枳城。
枳城位于武陵山中乌江与长江的交汇处。在巴国早期历史中,枳城的地位十分崇重。《左传》云:“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而“枳”就是巴国先王宗庙陵寝集中的地方。《华阳国志·巴志》即如是记载:“巴国先王陵墓多在枳。”也许因为乌江古名涪水,而巴王的陵墓又大多修建在这里,所以后人就把“枳”这个称谓改了,称作了如今的“涪陵”。
巴王陵汇聚涪陵不只依据于古籍,大量考古发现也印证了这一点。1972年4月,涪陵白涛镇陈家嘴小田溪发生了一件奇事,一些乡民在一个小山坡上挖土制砖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了许多重要文物,有铜剑哪、铜镇哪、编钟哪、兽头哪等等。随后,相关部门在这里进行了考古发掘。这,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小田溪巴王墓群”。
小田溪巴王墓群位于涪陵城区东南19公里的乌江西岸,面积宽达8万平方米。从1972年至1984年,重庆市博物馆、四川省文物考古所等单位先后在这里进行了四次发掘清理工作,发现并发掘出8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群,出土了大批战国时期的珍贵文物。1993年,在三峡水库淹没区的调查中又发现了9座墓群。2002年9月至12月,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再一次对小田溪展开大规模发掘,这次的发掘面积达5000平方米,发现并发掘出战国墓葬10座,汉代墓葬1座,共出土文物近400件。
从小田溪出土的文物看,铜器上多有虎纽、手心纹、花蒂纹等饰物,具有明显的巴文化特征。而且发现墓葬规模较大,随葬品等级较高,其中还找到了罕见的玉具剑、鸟形尊、错金铜编钟、“王”字图语铭文等器物,更加证实了这是巴国王室墓葬。
作为一座中国古代名城,涪陵穿越3000多年时空延续至今,无愧为灿烂巴文化的有力证明。在漫长的历史中,涪陵留下了文化三绝,巴国王室陵墓仅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震惊世人的白鹤梁题刻与点易洞。
白鹤梁乃是造山运动时天然形成的一块巨型石梁,位于涪陵城北的长江中心,其形酷似卧伏的巨鳄,身长约1600米,龟背宽约15米。相传,古代每逢秋冬时节便有成群白鹤栖息于梁上,白鹤梁因以得名。又传,唐代白石渔人和尔朱真人同在此梁上修炼,后又一起乘白鹤仙去,名即由此而来。
白鹤梁是三峡文物景观中唯一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5000多平方米的梁石岩面上,遗有自唐广德元年(763年)至当代的题刻163幅共3万多字。历代文学家、诗人、游人500多人在梁上留题纪胜,汇颜、柳、苏、黄各大名家书法于一石,集真、草、隶、篆诸种书体于一身;且梁上字皆因石就势凿刻,纵横错落,异彩纷呈,令人惊叹击节。
上述163幅题刻中,水文题刻占了108幅。这些题刻记录了自唐以来1200多年间长江中上游72个年份的枯水水文资料,对于研究和利用长江灌溉、航运、发电及城市建设、桥梁建设等均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与科学价值,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白鹤梁誉为“保存完好的世界唯一古代水文站”。
引人注目的还有14尾石鱼图,其中3尾图作了水文标志。尤其是在石梁中段水际,有一对唐代凿刻的线雕鲤鱼。据史籍记载,白鹤梁常年淹没于水位线之下,冬季水枯之时也不一定显露水面,凡唐代双鱼出水之年一定是丰年。此现象被引为远近奇观。
白鹤梁向有水下碑林之称。三峡工程兴建后水位线上移,白鹤梁永远沉没于水下,国家文物局批准建造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水下碑林”之美誉就更是名符其实了。
涪陵还有一绝就是点易洞。点易洞位于长江北岸,与涪陵城隔江相望。据《涪州志》记载,北宋程颐被谪贬涪州时,曾在此注《易》六载,他的理学代表作《易传》就是在这里写成的。洞内留有朱熹的题诗:“渺然方寸神明舍,天下经纶具此中。每向狂澜观不足,正如有本出无穷。”程朱理学是宋元以下儒学精髓之集大成者,对中华文化传统形成和中华民族性格塑造起着重大的作用;而从一个角度说,这个思想哲学体系正是在巴渝大地发祥的。
