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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大礼堂

我与大礼堂

作者:
李正权
来源:
印象重庆网
2021/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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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礼堂前面虽然加了“人民”二字,但修建起来后,一直戒备森严,“人民”只能远远观望一下,连大门也进不去。这真的有点黑色幽默。好在现在那大门已经撤除,买张票就可以进去参观,但去参观的人却不多。也是应了那句话:越会装B越神秘,越神秘越好奇,越好奇越容易出事。

作者:李正权

  说明:大礼堂前面虽然加了“人民”二字,但修建起来后,一直戒备森严,“人民”只能远远观望一下,连大门也进不去。这真的有点黑色幽默。好在现在那大门已经撤除,买张票就可以进去参观,但去参观的人却不多。也是应了那句话:越会装B越神秘,越神秘越好奇,越好奇越容易出事。

 

 

  我五岁那年, 父亲和三伯带我到文化宫去看展览。他们给我买了一截甘蔗,可能是我好吃,我走失了,被人交给民警。民警问我住哪儿,我说我住在临江门,还说只要到了临江门城门洞,我就能找到路回家。于是,民警便找到一个看展览的人,让她把我带到临江门。我的运气好,刚走到在大礼堂那牌坊前,就与闻讯赶来寻找我的母亲相遇了。那可能是我第一次路过大礼堂,母亲不停地感谢那带我回家的孃孃,我却往大礼堂里张望。那大礼堂在我的印象中,首先是那持枪的军人,其次是那花圃,然后才是那台基那石梯以及那高耸的中心礼堂。 后来我虽然人长大了, 但每次路过大礼堂,那印象依然如故,竟然也只有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恐惧感。

 

重庆人民大礼堂老照片

 

  我第一次走进大礼堂,已经是初中毕业的时候。那是1966年春,文化大革命正“山雨欲来风满楼”。我不知道,我那班主任老师为什么恨我,她一接手,就对我“不感冒”,想方设法给我设置障碍,给我小鞋穿, “卡拿”我, “夹”我的“毛锔”,撤了我的班主席,只让我当她的政治科代表,却给我的政治考试打很低的分。眼看要毕业了,市里在大礼堂召开“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誓师大会,我们学校分配到两个名额, 她不叫其他人去,偏偏要我和她一起去,至今我也不知她安的何种心。

 

 

  于是,我走进了大礼堂。但不知为什么,那庄严的气氛依然让我不敢东游西逛,只好规规矩矩坐在那儿,只能东张西望看那主席台,看那穹拱,看那雕梁,看那画栋,看那隐藏在暗处的喇叭,连厕所也没敢去找找去看看。会上,老知青的“动情”演讲和毕业生的“慷慨”发言,我如今都没有了印象。不过,会后我也真写了上山下乡的申请书。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爆发, 我可能真的要被那班主任弄到农村去了。现在想来, 真不知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害人心机!后来虽然我也去了“广阔天地”,也当了两年多的知青,但那毕竟是全国所有的中学生都不得不走的路,与其心机毕竟是两回事。

 

 

  大礼堂建起来后, 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用处, 除了每年召开“两会”,再加上看年看月偶尔有一次的演出之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至少有三百五十天都空在那儿。 只有文化大革命中,大礼堂才使用得比较频繁。好像是1968年春节前,成都军区战旗文工团被派到重庆来,在大礼堂进行拥政爱民慰问演出。为了表示“一碗水端平”,给八一五派演三场,也给反到底派演三场。

 

 

  大礼堂虽然可以坐好几千人,但重庆人那么多,在那文娱活动极其贫乏的年代,谁都想挤进去看看,于是入场票也就相当紧张。一个单位只能分到几张票,于是有人竟然用油印来仿冒, 用蜡纸刻, 用不同颜色的油墨套印, 印出来的票竟然可以以假乱真, 不注意根本就发现不了。那天,我就是用这样的假票混进大礼堂的。不过,那天演出的是些什么,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唯一记得的只是那过道里都挤满了人。 都是一派的,都是“战友”,在武斗中出生入死过,相遇相逢便特别亲热,吹牛聊天打招呼,会场里就闹轰轰的。这样的气氛,与我第一次进大礼堂那忐忑的心情已经大不相同,有的只是兴奋。

 

1998年出版的大礼堂邮票

 

  可能正是这次演出, 引出了重庆两派文娱演出的热潮。 那时, 两派中的一些大单位, 都组织有自己的宣传队,也就是演出队。 趁着春节前后这股演出热潮,也申请到大礼堂去进行拥军慰问演出。记得那一年中央“三一五指示”下达之前,大型歌舞史诗《八一五风暴》和《红卫兵战歌》在大礼堂连续上演了好长一段时间。有一次在大礼堂演出《红卫兵战歌》,我不知从哪儿弄到一张票,也混进去看。看了不到一半,突然发现那场子里有我们学校八一五派的人,骇惨了,急忙偷偷逃出来。我是反到底派的, 还是所谓的钢杆,参加过武斗,如果被认出来,如果被抓住,不死也要脱层皮了。

 

大礼堂正对面的山峡博物馆

 

  后来我们就下乡了, 后来我调进望江厂,又进了一次大礼堂,是去参加批林批孔大会,跟着吼了一阵口号。再后来就改革开放,我在一家小报当记者,去采访“两会”的个体户代表和委员,旁听大会。 “旁听”就是不听,在会场里钻来钻去,找采访对象说话,想让心里升起一股庄严感,却怎么也升不起来。那时,大礼堂上面那两层已经有安全问题了,不能坐人。据说,大礼堂有四千多个座位,那时重庆只有九区十一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加起来也只有一千多人,即使加上列席的,坐在大礼堂里,也显得稀稀拉拉。 特别是预备会, 人大代表连底池也没坐满,哪还有什么庄严感。

 

 

  进入新世纪,市公安局在大礼堂办了一场春节慰问晚会,我作为记者,坐在了第一排。回首望,座位坐得满满的。演出开始前,我东张西望,回味当年的印象。当我抬起头来,不知为什么,那穹庐上的钢梁让我觉得不舒服了。我在想,当年为什么不设计成藻井呢?是因为技术问题还是因为政治问题?我百思不得其解, 只好不再想。

  后来,大礼堂就开始对外开放,买一张票,任何人都可以进去参观,不过我再也没进去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