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渝古今随笔》系列之二：雄起之邦

　　

 

　　《巴渝古今随笔》系列之二

　　雄起之邦

　　作者：野渡

 

一

　　外地人提到重庆，多半会立马联想到那个著名的重庆方言词：雄起。其实这个词儿不仅仅流行于重庆，在整个四川盆地流传都甚为广泛。而随着1994年中国首个足球甲A联赛在成都拉开帷幕，“雄起”之声更是从此传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雄起”的具体含义是什么，争论颇多。在规范的汉语标准语和八大方言体系中，这一类型的词倒也见得着，诸如雄视、雄踞、雄霸、雄图、雄起云云，但它们作为动词使用时都是及物动词，唯独重庆的这个“雄起”是个不及物动词，咀其义，呼其声，那味道与气势都完全不同。用大白话说，重庆方言“雄起”的本义就是“勃起”，是个十足的“骚言子”，是后来才引伸出了挺住、拼搏、抗争、加油等意思的。这倒和古语词“雄飞、雌伏”对应之义相近，正所谓“大丈夫当雄飞，安能雌伏”也!

　　有人说，位于重庆民族路、民权路和邹容路交汇处的解放碑高高耸立，就有如一枚阳根雄起。这话有几分道理。“解放碑”本名曰“抗战胜利纪功碑”，体现着中国人不屈抗争的意志，而其更早的原生名称叫作“精神堡垒”，则更是充满了重庆乡土气味儿的“雄”。抗日战争期间，从1938年2月18日直至1943年8月23日，日本对中国陪都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据不完全统计，5年间共出动了9000多架次飞机，轰炸了218次，投弹11500枚以上。重庆大轰炸中的死者达10000人以上，超过17600幢房屋被毁，市区大部份繁华地区被破坏。而这个精神保垒，就修建在日机轰炸遗下的弹坑、废墟之中，且是修了炸，炸了又修。更可贵的，这是全中国唯一的一座纪念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的纪念碑。它的巍巍屹立象征了一种精神，那不就是“雄起”的精神吗?

　　为“雄起”这个词的归属权，川渝两地还起过一番争执。可以肯定地说，“雄起”是重庆人发明的。两千年前常璩在《华阳国志》里就说了：巴族“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而其失在于重迟鲁钝，俗素朴，无造次辨丽之气”;而蜀人则“君子精敏，小人鬼黠”。啥意思呢? 简单说就是巴人耿直好斗，蜀人工于心计。川西是“蜀文化”母土，文化色彩带柔，男人说话的口音都有些哆：“端端走，抵拢倒拐。”连成都人自己都说，喊起口号来都“母兮兮”的。而从“巴文化”里走出来的重庆就大不同了，女人身上也隐射着巴人先祖的雄毅气质。重庆女人虽说大多容颜娇好，可举手投足间却总带三分男风，在重庆女人身上，“温柔”这玩意儿实属稀罕之物。故此，只有当你用浊重的重庆腔调呼喊“雄起”并配以刚健的肢体动作之时，那才显得出“雄起”的原汁原味来，那才叫个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二

　　巴文化是典型的雄性文化。

　　我们就从巴人的“巴”字说开去。与巴人起源说一样，“巴”的含义与来源史学界也历来说法不一。

　　一曰“水流形状说”。顾颉刚先生就认为，“巴”字源于巴人“老家”阆中的两条河。《尚书·禹贡》曰：“梁州之城，古之巴国也。阆白二水东南流，曲折如巴字，故谓之巴。”

　　二曰“地形说”。认为“巴”的本意就是“坝”。《广韵》云：“蜀人谓平川为坝。”

　　三曰“石说”。依据在于，重庆、鄂西的方言都称石为巴，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就曾载：“石耶(在今重庆秀山境内)人呼石板为巴贯。”并且，廪君蛮的首领廪君亦有生于石穴的传说。

　　四曰“植物名称说”。谓巴楚之地多生芭茅草，故国家以草得名。唐代司马贞作《索隐》解释道：“苴音巴……或巴人、巴郡，本因芭苴得名，所以其字遂以苴为巴也。”

　　五曰“蚕说”。有人指出，在巴蜀文物符号表示以及汉字小篆中，“巴”字都为蚕形。

　　六曰“虫蛇说”。《山海经·大荒北经》载曰：“西南有巴国，有黑蛇，青首，食象。”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谈到巴字时也说：“巴，虫也，或曰食象蛇。”“巴蛇吞象”的成语即产生于此。

