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重庆李正权

　　说明：想想当年住的那房子，想想那房子的破烂和拥挤，想想那小巷的肮脏，就让人摇头了。

　　我出生在临江门石灰码头1号，那是一幢吊脚楼。我记事以后，那吊脚楼都还在，但已经成了光架架。吊脚楼临江，那伸在江边乱石坡上的脚，年年都要被淹，洪水还经常光顾到楼里来。不知哪年涨大水，将那吊脚楼一楼二楼的笊壁墙全部冲垮冲走，只剩下支撑的脚和楼的框架。吊脚楼有3层，虽然那第3层上还可以住人，但看着就觉得危险，楼上住的人也搬走了。但不知为什么，那楼却一直没有拆。或许那年代木材不值钱，拆下来的木材还不够拆的工钱吧。后来又涨大水，那楼就被冲走了。

　　吊脚楼是一种干栏式的民居建筑，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有巢氏。有巢氏是传说中的华夏民族的一支远祖，在树上搭窝建屋。浙江河姆渡的出土文物中就发现大量干栏式建筑构件，说明那时便有了这样的建筑。

　　重庆“地势刚险，重屋累居”，吊脚楼曾经遍布两江四岸。与其他地方的不同，重庆是山城，城在山上，山在城里，吊脚楼的“脚”往往是拐的。悬崖峭壁太高，例如高过了一根木料的长度，因为木料不便于连接，或者连接起来后刚性不够，承载能力大减，就不能让吊脚楼的脚直“站”，只能将脚杵到岩石上，斜起支撑整栋楼。也就是说，那脚与楼有一定的夹角，是个“拐脚”。“拐脚”吊脚楼可以最大程度上节约土地，即合理又适用。石灰码头那幢吊脚楼就是“拐脚”。

　　在我记忆中，我家最早住的房子是九道拐1号的洋房子。那房子其实并不“洋”，仅仅只是砖木结构。当年，砖木结构的房子都被人叫作洋房子。我家住的洋房子是临江门码头一个封建把头修的，一楼一底，有个很窄很小的晒台，砖柱，砖墙，木楼板，隔墙却全是笊壁。笊壁也叫夹壁，先用竹篾编织好或用木片钉好后涂以稀泥、石灰等，因陋就简。很多洋房子连外墙也是笊壁。与码头上那些破棚烂房比，这洋房子就像破衣服上补的一个疤。

　　解放后，封建把头都被抓到朝天门沙河坝枪毙了，房子收归搬运公司，楼下拿来做搬运站的休息室，楼上分给工人当住房。我家分到一间，可能不到十个平方米。后来有人搬家，调整到一间较大的，增加了一两个平方米，依然安不下两张床。父亲只好将床档锯短，把门锯了一块，才勉强安下，而他睡下后就伸不直脚了。那房子当西晒，天一热我们只好在街头搭门板睡觉。吹大风下大雨，房子漏，父母就从晒台爬到屋顶上去找漏雨的地方，然后把瓦捡(调整)一下。有一次大风大雨，把窗门吹跑，大雨飘进屋来，把两张床都打得浇湿。

　　九道拐最好的房子是粮食公司的，红砖墙，3层楼，玻璃窗，建在一个坡坡的岩石上，像童话中的城堡。有个同学住在里面，让我好羡慕。想着能搬进那样的房子去住，可能是我最早的乔迁梦了。

　　后来我家也乔迁了，却迁到朝天门白鹤亭一幢吊脚楼里。那是一幢用杉杆、柏木、楠竹捆绑起来的吊脚楼，竟然也有3层。我家住第二层，而且依然只有一间。那墙是档席，那楼板稀牙漏缝，上可看到楼上人的脚板，下可看到楼下人的饭碗。一边靠岩，有污水从厨房泻下，终日哗啦。在临江门我们毕竟住的是洋房子，比这吊脚楼“高档”得多。第一次走进这样的房屋，心里好难过。后来才听说，本来可以搬到曹家巷和陕西路交汇处(现大正商场)一幢洋房子的，父母却嫌那里有个厕所，又在马路边，又臭又闹放弃了。

