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渝古今随笔》系列之一：神秘的远古巴人

　　

 

　　《巴渝古今随笔》系列之一

   神秘的远古巴人

　　 作者：野渡

 

一

　　远古巴人，是在一种半传说、半历史的氛围中展开自己的故事的。有人认为，既然是飘渺的传说，历史价值就不会有多大。我却不这样看，世界上哪一个民族的远祖又不是先与神话、传说结缘，然后方才进入“规规矩矩”的历史的呢?这一点恰恰证明着巴人历史的久远。

　　了解史前巴人得说到甲骨文，最早的巴人故事就藏在甲骨文里。而要谈甲骨文，又得先谈谈一个叫作王懿荣的人。王懿荣是清末光绪年间的国子监祭酒，也是一个著名的金石学家。所谓“国子监”，乃是中国古代(自隋以降)教育部与中央官学的一个综合体;“祭酒”则是国子监的头号官员，相当于当今社会“主管”、“首席”之称谓。提到研究甲骨文的著名学者，很多人会立刻想到民国时期的“甲骨四堂”(雪堂罗振玉、观堂王国维、鼎堂郭沫若、彦堂董作宾)，其实号称“东怪”的王懿荣涉足甲骨文比他们都早，他才是中国近代发现和研究甲骨文的第一人，因而被誉为“甲骨文之父”。

　　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的传说有好多个版本。据清末刘鹗的《铁云藏龟·自序》云：“庚子岁有范姓客，挟百余片走京师，福山王文敏公懿荣见之狂喜，以厚价留之。”这位金石学家之所以“狂喜”，是因为他惊讶地发现，河南商人携来的名曰“龙骨”的中药材上，有许多刻痕绝非天生的纹路，它们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联系。王懿荣把大大小小的“龙骨”拼接到一起，居然拼成了两三块类似龟版的东西，并且辨认出上面刻着“日、月、山、水”等象形文字。之后，王懿荣继续考察、琢磨，借助《周礼·春官》、《史记·龟策列传》等史籍记载，最终推断出，这些所谓的“龙骨”都是商代先民用来祭神占卜的龟版，“至其文字，则确在篆籀之前”。后来证实，它们还真的是全部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也就是商朝的都城遗址。

　　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发现，“龙骨”上的刻痕就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中国文字，史学界称之为“甲骨文”。如果说，钻木取火标志着人类告别了茹毛饮血的野蛮岁月，那么文字的出现，则意味着人类走出了结绳记事的洪荒时代。甲骨文的发明，无疑是照亮中华古老文明的一盏明灯。

　　而就在这些久远的甲骨卜辞中，已经出现了“巴方”的字样，这也许是有关巴人最早的文献记载。接下来，《山海经》、《世本》、《后汉书》、《水经注》、《晋书》、《太平广记》和《华阳国志》等古老的文史典籍，均记录了巴人在殷商之前的点点滴滴踪迹。综合诸多典籍记载来看，巴人早在夏朝时就已经完成了部族联盟，还参与过夏禹治水等活动;进而脱离穴居修筑城市，进入了城邦国家的“文明时代”。甲骨文中的“巴方”，指的就是巴人最早的“国家”，其地域就在长江三峡的末端、今日湖北与重庆的交界处。这个“巴方”在殷商时改称作了“巴奠”(或“巴甸”)，西周时再改称作了“巴子国”。

　　当然，对于巴人的追溯不宜简单武断。这个“巴”是一个复合概念，内涵和外延都十分复杂，包含了地、族、人、国、文化等多个层次。作为地域名称的“巴”涵盖面相当广阔，据晋代常璩《华阳国志•巴志》载，巴国兴盛之时其地“东至鱼复(今重庆奉节及湖北西南一带)，西至僰道(今四川沪州、宜宾一带)，北接汉中(今陕西汉水流域)，南极黔涪(今重庆至贵州北部乌江流域)”。这一大片地域既通称为“巴地”，世代居息繁衍于其上的各个部落也便通称为“巴族”，由此派生出巴人、巴国、巴文化等概念。

　　要特别强调一点，我们谈及的巴国文化是一种方国文化，主要指夏初巴国建立到战国末秦灭巴(东周慎靓王五年，前316年)这一过程的文化;而巴地文化则是一种地缘文化，上可溯及巴渝地区的旧石器文化与古人类活动遗迹，下可延至今日重庆及其周边地区的文化。