　　七曰“白虎说”。认为“巴”就是“虎”，说“巴”就是巴人称呼老虎的一种发音。而巴人既自认为是虎之族，“虎”又等同于“巴”，于是中原人及与巴邻近的族群也便称他们为“巴人”了。

　　这种说法源于渝鄂交界处的廪君蛮一族，其主要依据是廪君蛮对于白虎的图腾崇拜。据《世本》等古籍记载：巴郡南郡蛮的首领“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所以，巴郡南郡蛮又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作白虎夷。据说在鄂西一带的土家族居住地，至今还流传着许多关于廪君化白虎的传说，以及遗留着许多以白虎命名的地名。若依据这种观点，巴人的雄性元素就更加显明了。

　　上面这些说法差异甚大，但细细品味，多数传说都透出一种粗犷与野性。 “白虎说”是其中一种尤具代表性的观点。

　　当然，也有人质疑这种白虎说，认为“白虎”并非所有巴人的图腾。或以《华阳国志·巴志》为据：夷水(湖北长江支流清江)廪君之巴，其族为巫蜒，以白虎为图腾;阆中渝水(嘉陵江)之巴，则源于古氐族，以蛇为图腾，并且“专以射白虎为事”。或举《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所载：“时有巴郡阆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楼射杀白虎。昭王嘉之，而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既然夷水的巴郡南郡蛮“以白虎为图腾”，而渝水的板楯蛮却“以蛇为图腾”，而且还“专以射白虎为事”，足见两种巴人不同族。

　　我认为，这种看法较为机械。如果承认巴郡南郡蛮与板楯蛮有一个融合的过程，那么融合之前部族各有图腾就不足为怪了。龙图腾的黄帝族击败了凤图腾的炎帝族，二者不也共同传下了炎黄子孙吗?何况，射白虎之事发生在秦昭襄王时候，那已是秦人灭巴以后的事，与早期巴人部族各有所属更是不相干了。

　　其时的真相可能是，巴郡常有一只白虎率群虎为患，于是，占领巴郡的秦人便重募国中善射虎者杀虎，顺带着巧妙利用巴人中崇蛇、崇虎的矛盾，有效地镇压了巴人的一次反秦叛乱。秦昭襄王曾说过这样的话：“白虎为患，盖廪君之魂也。”这非但不足以说明板楯蛮和巴郡南郡蛮不同属于巴族，换个角度看，反倒是印证了早期巴人以白虎为图腾的存在性。

　　上述哪种说法更加接近于“巴”的原意，自然可以继续探讨下去，但是巴人源远流长的“尚武”之风却显而易见，不容置疑。古巴人的性情就如其生于斯长于斯的大山大江一样，质朴、刚毅、勇武，百折不回，是故史上一向有“蜀出相，巴出将”的说法。

　　巴郡南郡蛮之尚武好勇见于许多古籍记载，其首领廪君便是凭借勇武而崭露头角的。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这则记载谈到，巴郡南郡蛮原来有五个姓氏部族，都生活在湖北长阳的武落钟离山中。后来，他们想推选一个共同的君长，就通过竞技来作决定。巴氏中一个名叫“务相”的年轻人接连战胜了其他四姓的竞技者，于是就当选了五姓共拥的首领，称作“廪君”，而这五姓部族共同体也改称作了“廪君族”。

　　跟巴郡南郡蛮一样，板楯蛮同样民风剽悍。《华阳国志·巴志》载：“阆中有渝水，賨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巴西阆中有俞水，僚人(即賨人)居其上，皆刚勇好舞。”

三

　　巴人尚武，亦是形势使然。巴族长期处于商、周、楚、秦等强大部族的包围之中，必须得不断征战才能保卫家园。极为艰难困苦的生活条件也培育着他们的勇武精神。他们在荒莽的大巴山、秦岭中斩蛇蟒、射虎豹、猎牧捕鱼、取卤制盐、垦荒种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自强不息，方得以世代繁衍绵延。

