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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百年婚嫁

重庆百年婚嫁

作者:
杨耀健
来源:
编者憨整 重庆故人旧事
发布时间:
2019/07/21 15:45
浏览量
【摘要】:
重庆百年婚嫁杨耀健     在世纪之初的重庆城,每每男女喜结连理、百年修好之时,依然视亘古千年的旧式婚礼为“正统婚礼”。当时的新娘必须坐上由轿夫抬的彩轿,戴凤冠、披盖头,一路吹吹打打,奔往男家。新婚男女拜过堂,祭完祖先,还必须“闹洞房”,重庆人所谓“不闹不发”。其间充满乐趣,主人家将瓜子、糖果藏于被子中,众人哄抢,“抢得花生生贵子,抢得糖果甜如蜜”。在亲切欢乐的气氛中,新娘早已忘却矜持,新郎也抛开

重庆百年婚嫁

杨耀健

  

 

  在世纪之初的重庆城,每每男女喜结连理、百年修好之时,依然视亘古千年的旧式婚礼为“正统婚礼”。当时的新娘必须坐上由轿夫抬的彩轿,戴凤冠、披盖头,一路吹吹打打,奔往男家。新婚男女拜过堂,祭完祖先,还必须“闹洞房”,重庆人所谓“不闹不发”。其间充满乐趣,主人家将瓜子、糖果藏于被子中,众人哄抢,“抢得花生生贵子,抢得糖果甜如蜜”。在亲切欢乐的气氛中,新娘早已忘却矜持,新郎也抛开往日的稳重。

 

 

  晚清时代开埠的重庆,虽然受西洋风气的影响,但是良家女性依然被封闭在家庭中,不能出入正式的社交场合。婚恋仍然带有浓厚的传统色彩,强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它的特征是讲究门当户对,父母说了算,有的是从小指腹为婚,有的是近亲表兄妹,有的则是乱点鸳鸯谱。

  随着欧风美雨深入西南腹地,本埠上层士绅的婚礼变得半土半洋,在西方的商品涌入的同时,西方的文化结伴而来,它势必要影响到一部分原本纯朴的市民。1913年吴子云女士的婚礼便是一例,它是中西式婚礼的合璧,破天荒地像今天的足球赛一般,分为上半场和下半场。上半场为西式婚礼,在信教的吴子云家举行,教会方面的牧师来为新人证婚,身着中式西式服装的来宾站满了院坝,并请摄影师拍下这隆重的场面。基督教婚礼完毕后,一对新人又乘轿赶往尊重旧礼教的男方家,举行下半场的中式婚礼,两人一拜天地,二拜君亲师,三为夫妻对拜。这别开生面的婚礼,轰动了繁华的下半城,引得大户人家啧啧羡慕,满城争说。

  

 

  1920年,岳池县的贺升平与永川县的万女士结婚,想留个永久的纪念,决定拍一张结婚照,但小县城还没有照相馆,于是只有专程来大码头圆梦。看来他们的婚礼又有了改革,不在老家大宴宾客,这样既不劳长辈的大驾,也不惊动三姑六婆,而是双双悄然来渝度蜜月,也就是现在所谓的旅行结婚。那时重庆的照相馆价格不菲,拍一张照片大约要好几块响当当的大洋。尽管如此,他们怀着相知相悦的欢欣来到山城,要在底片上留下青春的剪影,一辈子再穷不能穷了这一次。可是他们依然不知不觉遵守着“笑不露齿”的古训,照相时力求端庄稳重,带有那个交替时代的痕迹。

  

 

  后来随着川剧、京剧的普及和走红,舞台上名角们英俊潇洒的扮相实在令青年男女怦然心动,群起而模仿,这有点像如今追星族的味道。“女则靓装倩服效妓家,男则宽衣大袖学优伶”,这样的时尚在20年代的重庆一时蔚然成风,婚礼有复古倾向。自30年代起,以工商界为主体的上流社会逐渐形成,出身名门的成功女性成为社会明星,她们往往自主择偶,向往自由恋爱,举行西式婚礼。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使这个僻处内陆的水陆交通枢纽,顿然成为全国的中心。华东、华北等沦陷区的各界人士源源涌入这座城市,各国大使馆亦迁渝办公,使陪都呈现出畸形的繁荣,车水马龙,熙熙攘攘。

  这时的陪都女性又开始追求女性美的内涵实质,主要是仿效社会名媛,宋氏三姐妹成为她们的偶像。从最初单纯地模仿、追逐艺人和明星的风采,再到这时对社会名媛的崇拜,不难看出重庆女子在审美情趣上的日趋成熟。在这种氛围中,重庆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女子贵族学校,大家闺秀纷纷跻身其中,她们期待有朝一日也能像宋氏三姐妹一样成就辉煌的人生。