　　经过数千年的盛衰兴替、深刻变化，巴人文化的许多因素都已被历史的浪潮淹没，但其基本文化形态、人文精神和民俗风情，却在这块土地上长期根植、繁衍，积淀为传统，并藉以区别于其他各种各样的地域文化。

 

二

　　关于先秦巴人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历史，史学界一直存在着纷纭的争论。

　　前文言及的“巴”地域既如此广阔，星罗棋布于其上的众多远古部落，自然就呈现出千差万别的状态。有人说，他们虽都打着一样的“巴”字旗号，实际上却各属于不同血统的氏族，“此巴非彼巴”。

　　对于这个问题或者应该这样看。一个原始部族共同体的形成，往往不止于一个部落，这是一个基本现象——只有一个部落反倒不可思议。而且，巴人的迁徒流动性很大，分散的居住方式决定了它们的组织结构也松散，由是形成为一个松散的部族联合体，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儿。正如管维良先生在《巴族史》中指出的：巴人“氏族林立，部落棋布。”董其祥先生也谈到，巴人部族有合川的濮、阆中的賨、南充的充、奉节的鱼、渠县的卢、巫山的巫蛋、秭归的夔、云阳开县的彭、涪陵的枳等。即便在巴郡南郡蛮的内部，最初也有巴、樊、瞫、相、郑五姓，板楯蛮内部也有罗、朴、昝、鄂、庹、夕、龚七姓。后来建立的巴国与巴人部族同理，对此《华阳国志·巴志》就有记载：巴国“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八族。

　　关于先秦巴人的起源，史学界大致有六种推测，即陕南汉水说、甘南天水说、长阳清江说、三峡巫山说、鄂豫丹江说、湘北岳阳说。论及较多的巴氏部落有四支，就是宗姬巴、板楯巴、廪君巴和枳巴，说他们分别活动于汉水、渝水、夷水和枳水，分别属于华夏族、賨族、蜒族和獽蜒族。

　　巴族的六种起源和四个支系都带有假说性质，长期也没弄清楚过，我们不妨将学界看法作一点简单的梳理和理解。

　　先来说说宗姬巴。周灭商以后曾分封了七十一个诸侯国，陕南汉水上游的安康一带属于分封诸侯国之一，被称作巴子国，敕封到那里的姬姓宗人也就被称作了宗姬巴。汉水上游是个很重要的地段，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博士就很重视它对于华夏文明的孕育作用。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说：“汉水上游是古代世界的盛地，因为汉水发源于秦岭南麓，从这里有道路通往渭河流域，北面的关中地区和西南面的四川地区。因此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上，汉水流域是长江流域和上述几个地区之间的著名通道，同时也是古老华夏文明的源头地。”

　　但是，西周时的“巴子国”却并非远古之“巴国”。《华阳国志·巴志》有这样的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可见，周以前巴国(更不要说巴人部族)就已经存在，只是“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从前的巴国“改称”了巴子国而已。

　　枳巴，指的是活动于枳(今涪陵)一带的巴人。枳，位于四川盆地东部长江和乌江的交汇处。因为枳那个地方留下了大量的巴王陵墓，古时的乌江又称为涪水，所以后来“枳”就取了个新的名称叫作“涪陵”。但枳巴也不是巴人的源头，很可能和廪君巴同属一脉。夏商之际，廪君巴西入三峡，都城随之迁到了枳(涪陵)，由是才产生了“枳巴”这么个新称谓。

　　板楯巴，生活在渝水(嘉陵江)中游及渠江沿线，其核心区域在四川盆地的东北部一带，也称作板楯蛮或者賨人。这支巴人倒很古老，巴国晚期阆中还曾作过最后一个都城，但学界并无判断这里为巴人源头的。

　　在学界较为占主导地位的巴人起源说，认为巴人是由黄河流域迁徙到长江流域来的。这就要说到“甘南天水说”和“长阳清江说”，说到那个“廪君巴”。不少考古学者认为，大约在夏以前，这支巴人原本居住在甘肃南部的渝水(嘉陵江)上游，后来才辗转东迁到了渝鄂交界处的湖北长阳，在长江支流夷水(湖北境内的长江支流清江)滨驻下脚来，散落居住在武落钟离山的石穴里。因为这支巴人的首领称作廪君，所以族群就叫廪君蛮;又传说廪君死后化作了白虎，所以也叫白虎夷;史籍上则常称之为巴郡南郡蛮。夏商之际，廪君巴再溯长江西上，逐渐融合、征服了长江流域和渝水(嘉陵江)流域的其他巴族，将中原的青铜文化与当地的新石器文化融合起来，这才真正形成了一个有着共同疆域、共同语言和共同文化的“巴人”。