三
枳(涪陵)以后,巴国的另一个重要国都是江州(重庆)。有学者认为,巴族的枳与江州,就有如周的宗周与成周,秦的雍与咸阳。宗周和雍,乃是周人和秦人的先王宗宙所在地;成周和咸阳,乃是周人和秦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用这个来类比枳和江州倒颇为得体。
巴国定都江州后,日趋强盛。如前文所云,此时巴国的地域“东至鱼复(今重庆奉节及湖北西南一带),西至僰道(今四川沪州、宜宾一带),北接汉中(今陕西汉水流域),南极黔涪(今重庆至贵州北部乌江流域)”,这个相当大的国家就是在这一阶段实现的。
一些古籍对巴国建都重庆屡有记述,对巴王陵亦有零星记载。如:南宋《舆地记胜》载:“巴县西北五里前后有石兽石龟各二,麒麟石虎各一,即古巴国之君也。”明代《蜀中名胜记》载:“郡学后莲花坝,有石麟石虎,相传为古时巴君冢。”“治北康村有小阜二十余,俗称古陵,也曰巴子冢。”
可惜,上述古籍记载的遗迹现已不复存在。但是另有几处出土文物,却对巴人在重庆的生存与活动提供了有力的实证:一是1954年,在九龙坡区铜罐驿镇冬笋坝(原属巴县)发现了一处巴人船棺墓葬;二是80年代中期,渝中区千厮门出土了一批战国时期的巴人青铜兵器,有柳叶形剑、弩机、箭镞等;三是2008年,在渝北区东部长江北岸的洛碛镇发现了一处巴人古墓群。
冬笋坝曾有过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清理出土了52座坑墓,判定其形成时间为战国后期至西汉。有21座坑墓尤为奇特抢眼,放置着用整段木材挖凿而成的独木舟形棺材,专家由是将此类墓葬命名为船棺葬。船棺葬和悬棺葬,都是战国秦汉之际巴蜀地区盛行的丧葬习俗。另有人推测,巴人先民傍水而居,捕鱼、制盐、制丹砂是他们的三大经济支柱,都离不开用船作生产工具或运输工具,这大概就是巴人形成船棺葬的原因。此外还有个特殊的现象,船棺陵墓的端头全都朝着江水,或许又意味着,巴人不忘其先民乃是沿江迁徙而来的,头枕江水就是寄托自己的灵魂归宿。
冬笋坝除发现了独特的船棺,在近千件出土文物中,还有大批的扁茎无格剑、圆刃亚腰钺等,这也属于巴人独有的兵器。在青铜器上面,还发现了巴人铸刻的100多个独特的图象文字符号,至今尤待破解,更是弥足珍贵。
洛碛镇巴人古墓葬作了两次大的发掘,一次是2008年8月,一次是2008年12月。8月发现的巴人古墓群,包括6座古墓和5处遗址,出土了大批随葬品,如商周青铜器、六朝钱币、宋代瓷器、金戒指、金耳环等。12月发现的则是2300年前(战国末期)的一座巴人贵族墓。该墓葬位于洛碛镇洛碛村赵家湾,坐北朝南,背山面水,半公里外即是长江,风水极佳。墓长近9米,规模大得惊人,比涪陵的巴王墓还大。
从巴人贵族墓出土了玉器、青铜器、陶器、漆木器等40余件,绝大部分系巴渝地区首见。出土器物造型精美,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如20多件玉器,主要为质地精美的玉璧和玉璜。玉璧有大碗粗,厚近1厘米,表面有谷状刻纹。陶器中的蜻蜓眼,是一种穿成串佩戴的饰品,类似于西藏天珠。
巴人贵族墓的附近还发现了26座墓葬,其中有战国至西汉的土坑墓、汉代砖室墓、宋代石室墓、明代砖室墓和石室墓等。有专家估计,这附近可能还有更大的墓葬存在。
洛碛镇巴人古墓葬的发现、发掘,至少有三点意义:其一、这些出土文物对于复原和研究巴人丧葬制度、丧葬习俗,有重要意义;其二、墓葬时间从战国一直延续到了明代,为研究这一漫长历史阶段里巴渝地区的文化、生活,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其三、出土文物中既有展现巴文化因素的兵器和陶器,又有展现楚文化因素的玉器,表现出了多元文化交汇的势头,对研究秦灭巴蜀后的晚期巴文化,以及巴楚关系、巴楚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材料。
巴国建都江州(重庆)长达七百余年。若以西周初年武王封巴子国到东周慎靓王五年(前316年)秦灭巴计,几乎伴随了两周始末。直到战国后期,秦惠文王实施“得蜀则得楚,楚亡天下并”的战略目标,派遣张仪、司马错率军先后灭掉了蜀国和巴国,这才结束了江州(重庆)作为巴都的历史。
