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渝古今随笔》系列：雾重庆，远逝的背影(序)

 

 

　　雾重庆，远逝的背影(序)

作者：野渡

 

　　说起巴文化，我首先想到了一个“雾”字。

　　历史上的“重庆”主要指母城渝中半岛，这是地处四川盆地东南缘的一座山城。半岛两江夹峙，水气十分充沛，而四围群山环抱，静风频率大，又致使蒸发的江水不易扩散，潮湿空气常处于饱和状态，由是常常凝结成雾。就因为重庆多雾，素来有“雾重庆”、“雾都”之称。跟世界著名的“六大雾都”比较，东京年平均雾日55天，安卡拉80多天，伦敦94天，重庆则达到了104天;尤其是重庆壁山区的云雾山，全年雾日更多达204天，堪称“世界之最”。

 

 

　　每逢雾季，山城上空浓雾弥漫，就像罩上了一层天然的防空网，据说抗日战争时期连前来轰炸的日机也会忌惮三分。趁着雾季空袭减弱，陪都文化界又会重新活跃起来，在各大戏院里连续放映电影、演出戏剧，谓之“雾季公映”。其时有一出招引来众多粉丝的话剧，剧名就叫作《雾重庆》。

　　故乡重庆的雾自幼便深深留在了我的印象里。环城而过的长江与嘉陵江昼夜奔流不息，漫漫水气升腾起来，依山而建的吊脚楼，层层叠叠的万家灯火，便全都沉浸在了茫茫雾色之中，远山也融入了迷迷蒙蒙的画境，汽车亮着灯在白雾笼罩的盘山道上穿梭。秋冬之际雾愈浓，早晨有雾，中午有雾，晚上也有雾，阳光也似乎披上了一层薄纱。大雾遮天蔽日之时，人在雾中行走能见度仅几米，更是汽车停驶，轮船封渡。从前的那雾、那江、那山、那吊脚楼……真是充斥着谜一样的色彩，于是有人喟叹：“重庆，是个让人看不清的城市。”

 

 

　　如今重庆的雾已减少了许多，或云是因为钢筋水泥建筑增多和人烟稠密了的缘故，也不知此说科学与否。但我却由此联想到，恰如这城市从前的云遮雾绕一样，重庆过往的历史、文化也仿佛被包裹在了重重的迷雾里。有人因此说：巴渝无文化。又有人说：巴文化早已经灭绝。还有人说：即便有过巴文化，那也是在四川境内而非现在的重庆境内。其实，这些都是严重的误读。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里，古代名城浩若烟海，但经不住历史长河的逝水冲刷，或者已演变为无足轻重的小地方，或者连遗址也不复存在，历经数千年风雨沧桑而不衰落的城市真是屈指可数，而重庆恰恰就属于这凤毛麟角，至今仍然是全国有数的大城市之一。仅凭这一点，就足以彰显巴文化的历史传承与厚重了。

　　毋庸讳言，元代以前的巴渝地方文献资料零星而散漫，也不知是否因为蒙古入侵使社会遭到大规模破坏的缘故。以重庆主城为核心编修并流传下来的7部地方志都是明代以后的，即明代成化《重庆府志》(残本)、万历《重庆府志》(残本)、清代道光《重庆府志》、乾隆《巴县志》、同治《巴县志》、光绪《巴县乡土志》、民国《巴县志》。即便明清留存的巴渝资料也极为有限，巴县知县王尔鉴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开始纂修《巴县志》时就感到颇为吃力，他曾在“县志序”中感慨：“巴渝郡县百余年无《志》。”可是王尔鉴也不会料到，从他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修成“王志”，到同治六年(1867年)再次修《巴县志》，居然又空白了一百零七年。如此之巴渝历史记载，自然难免“让人看不清”了。但是，这些最多说明历史被湮没、被遗忘罢了，而非“没有”或者“灭亡”。我们需要作的，恰恰是应该拨开历史的迷雾，去重新探寻、梳理，还巴文化一个清晰的面貌。至于历史上阶段性的重庆行政区划与巴渝文化区域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何况，事实上还有许多的巴渝遗迹至今仍在“现在的”重庆范围之内。

 

 

　　最让川人难以接受的是，自古“巴蜀文化”是一个整体，单提“巴文化”符合历史吗?这种疑虑欠缺一点辩证的眼光。其实溯至先秦之时，巴与蜀便各自具有山地文化与平原文化的鲜明差异性。那时的巴文化与楚文化倒是更具共同性，二者傍依三峡，共以巫文化作为纽带，史称“巴楚文化”。直至秦国灭掉蜀国、巴国以后，巴蜀两地才依据四川盆地逐渐融汇起来，成就了“巴蜀文化”。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巴蜀文化的确形成了水乳交融的关系，的确不容草率割裂，譬如一个文化现象“川戏”，你硬要改称其为“渝戏”，那只会贻笑大方。但是，以重庆为核心的川东“巴”色彩和以成都为核心的川西“蜀”色彩，那差异却也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举个例，吊脚楼就是巴人独传的山地杆栏建筑。

