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里，小时候，母亲亲手自制的红灰毛、豆瓣酱和老酸菜，是伴随我成长的幸福味道。以致于到现在，我依然怀念着那“老三味”的朴实、可口以及带给孩提时光的那份念想。

　　母亲是个勤俭持家的人，也是一个能干的人。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不但能够干很重的体力活儿，譬如在厂子里三班倒，用带锯锯沉甸甸的木头，劳动量几乎等同男职工。又譬如，按照班组下达的任务量，为各类包装箱钉箱板，直到把当天的任务完成后，往往是夜幕降临。而母亲还不顾饿着肚子，自个儿挑一大挑足足有150斤重的锯末面回家，用于烧火煮饭。

　　其实，母亲的针线活儿也做得很不错的，我家仨兄弟的棉衣、棉裤、棉鞋，以及夏天的汗衫、幺裤，包括上学的新书包，都是出自母亲的手。那时家境窘困，母亲就靠自己的双手操持这个家，一家五口的吃穿住行，还有人来客往的开支，加上还得每月三元、五元的赡养老家的奶奶、城里的外婆，全都在微薄的收入里打主意，必须得紧巴巴精打细算过日子呀。

　　母亲就是在这样的家境中不言不语地承担着生活的重任的——不吭一声地干着重体力活儿，不厌其烦地在灯下做着女红活儿，不辞辛劳的在家和工厂之间来回，为的是利用中午下班的一个小时，给仨个娃儿做好中午饭，自己胡乱地装一瓷盅饭菜，边吃边小跑步赶回工厂上班。按照母亲的话来说，那一小时时间，“真的就像打仗似的”，不然，迟到了，会扣工资的。那点微薄的薪水，咋经得起扣呢?!

　　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起，母亲开始自制“家居菜”老三样：红灰毛、豆瓣酱和老酸菜。小时候，街坊邻居称的“红灰毛”，其实就是现在所说的“豆腐乳”，只不过现在的豆腐乳，没有那时家常自制的“红灰毛”来得亲切、实在且会勾起旺盛的馋意。为了节省开支，母亲总是自己推豆花，压制成豆腐，再用刀子把压得紧实的豆腐切成规则的小方块。之后，还要用大的簸箕，铺上谷草，把小方块白豆腐一层层摞好，覆盖上纱布巾，让豆腐自然发酵生霉，待长出长长的略黄带白的毛(也许“红灰毛”的俗称，就是因为此前发酵生长出来的白毛而得名的)之后，就可以装坛了。

　　母亲在装坛时，显得很有仪式感。先是用清水把手洗得干干净净，揩干，再用60度的江津老白干，往瓦坛壁涂抹一圈。然后，用一双早已准备好的竹筷，一块一块夹上发酵好的小方块豆腐，裹上辣椒面、精盐、五香粉，再蘸上白酒，置于坛中，层层叠叠码好，封好坛口，放置于家里阴暗的角落，大约7天至10天时间之后，美味的“红灰毛”就可以出坛了。开坛那天，我家仨兄弟个个都像馋猫，围在桌上，眼睛都落在红灰毛上似的，就着红灰毛，把一碗一碗红苕稀饭吃得呼呼响，肚儿吃得滚圆滚圆的。

　　做豆瓣酱，是母亲的另一拿手本事。母亲总说，食杂店里售卖的豆瓣汤汤水水的，跟盐水没有区别，一点也不香。酱园厂里耗子到处跑，还不知道豆瓣缸子里有死耗子没得哟?其实，这是母亲在危言耸听。主要还是经济捉襟见肘，自制豆瓣酱，一是节约，二是实惠。去粮站买回干胡豆，淘净，放置在一个大瓦缸，用水浸泡几日，待胡豆泡软发胀后，一家人开始剥胡豆瓣，连平日不事家务的父亲，也端一张小木凳围坐在一起，挺认真地参与到剥胡豆瓣的家务中来。母亲自然要夸奖父亲几句，父亲笑而不答，自顾自忙着手上的活儿。

　　每年，母亲做的胡豆瓣，几大瓦坛瓦罐，将近够吃一年的。后来，我家仨兄弟各自成家后，母亲还是坚持给做胡豆瓣。她还是说，街上买的不香，没有老妈做的豆瓣酱地道。我们仨兄弟知道，这已经不是好吃不好吃或节约不节约的问题，而是母亲对儿子们勤俭持家的一种言行之教。

　　说起做老酸菜，母亲绝对是一把好手、能手。青菜出来的季节，母亲总是先把家里的“浸坛”提前清理好安排好，不至于坛子里的陈菜影响了今年的新菜。一到泡酸菜的那几天，母亲不去市场购买，而是徒步去老县城外一户姓李的人家，专门要一大挑才出土的青菜。那青菜，叶大根嫩，水灵灵绿油油的。母亲自己一口气挑回家，舀来清水，一匹一匹叶子清洗，认真得很，生怕自己做的酸菜因为没有清洗干净而影响口味。之后，在备好的大瓦缸依次放进青菜，加盐，加花椒，加水，封好坛盖。之后，母亲像完成了一件艺术品似的，双手按住酸痛的后腰，慢慢站起来，给新制的酸菜，加上封坛水。这样的情形，每年都如此。

　这就是母亲居家过日子的家常“老三味”，胜过世上所有的饕鬄盛宴，胜过人间所有的山珍海味。直到今天，还萦绕在我心上。

　　作者: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黎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