四
阆中是古巴国的最后一个都城。巴国由江州(重庆)迁都阆中,应是遭受到楚国和蜀国的夹击所致:战国中后期东方的楚国兴起,不断向西推进,形成了“江州以东,其人半楚”的局面;而四川盆地内的另一个大国——蜀国又常常向东来犯,与巴国争夺川中之地,以致两国间征战不断,成为世仇。
《战国策·燕策》中有如下记述,苏代为燕昭王分析天下大势时曾以“楚得枳而国亡”作为例证,证明巴国迁都确实是因为楚的威逼所致。其时楚国大举进攻巴国,先后占领了鄂西南、川东及黔涪(枳)一带,直逼江州(重庆),迫使巴国君臣不得不向川中转移,先驻别都垫江(今合川),后又迁都阆中。
推算迁都阆中的时间,应该是在战国中期以后秦灭巴以前。既然张仪、司马错率军灭巴是在公元前316年,那么迁都阆中就应该早于这一年。根据一些学者的观点,巴国于公元前330年迁都阆中。
阆中作都城的时间并不长,但其历史内涵却不失厚重。
阆中大约因山有环拱之象而得名。《太平寰宇记》有云:“其山四合于郡,故曰阆中。”古字“阆”的含义之一为“高大”,如《管子•度地篇》:“城外为之郭,郭外为之土阆。”古城阆中四围青山相拥,嘉陵江环绕,正所谓“三面江光抱城郭,四围山势锁烟霞”,俨然一幅浑然天成的水墨丹青。自然景观既如此奇秀多姿,独具特色,因此一向称为风水宝地。
阆中历来是川北政治、经济、军事和宗教中心。商周时代阆中就是巴国的北部重镇。秦统一天下后,于公元前314年置阆中县,迄今也已有2300多年的历史了。历代王朝都在这里设置郡、州、府、道治所,清政府还曾在阆中设四川省会,达17年之久。古巴国于危难之际迁都至此,或许也有其内在原因,在传说中嘉陵江中游的阆中可是巴人远祖伏羲的故里啊。
阆中历史上涌现过不少名人,蜀汉名将张飞曾坐镇阆中七年,南宋抗金骁将张宪、元明之际“蜀中花木兰”韩娥也都生在阆中。
阆中这地方还出天文学家,如西汉的天文学家落下闳,东汉的父子天文学家任文孙、任文公,三国时的祖孙三代天文学家周舒、周群、周巨等。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完整文字记载的历法《太初历》,就是落下闳著的。阆中因此也成为了我国古代天文研究的中心,在市区嘉陵江南岸的锦屏山公园里,专门建有纪念古代阆中藉天文学家的观星楼。
由于阆中天文研究人才辈出,历代许多天文专家也被吸引来到这里。电视剧《神探狄仁杰》中写到一个天文学大家袁天罡,就是制造“洛河神异”那位,他也迁居到了阆中。袁天罡是初唐高宗时(650年)迁来的,在蟠龙山建立了观星台以测天象,死后就葬在了阆中。著名天文学家、数学家李淳风追逐袁天罡行踪也于664年来到阆中,死后也葬在了阆中。
地灵人杰的阆中还引来了无数骚人墨客,诸如杜甫、司马光、苏轼父子、陆游、文同、张善子、丰子恺、萧军等古今名流,在此留下了大量诗篇和墨宝。
阆中的地理环境相对封闭,古城倒像是因此得到了天然的保护,迄今风貌如昔。91条窄窄的古街巷纵横交错,交汇处往往有楼台拔地而起。这些街巷在平面布局、空间处理等方面,以及在建筑物外观造型、构造方法、细部装饰、材料选用等方面,都具有独特的风格,其中20多条街巷甚至还保留着唐宋遗风。
现存古建筑有元代2处、明代4处、清代前期12处。古民居多属明清风格,或具明代疏朗淡雅味,或具清代精美繁复的特点,并且多以典雅精致的雕绘艺术为特色。建筑布局大部分是四合院,一些院内回廊曲径,古朴典雅,具有南方园林特色。临街的小木屋都有外柱廊,出檐数尺供行人遮阳避雨。挂牌保护的居住点143处,这些官宅、民居的共同特点是古、雅、幽、翠。
阆中也是我国道教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和著名的“佛都”,至今完好地保存着众多的寺庙、道观、教堂。
作为一座古城,阆中从古至今地名不改,这在全国也是少有的现象。静静漫步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但见巴渝古民居错落跌宕,活色生香,悠悠岁月仿佛正无声地淌过,幽远的巴渝气息扑面而来,不由你不生出思古之幽情。
(此文由重庆故人旧事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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