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耀健

重庆城的门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重庆只是一座军事重镇，太平门森严壁垒，最初功能主要是防御。它位于母城东南，从清光绪年间张云轩刊刻的《重庆府治全图》上看，太平门是一座开门，建有瓮城，城门上书“拥卫蜀东”四个大字。顺时针方向有箱子街、普安堂巷子、鱼市口、四方街等街巷。1990年代，人们在太平门修建房屋时，曾发现南宋烧制的城墙砖，砖上有“淳乙巳东窖城砖”和“淳乙巳西窖城砖”等字样，由此可见该门至迟建于宋代。其城门旧址在今太平门大码头，2013年7月被发掘出来，得以重见天日。

　　太平门的兴盛，源于它成为水码头。自宋代起在峡江正式设置水驿，即水码头驿站，供朝廷派往各地处理公务的文武官员及传递文书差人过境专用。《明史》称其作用为：“驿，驿丞典邮传迎送之事。凡舟车、夫马、廪糗、庖馔、帱帐、视使客之品秩，仆夫之多寡，而予供应。”每处水驿都设有专用码头，所置船只一般为7到10只，驿站设驿丞一人负责。

1920年，太平门城门，高大雄壮。

　　重庆作为长江上游重镇，在太平门马王庙设有朝天驿，而未设在朝天门。这个驿站下接夔州瞿塘驿、巫山云阳驿、巴东万年驿、峡州覆盆驿、夷陵水馆、松滋江亭、江陵临沙驿、江陵驿等，直到宜昌。

　　清末，随着重庆水运贸易日益扩张，太平门成为大码头，主要停泊从长江上游乐山、宜宾、江安、纳溪、泸州、合江、江津等地来渝的船只。上述地区盛产窖酒、竹器、酿造调味品、山货等，在重庆出售或转口长江中下游。因过于密集，在太平门码头停靠的船只，上下货物后限期驶离。

　　太平门地处下半城中心地带，石台阶宽敞，从码头爬坡上来，走进城门是一条平街，重庆府署和巴县县衙就在附近，水马龙，市面繁华。在没有钟表的年代，这里的鼓楼为全城报时中心，故有民谚唱到：“太平门，老鼓楼，时辰报准。”重庆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后，外商、洋行集中在城门内白象街，一时成为金融中心。

　　早年货币为银元，兑换铜元1000枚，日常需求量极大。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经四川总督锡良奏请朝廷，光绪皇帝批准在重庆设置铜元局，由道台沈秉坤主持建厂，购置南岸苏家坝田土200亩，购买英制、德制设备各一套，铸造银元和铜元，成品运到太平门，又专门设置了铜元码头，与客货码头相邻。1920年8月，16岁的邓小平与82名川东学子，在太平门码头乘坐法商“吉庆”轮，转道上海赴法勤工俭学。

　　从抗战时期的老照片看，太平门码头石阶梯上人山人海，走路都嫌拥挤，从宏大的气势可以想象其当年的繁华，所以它至今仍被称为“太平门大码头”。

1920年，太平门城门内的老鼓楼，熙熙攘攘。

　　太平门也并不太平。

　　1930年8月25日，储奇门发生大火灾，波及周围三四华里，受灾民众逾万家。药材帮损失惨重。参加投保的药商联合起来，向英商白理洋行索赔，将洋行围得水泄不通。洋大班威尔逊迫于压力，派查验员调查损失，但每日只查验三五家就要收工，数百家药材铺受灾，何日才能验完?

　　急需资金重整旗鼓的药商们心急火燎，得知白理洋行总部代表沃尔特来渝，周懋植、朱子廉、毛言志、段裕华等人，一大早守候在太平门码头，俟其刚下轮船，就把他挟持到茶馆去“吃讲茶”，当面评理。沃尔特威胁中药商，声称这是挑起外交事端，闹不好要动刀兵。不料闻讯而来的成百灾民一拥而入，推的推，搡的搡，有的还大声吼叫：“把他龟儿子拖下河去吃水!”沃尔特魂飞魄散，答应停止查验，按保费90%赔偿。

　　1942年，抗战时期的太平门石阶梯。遭到日军大轰炸后，原有老房屋被毁，两旁大多是重建的简易住房。

　　抗战期间日军狂轰滥炸，太平门多次遭受重创。《新华日报》1940年8月21日报道：“太平门和新丰街也着了燃烧弹，顷刻之间火蛇爬上了商业场，西大街西二街也着起火来，火焰成为全城最猛烈到一处。”

　　新中国建立，太平门码头走向新生，这才真正太平无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