　　远古巴人连歌舞都充满了杀气。据史料记载，巴渝舞除祭祀歌舞和娱乐歌舞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战斗歌舞。表演示武的巴渝舞时，演员身披铠甲，手持弩箭，边歌边舞，极为剽悍。巴渝舞魏时改为“昭武舞”，晋时改为“宣烈舞”，依然“锐气剽于中叶，蹻容世于乐府”。(左思《魏都赋》)西晋傅玄根据巴渝舞重新填词的《宣武舞歌》尤为生动。如《惟圣皇篇·矛俞第一》：“肆舞士，剑弩齐列，戈矛为之始。进退疾鹰鹞，龙战而豹起。”又如《短兵篇·剑俞第二》：“剑为短兵，其势险危。疾逾飞电，回旋应规。武节齐声，或合或离。电发星骛，若景若差。”《华阳国志·巴志》描述巴人助周武王伐纣的情景也堪称绘声绘色：“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你看，巴人的军队进攻敌人时竟然“前歌后舞”，蔑视、凌迫殷的军人于阵前倒戈投降，其景其情可谓壮观矣!

　　巴人之勇武、之大义凛然、之笃诚笃信，以战国时期的巴蔓子将军最具代表性。据《华阳国志》记载：“周之季世，巴国有乱。将军蔓子请师于楚，许以三城。楚王救巴，巴国既宁，楚使请城。蔓子曰：‘籍楚之灵，克弭祸难，诚许楚王城，将吾头往谢之，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头授楚使。”巴蔓子为救国救民向楚国借兵，许诺“克弭祸难”后以三座城池作为答谢;如今仗打赢了，既要信守承诺又要保护国家城池，两者难全，便凛凛然以死向楚国谢罪。

　　巴蔓子自刎之举感动了楚王，“楚王叹曰：‘使吾得臣若蔓子，用城何为!’乃以上卿之礼葬其头。”巴人更是举国悲痛，在国都江州厚葬了巴蔓子将军无头的遗体。

　　今传巴蔓子葬地共有四处：其一、湖北荆门山之阳，传为楚王礼葬巴蔓子头颅的地方;其二、湖北恩施城西北都亭山，有巴蔓子墓，也称作“蛮王墓”;其三、重庆忠县传说为巴蔓子出生地，其城西北一里有“蔓子冢”，城东有“巴王庙”;其四、重庆渝中区七星岗也有一座巴蔓子墓。

　　关于重庆渝中区这座巴蔓子墓，明代曹学佺所撰之《蜀中名胜记》中就有记载：“郡学后莲花坝(今渝中区七星岗莲花池街)，有石麟石虎，相传为古时巴君冢。”清代《巴县志》和民国《巴县志》也均记载，莲花池之墓为巴蔓子将军墓地。另有史籍记载，清代雍正、乾隆、道光年间，巴郡官民曾多次“修立墓表”、“砌以石”、“行春秋至祭”，明确祭祀巴蔓子将军。民国十一年(1922年)，巴蔓子墓作了一次较大的修葺完善，并竖立了“东周巴将军蔓子墓”的碑石，这次修葺是由川军第一军军长兼川东边防督办但懋辛主持操办的。保留至今的就是民国初年那座巴蔓子墓，重庆民间俗称其为“将军坟”。

　　巴蔓子的故事多有传说色彩。我疑心，“巴蔓子”就是一个泛指的姓名，因为“巴”这个姓特别是“蔓子”这个名，似乎不大符合巴渝地区的实际。或是其时巴国周边的部族、国家先以“巴蛮子”将军相称，而后代巴人觉得“蛮”字不雅，于是谐其音改称了“巴蔓子”将军，也未可知。

 

四

　　纵观巴人先祖，无论是掷剑定乾坤的廪君、助武王伐纣的勇锐巴师，还是不惜割头以保疆土的巴蔓子将军，都透射出一种勇武豪侠气概。古往今来，这种尚武之风代代传承，已经沉淀、内化为一种巴人秉性、巴人习俗、巴人精神：耿直，热情，仗义，勇于抗争;当然，也有鲁莽、粗鄙。我们姑且不说南宋末年击毙蒙哥大汗的钓鱼城守军、顶着日机大轰炸建造精神堡垒的陪都军民、文革中酿就全国第一次大规模武斗的重庆莽汉，就看看今日犹存的一些乡风俚俗，也令你大开眼界：万千球迷齐声高呼“雄起”的壮观场面，三伏天汗流浃背烫火锅的怪异嗜好，乃至美女男风的独特世象——重庆人血液中流淌的巴人基因，他们身上下意识体现的乃祖雄风，无不依稀可察。

　　(此文由重庆故人旧事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