　　当然，这一观点也未必是巴人源出说的最后定论。但仔细推敲诸多史料记载却可以发现，它们共同反映出一个有趣的现象：初看起来，枳巴和板楯巴的活动范围在长江流域，宗姬巴的活动范围在黄河流域，廪君巴则横跨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跨度大，很分散，但细想想，巴人的踪迹却似乎都体现着两河文明的交汇、交融。

　　另外，巴人的早期活动似乎都围绕着嘉陵江流域在进行，板楯巴生活在嘉陵江中游，廪君巴最早也生活在嘉陵江上游，尽管顺着黄河、长江转了一大圈，终究还是又转回了嘉陵江流域。我们除了感慨冥冥中的天意，似乎也颖悟到，嘉陵江已经成为了连接两河文明的一条奇特的通道。

　　总而言之，远古巴人的迁徙就已经贯通了中华大地的两条母亲河——黄河与长江，并且巴人与中原部族还拥有共同的先祖(比如伏羲、夏禹等)，这些都是十分有趣的问题，后文会专章述及。

 

三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远古巴人的确创造了一系列辉煌灿烂的文化，但令人疑惑的是，公元前316年秦灭巴以后，巴人却似乎突然间“消失”了。传说，东汉末年的曹植就已经弄不太清楚巴人的情况了，还曾向陈琳询问过巴人的事(据台湾三民书局出版之《大辞典》)。巴人之“消失”，于是也便成为了考古学家们一直苦苦探索的课题。

　　巴人与巴文化“消失”，应是一种历史的误读。秦灭巴只是消灭了巴国，史籍上并无秦人大肆屠戮巴人的记载，更不要说灭绝巴人了。那么，秦汉以后的巴人到哪里去了呢?我想，巴人的去向可能有两种情况：

　　其一，秦统一天下的过程，也就是强势的中原文化覆盖纷纭各国弱势文化的过程，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巴文化。在秦始皇“车同轨，书同文”的文化政策笼罩之下，原巴国中心地区的文化被大量覆盖，其地的巴人也逐渐被汉化，这就是秦末汉初以来巴文化消失于史书记载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巴人在文字记载意义上的“消失”，并不等于作为一个族群以及该地域文化的“消失”。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地区至今仍保持着极富独特个性的巴渝地方文化色彩，这是一个事实。换一个例证来说，楚国被秦国灭亡以后，也并未阻断荆楚文化与三湘文化的传承。

　　其二，在秦汉之际及以后的长期发展中，巴人辗转迁徙，分散于渝东、川北、鄂西、黔东、湘西等山区，逐渐与其他民族融合而演化为新的民族，如渝东及川北一带的巴賨和巴氐、黔北的巴濮、湘西及鄂西的五溪蛮等。

　　还有延续至今的土家族人，大多数学者公认他们是巴人的后裔。土家人主要分布于湘鄂渝黔毗连的武陵山地区，史籍中先称他们为“土人”、“土民”，到清末时地方志中开始使用“土家”的名称。

　　在原巴国较偏远的地区，也有相对纯粹的巴人后裔延续着香火。比如上世纪七十年代，三峡悬棺里发现了一只陪葬的青花瓷碗，这一考古发现便雄辩地证明了巴人在秦汉以后的延续。至少说明，直至明代中叶峡江地区仍有巴人后裔在生活，因为悬棺葬是巴人族群独有的风俗，而青花瓷特殊的烧制工艺又形成于明代中期成化初年。

　　诚然，远古巴人的神秘踪迹以及去向扑朔迷离，诸多典籍史册记载充斥着浓郁的神话传说色彩，并非严格的历史，不妨探讨下去。但是，先人的文墨中却也透露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事实：在中华民族最古老的文明中，确确实实闪现着巴文明的身影;且远在上古三代时期，巴人就已经“土植五谷，牲具六畜”(《华阳国志·巴志》)，巴文明就已经颇具形态了。

　　拉拉杂杂谈了这么多，就是想表述一个观点，远古巴人是中国最早的先民部族之一，这是毋庸置疑的。

   （此文由重庆故人旧事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