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渝古今随笔》系列之三：夷城钩沉

　　

 

　　《巴渝古今随笔》系列之三

　　 夷城钩沉

　　 作者：野渡

 

一

　　诚如远古巴人迁徙史迷失于遥远的逝水一样，古巴国是怎样形成的，巴人修筑的第一座城市又在哪里，也同样云遮雾绕，扑朔迷离。

　　根据文史典籍记载，巴人最初建立的国家在中国西南部是没有疑问的，比如先秦古籍《山海经》即谓“西南有巴国”，西汉刘向的《世本》也说巴人源于鄂西。对照甲骨文中出现的“巴方”、“武丁伐巴人”等字样，认为巴人至迟在殷商时期就已经完成了部族联盟、进入了城邦国家的“文明时代”的观点，也应该是可信的。但遗憾的是，这都仅是些零星记载。

　　一些文史典籍也谈到了早期巴人修筑国都的情况，甚至指出了巴人最早的国都叫作“夷城”。比如《华阳国志》、《晋书》等史籍，就记载了巴人是如何脱离穴居及修筑夷城的;北宋的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也记载了：“夷城山石曲，泉水亦曲。廪君望之而叹。山崖为崩，上有平石方二丈五尺，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四姓臣之。”但是，这些传闻述说同样语焉不详。

　　直到1983年发现了香炉石遗址，巴人如何建立国家以及如何修筑国都“夷城”，面目才似乎较为清晰起来。尽管，这仍算是一种学术观点。

　　香炉石遗址，位于湖北长阳县渔峡口镇东南0.5公里处的清江北岸。因为该遗址的东面矗立着一座近乎垂直状的巨石，俗称香炉石，遗址即因以命名。经过发掘考证，学界普遍认为，香炉石遗址就是古巴国夷城的遗址。从遗址的出土文物看，都是距今约4000-3000年前夏商周三代的遗物，倒是与远古巴人的活动时间吻合，与夷城的修筑年代吻合;再从遗址的地貌特征上看，地势东北高西南低呈斜坡状，西南面临近清江，属于典型的傍河山寨型遗址，这与典籍上记载的古巴国的“夷城”也十分相似。

　　香炉石遗址是一处内涵极为丰富的早期巴文化遗址。遗址面积达3万多平方米，1988、1989和1995年先后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在遗址中心地区共挖掘400余平方米。地层堆积也十分清楚，出土了三代各时期巴人的石器、陶器、骨器和铜器等文化遗物近万件及一批早商时期的巴人墓葬。

　　出土文物中还发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如大批商周时期的甲骨，其数量是彼时长江以南各省出土最多的一次;又如有两枚商末周初的陶印章，是迄今为止我国出土最早的陶玺印;此外，不仅出土了许多常见的用牛、羊、猪等家畜肩甲骨制作的卜骨，还出土了一种用鱼类鳃盖骨制作的卜骨，其制作材料非常新颖，中原地区从未出土过，这应该是早期巴人渔盐文化的佐证。

　　当然，在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出土的早期巴人文物，并不止限于香炉石遗址一处。比如在长阳县鸭子口乡千渔坪村曾出土过一件乐器，一种叫作虎钮錞于的铜制军乐器，其形如圆筒，上大下小，顶上多作虎形钮，可悬挂，就是巴族特有的乐器。

　　说香炉石遗址就是古巴国夷城的遗址，还可以再补充一点。清江最初称作夷水，而巴人修筑的这个城市恰好在夷水之滨，那么这个城市很可能就是史籍上言及的夷城——因“夷水”而命名“夷城”嘛，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推论。

 

二

　　神秘的夷城背后，藏着一段神秘的传说。

　　在众多巴人传说中，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原在甘肃南部的一支巴人辗转迁徙到了鄂西长阳，落脚于夷水沿岸;初到之时还是一个原始部落群，未建立城邦国家，自然也还没修筑城廓，于是都散居在武落钟离山的岩石洞穴里。

　　这里提到了“夷水”和“武落钟离山”两个地名，得先聊聊。

　　夷水，是长江中游的一条支流，长江湖北段仅次于汉水的第二大支流。其名始见于《尚书•禹贡》，后来的《汉书·地理志》、《水经注》等书均有记载。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说：“夷水，即佷山清江也，水色清照十丈，分沙石。蜀人见其清澈，因名清江也。”