　　视野再放宽一点，巴文化还是长江文明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1996年，严文明先生在《长江流域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提出了“长江流域文明起源的三个中心”的观点，其中长江上游的巴文化便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谈到长江流域史前文明的时候，不仅要注目下游的良渚文化、中游的屈家岭文化，还应该充分重视上游的大溪文化，因为它是长江上游史前文明的突出代表。谈到夏商周时期下游的吴越文化、中游的荆湘文化，也同样不应淡漠了上游的巴蜀文化。就按甲骨文的记载来说吧，鼎鼎大名的楚国在秦以前的存在历史不过800多年，而巴国在秦以前已至少存在了1000-1700年之久，因而被誉为“南土诸侯王国之首”。

 

 

　　还有发人深思的地方。中华文化中一些标志性观念、文化，偏偏就产生在地远俗陋的巴渝大地，譬如三峡地区的巫文化、铜梁龙文化、丰都鬼文化，以大足石刻为代表的中国晚期佛刻文化，以钓鱼城为代表的宋末抗蒙军事文化，以及抗战陪都文化等等，这些也都是颇值得玩味的现象。藉此可以毫无愧色地说，巴文化非但不是“没有”，倒是相反，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瑰丽多姿。巴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毋庸置疑，足以赫赫然载入史册。

　　由巴文化启示，长江文明同样有待梳理。迄今为止，有关长江文明的一系列新观念、新见解和新知识，大多还存放在少数历史学家的象牙塔中，目前极需普及长江文明的历史知识，重新认识长江文明的历史地位，重新估价长江文明的历史价值。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应是中华文化水乳交融、血肉相连的两个有机部分。从一个角度说，一部中华文明发展史，其实就是黄河长江相济相融、北方南方互动互补的历史，就是黄河流域的青铜器文明、铁文明和长江流域的水稻文明、玉文明、盐文明共同薪火传承的辉煌历史。而对巴文化的研究，正是对长江文明研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长江流域的众多古文明(主要是稻作文明)基本产生在易于生存而安逸的平原环境里，而远古巴文化主体则处于大三峡山地中，产生出一种具有独特地域特色的巫文化(以占星术和占卜术为主要形式、盐文化和药文化为主要内容)。在距今约5000—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末叶，正当北方黄河流域青铜器文明与铁文明兴盛之时、南方长江流域中下游的稻作文明滥觞之际，巴人的巫文化也开始大放异彩。

　　远古巴文化以巫文化为核心，具有三个与众不同的特征：山地环境、盐药制作、尚武精神。纵观绵延数千年的巴文化可以发现，无论是遍布巴渝各地的制盐业、依山傍水的吊脚楼民居、大足惊世骇俗的摩崖石刻、钓鱼城石破天惊的山地保卫战，还是屈原浸淫着巫风的楚辞、李白杜甫等诗人吟咏巴山渝水的诗篇，乃至重庆依据山水形胜成为抗战时期的“陪都”，以及构建今日独步天下的“桥都”，无一不透露着远古巴文化三个特征文脉承袭的痕迹。

　　研究巴文化，某种角度也是研究一个城市的文化。城市文化是什么?简言之，城市文化就是人类进化到城市生活阶段的产物，是人类在城市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城市的人格化表现，是人类生活的空间化表述。

　　城市作为人类生活聚落形态，是地域赋予城市文化的基本底色，形成为城市文化最初的积淀。“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都”，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创造一方文化。正如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有着各自的色彩一样，巴文化在长江文明中也显现着它自己独特鲜明的个性。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城市文化物化为城市独具特色的文明，内化为一种催人奋发的城市精神。从某种意义说，城市文化建设甚至比发展经济更重要——经济可以复制，文化无法克隆。正是基于这一点，前美国总统克林顿说：北京如果想变成纽约，100年就可以了;但是要把纽约变成北京，1000年也做不到。成功的城市将是文化的城市。据此而言，巴文化的溯源、探寻、梳理、重构，对于重庆城市发展时不我待。

　　近几十年来，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开始着手整理、编綦巴渝史，笼罩着巴文化的迷雾亦将随之一点点散去。然而，作为普及巴文化的另一条腿也得迈开，目前大众急需一种易读易懂、且善且美、亦雅亦俗的巴文化读物。巴文化研究终究得从象牙塔里走出来。

　　我出生在重庆，自幼在爬坡上坎中生活，在长江、嘉陵江中击水嬉戏，在大街小巷充满历史韵味的街名前品玩，故乡之恋早已变成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情结，对巴文化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兴趣。于是，这些年在阅读相关文字之际，便时断时续地写下了一些关于巴文化的札记;经过一段时间的耙梳、整理、归纳，也便集成了一篇篇的随笔。

　　这些散淡轻灵的文字，不是学术论文，亦非教科书，只是草根式的闲聊，有一些历史知识，也有一些文学趣味。我关注历史，更关注文化，试图以另辟蹊径的新鲜视角，以读、品、悟的方式，去探寻云遮雾绕的巴文化的点滴遗踪。拟将巴文化融入中原文化的演进过程作为经线，藉此涉足史前史后的巴文化;横向则旁及到盆地文化、城市文化、宗教文化、军事文化、移民文化、乡风土俗、民间文艺等，涵盖传说历史、典型人事、文化遗存等诸方面。尽管浮光掠影，蜻蜓点水，却也力求囊括古今，留一个巴文化大致的背影轮廓。

　　子曰：“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此或可权充一部巴文化通俗事典，与“正经文章”共收互补之功，亦未可知。惟愿读者在闲暇轻松的阅读中或能有一二得。

　　野渡撰于2017年10月15日

   重庆故人旧事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