  因当时的国民政府提倡“新生活运动”,重庆的婚礼也变得简洁起来,集体婚礼应运而生,它收费低廉,手续简便,获得了本埠婚龄青年的青睐。当时的学界也对其所蕴涵的文明倾向报以热烈的赞同。

  

 

  

 

  旧重庆举办过多次集体婚礼,参加结婚的新人最多超过50对。有一次举办集体婚礼时,由于参加的情侣非常多,为了避免混乱和差错,在正式举行婚礼的头一天,市政府通知所有新郎新娘全副打扮,像军事演习一样集中排练一次。另外,由于收费低廉,有些“生米煮成熟饭”的鸳鸯们也乘机加入新人的行列,了却有名无实的遗憾。于是,婚礼中不时可见新郎搀扶着挺着大肚子、行动不便的新娘出现。

  西式婚礼的频繁举行,标志着土生土长的传统婚礼已抵挡不住时代的浪潮,洞房花烛夜的牧歌,眼看就要随风而逝。当然,老式婚礼在广大的农村仍占有绝对优势,巧舌如簧的媒婆帮照样吃香。

  

 

  

 

  曙光在望,解放大军已挥师西进,国民党在西南地区的统治也风雨飘摇,行将就木。然而,由于当局封锁消息,国统区民众对前方战局很难了解。1949年元旦,重庆被服总厂杨公桥工场的12名女工,经人介绍与国民党军人结为眷属,并举行集体婚礼。这些可怜的女工哪里知道,她们的婚姻只能维持短短的11个月。随着解放大军的迅猛攻势,国民党军丢盔卸甲,最终灰溜溜逃往台湾。临别之际,双方也期以后会,但遥遥关山,迢迢海峡,后会谈何容易!

  

 

  新中国建立以后,人民政府颁布了《婚姻法》,包办婚姻、变相买卖婚姻、拐卖妇女、暗合八字的封建迷信活动受到打击。婚嫁新风俗在这片广阔的黄土地上出现,形成了文明的社会风尚,历史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1950年代,女青年普遍倾慕解放军、劳动能手,其它条件均不大考虑。某大医院护士长何志雅,主动托人替自己介绍了一位部队干部,明知对方很快就要随军进藏,仍不顾父母劝阻,毅然与之结婚。不久,又有不少女青年踏上征途,不远万里在拉萨安家落户,与驻藏部队官兵喜结良缘,重庆妇女界为之送行。

  

 

  1960年代受“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影响,人们择偶时,都把对方的家庭出身列为第一条,注重对方的“政治面貌”,希望选择根正苗红的对象作为缔结良缘的伴侣,以保证家庭及子女的幸福安全。有位女大学生到山区实习,在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过程中,她与当地一位农民产生感情,结婚后扎根山村。她为此被树立为“与工农相结合”的典型,报刊杂志广为宣传,影响很大。

  在这段时间内,重庆青年男女的婚礼崇尚节俭,一般不设酒宴,不披婚纱,不举行隆重的仪式。经所在单位批准,领到结婚证后,把双方父母和亲戚请来吃顿便饭,到照相馆拍一张黑白照片,就算是得到了社会认可。对单位的同事,顶多发几颗喜糖,大家送的礼物也简单,无非是热水瓶、玻璃杯、床单、被面之类。“文化大革命” 期间“破四旧”,连这些也免了。双方在毛主席画像前三鞠躬,唱几段语录歌、样板戏,婚礼便告结束。

  

 

  文革时期的婚礼

  进入1980年代,社会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材,女青年择偶侧重于大学生、科研人员,有文凭的男青年吃香走俏。但不久一大批率先致富的个体户、私营老板冒出来,吸引了众多女孩,企业经理、有海外关系者也异军突起,成为有实力的竞争者。

  

 

  1990年代以来,由于不少缺乏文化根基的个体户、私营老板在商海弄潮中纷纷翻船,生活没有保障,于是相当一部分人在择偶时,又把机关公务员、行政干部放在首位。报刊上刊登的许多姑娘的征婚启事,都明确要求应征者必须是政府官员或行政编制。

  

 

  百年来重庆人的婚恋走马灯般地变幻着,好似一副多棱镜,折射出本埠青年男女在岁月流逝中精彩而多变的人文风情,也留下了明晰的历史烙印。总的来讲,山城女性比较看重男方的才能、地位、前途、财富,寻觅比自己强大、富有的男性为伴侣。而男性比较看重女方的外貌、精神气质。郎才女貌这一传统的择偶观,在不同年代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其基本内涵却大体一致。

  星移斗转,岁月荏苒,当年的恋人们已渺不可寻。在今天的重庆市,人们举办婚礼已不再趋附某一单纯的时尚,一窝蜂地模仿谁人,从人们富于个性的穿着打扮上可以看出,他们追求的正是各自理想的人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今天的重庆人,依然秉承着前辈的开拓进取精神,勤奋工作精明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可以预料,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提高,重庆人的现代婚礼必将花样百出,姹紫嫣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