　　武落钟离山，则是武落山与钟离山的合称。武落山古时又名佷山，就是上文提到的“佷山清江”之佷山。在长阳俗语中，“落”是一个量词单位，即“堆”或“叠”，武落山就是五堆山、五叠山的意思，也就是一山五峰。武落山东隔长杨溪另有一座山叫撞钟垴山。传说此山上悬挂有一口钟，撞击它便发出高亢悦耳的声音，但实际上可能是一块巨大的钟乳石。因为撞钟垴山与武落山被长杨溪隔断了，所以又称撞钟垴山叫钟离山。后来史家将武落山和钟离山合起来称呼，就称作“武落钟离山”了。

　　武落钟离山主峰海拔高397.5米，山上巉岩嶙峋，石穴遍布;山下四面环水，碧波荡漾，五峰错落有如飘浮水面。不妨想象一下，当年有一支远古巴人，原本祖居于终日阳光明媚、视野广阔的高原，因命运变迁而从甘南辗转来到了江汉流域，陡见群山逶迤，山大沟深，定然倍感乡愁;而一旦目睹了清江与武落钟离山这样一个山清水秀、风水绝佳的地方，便驻足定居下来，也算是情理之中的事儿。长阳一带向有“佷山故地，夷水名疆”之说，所言不虚也。

　　这支巴人最初来到长阳清江之时，还是原始部落群，都居住在武落钟离山的石洞穴里。许多古籍都记载了巴人当时的穴居情况。据北宋《太平寰宇记·峡州》载：“武落山，一名难留山，在(长阳)县西七十八里，武落钟离山本廪君所出处也。”《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亦有载：“巴郡南郡蛮……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水经·夷水注》也记载了：夷水“东径难留城南，城即山也，独立峻绝……东北面又有石穴，可容数百人，每乱，民入室避贼，无可攻理，因名难留城也。”

　　这里所说“武落山，一名难留山”之“难留”，就是难民居留之意。可能从甘南迁徙而来的巴人最初就利用了这些石穴。现代考古也发现，佷山一带绵延数十公里的洞穴都有古人居住过的痕迹，佷山脚下还出土了许多石斧、夹砂陶片等远古人类使用的器物。

　　古籍又说到了这支巴族五氏合一演变为廪君巴的情况。《水经·夷水注》记载：“昔巴蛮有五姓，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得更为详细：“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

　　这些古籍记载谈到，刚到武落钟离山的巴人还处于五姓散漫的阶段，“未有君长”，便商量着组成部落联盟，推选一个共同的首领。但这个首领得竞争上岗，通过掷剑和乘船的技能比赛来甄别。竞技者先向石穴掷剑，只有巴氏中一个名叫务相的年轻人单独击中;又乘坐土船，四姓竞技者的土船都沉了，只有务相一个人的土船浮着不沉。于是务相即脱颖而出，大家心悦诚服地推选他作了五姓的共同首领，称作“廪君”。

　　首领既叫廪君，五姓部族的共同体也就称作了廪君族，或曰廪君蛮。相传廪君务相死后化作了白虎，白虎也就成为了这一族的图腾，故廪君蛮又被称作白虎蛮或白虎夷。史籍上则常称这支巴人为巴郡南郡蛮。

　　关于廪君化白虎的传说，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里寻得到一些相关的文字：“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道光年间的《长阳县志》亦有载：“白虎垄，在县西二百三十里……巴人廪君化为白虎处：白虎垄。旧志谓廪君化白虎处指此。”距香炉石遗址西北一公里处，还真有一个白虎垄。这是一座冠状山丘，直径约40米，高约8米，其地貌与周边山峦明显不同，但无法判断它究竟是土丘还是石山，也无法判定它是人为的坟茔还是自然的山岗。

　　与白虎垄一例类似，长阳一带遗存的诸多地名、民俗、古语都提供了民俗史的证明，这里确实存在着廪君一族活动的大量踪迹。

　　长阳一带世代相传着“向王天子”的民歌、诗歌，这个向王天子可能就是指的廪君务相，因为“向”与“相”谐音，所以“向王”应该就是“相王”。如清代彭秋潭所撰《竹枝词》云：“土船夷水射盐阳，巴姓君王有旧闻。向王何许称天子，务相当年号廪君。”《中国歌谣集成·湖北卷长阳分册》也记载了一首土家族的古老歌谣：“向王天子吹牛角，吹出一条清江河。声音高，洪水涨;声音低，洪水落。牛角弯、弯牛角，吹出一条弯弯拐拐的清江河。”据说，历代船工经过向王庙、向王滩时，都要烧香敬奉，求向王保佑平安。

　　在长阳境内，清江两岸所立的向王庙多达40余座，还有许多座向王桥。向王庙较多的地方又有很多带“巴”字、“虎”字的地名，如巴山、巴王沱、巴山峡、巴王洞等地名20余处，白虎山、白虎垄等地名50余处。

　　另外，湘鄂川黔等地的土家族人很早就将武落钟离山视作了圣山，到此来寻根祭祖的朝拜者一直络绎不绝，这或许也算是巴人曾在长阳清江一带活动的一点佐证吧。

 

三

　　武落钟离山五姓合一后，“向王天子”廪君便雄心勃勃地扩充领地。他率领部族沿清江溯流西上，逐步征服了夷水诸部落，特别是战胜了“盐阳女神”这个人数众多的母系部族，势力日渐壮大起来。廪君一族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脱离了原始族群的军事民主制阶段，建立起了巴国最早的政治中心和军事据点夷城。如《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所云：“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

　　关于夷城，《晋书》、《水经注》、《太平寰宇记》、《蜀中名胜记》和地方志等史料都有所载，记载、考证的夷城方位、地貌、地势、地物等，都与香炉石遗址的山、水、物的特征十分相似。

　　《晋书·李特传》的记载最为详细。廪君射杀盐神征服盐水女部之后，“复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岸曲，泉水亦曲，望之如穴状，叹曰：我新从穴中出，今又如此，奈何?岸即为崩，广三丈余，而阶陛相乘，廪君登之。岸上有石坪，方一丈，长五尺，廪君休其上，投策计算，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后种类遂繁。”

　　这段文字生动地描述了廪君当初选址筑城的情景，尤其是他急于脱离穴居生活的心情。也许，廪君原本指望寻找一处依山傍水的平地来筑城，但眼前寻到的地方却是“石岸曲，泉水亦曲”，“望如穴状”。他不由有些失望，感叹道：“我刚从洞穴走出来，如今又要进洞穴，这可怎么办哪?”谁知廪君话音未落，石岸便崩裂为平地，“广三丈余”;同时，他脚下倏地生出了无数级台阶，一直通向高岸的平地。廪君沿着象征天子身份的台阶走上去，在一块“方一丈，长五尺”的平石上小憩。接着，廪君又“投策计算”，蓍草都标著在了平石上面，呈现出吉祥的卦象。廪君这才下定决心在这里依山临水筑城，创建起了最初的巴国。从那以后，廪君一族就在这水曲山险、易守难攻的城廓里繁衍生息，而他们的后裔也越来越兴旺了。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说：“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城墙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他在《马尔克》一文中对此也有表述：“只要村一旦变作城市，也就是说，只要它用壕沟和墙壁防守起来，村制度也就变成了城市制度。”廪君一族修筑夷城作国都，标志着巴族国家的正式诞生，意味着巴族的史前时代结束而进入了文明时代。

　　这个夷城，充分显示出了国家机构对内对外的职能。对内，正如《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所述，廪君统一了“五姓”，“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对外，在征服盐水女部后即修城池，筑关隘，以加强对被征服部族的统治以及防御外族的侵扰，恰如《水经注》所述：“昔廪君浮土舟于夷水，据捍关(今湖北长阳县南)而王巴。”

　　关于夷城建立的时间，学界其说不一。据有的学者考证，务相廪君曾经协助过夏禹治水，清江一带的土家族也流传着大量“向王天子治水”的传说、歌谣，那么夷城的修筑至迟应是在夏禹时期。《华阳国志》中有这样的记载：“禹会诸候于会稽(今安徽当涂附近)，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可见，禹在会稽召集开会的“万国”中，就已经有“巴国”了。

　　综合许多古籍资料记载看，春秋之时，巴国地域大致在陕南的西汉水(今汉水)和川东北的东汉水(今嘉陵江)之间，着重开发出了今日鄂西、川东地区的大片区域。其时，巴国与楚国邻里邦交甚好，与邓国等国的交往也频繁。到了战国初期，巴楚联盟破裂，彼此争城夺野，巴国势弱，不得已沿长江向西拓展，疆域也便随之出现了很大的变迁，大致为“东至鱼腹(今奉节)，西至僰道(今宜宾)，北接汉中，南及黔(江)涪(陵)”的范围，从而形成了“川东巴国，川西蜀国”的局面。而这时的夷城则已在楚国的版图之中了。

　　(此文由重庆故人旧事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