　　父母能干，码头上找来废弃的破档席，钉在楼板上，挡住了楼上人的脚板。楼下人见了，也学样，让我们不再看他们的饭碗。然后又把那阴沟封了，免去了那股臭味。后来一家人到江边捡来破砖头、烂石块，在门外的平台上搭了一间棚棚，可能有十个平方米吧，一家人才好歹住下，一住就是30多年。

　　白鹤亭在城墙外、长江边，与涂山遥遥相对，时常可见白鹭从那苍翠的背景上飞过。洪水年年都要涨到那吊脚楼下来，我和兄弟就从窗门往下跳“冰棍”。有一年水涨得急来得猛，把我家搭的棚棚也淹了。地基可能本来就是空的，母亲去搬家具，那地基一下就塌了下去。全靠父亲使劲，才将母亲拉了出来。

　　“文化大革命”中，接二连三都有亲戚来我家躲武斗。20多个平方米的房子，要挤十多个人。下乡前后，有同学从农村回来或者要返回农村，坐车(那时长途汽车站在千厮门)坐船都要经过。特别是家住南岸的，头天就必须过河来，就要到我家来住上一晚。不仅我们学校的，还有我认识的其他学校的。1970春节我回家过年，在重庆呆了一个月。那段时间，过几天就来一大泼人来，地板上都要挤满。后来进了望江厂，那些家住农村的师傅师兄或者回家或者回厂，也经常在我家住上一晚。在很长时间里，那吊脚楼好像成了栈房。

　　结婚后，我在厂里安家，没有房子，就挤在单工宿舍。虽然那是女工宿舍，但已经住了不知多少家像我这样的人。我们住在底楼，潮湿，肮脏，一两尺的大耗子跑来跑去，见了人甚至还要和你瞪眼。下班后，和我同病相怜的青工家庭都在宿舍过道里生火煮饭。那煤烟又浓又黑又呛人，在巷道里弥漫，久久不散。人在那烟雾里，不知是神仙还是鬼魂。

　　用水只有进厕所，喊一声：“有人没得?”就进去了。那厕所的污水经常堵塞，下不了脚，就从外面找来几块石头砖头垫着。我们住的那一间靠最里面，烟雾更大，更潮湿。我找来废旧的油毛粘铺在地上，不到一天，那上面依然积起成片的水珠。朋友帮我新做的沙发，没两年那木方就粉了，那弹簧就锈断了。

　　如是这般，竟然熬了整整8年!娃儿快上学的时候，好歹分了一间12平方米的房子。那房 子是解放初期修的，名曰"眷字号”。中间一个过道，过道两侧是房间，一家人一间，两头是厨房，没有厕所，抄的是苏联工人村住宅的图纸。这样的房子，各个工矿企业都有，人和街、小龙坎也有。

　　我们住的"眷一”经过了改造，增加为4层楼，两头都扩充了一点，有了一个十多平方米的公共面积，可以供8家人吃饭时占用。这种工人村房子，盖的都是洋瓦。那洋瓦又大又厚又重，也是从苏联引进的。苏联经常下雪，瓦不厚一点就会被雪压坏。重庆很少下雪，下雪后也很快就会消融，根本不适用。但那年代谁反对照抄苏联，肯定当右派。瓦重了，椽子就要加粗加大。这种瓦一旦破损，换起来也相当麻烦。我搬进去后，就发现一匹瓦破了，只好用一块铁皮垫在那破损处，再在天花板上放一个大盆接住漏水。

　　虽然只有12个平方米，我却绞尽脑汁把它安排得井井有条。有衣柜，有书柜，有书桌，有冰箱，有缝纫机，有竹沙发，还有鞋柜，地上还铺了塑胶地板。全国总工会一个书记，一个慈祥的老大姐，来厂里调研，到我家看了，也赞扬了两句。

　　那屋当西晒，夏天太热，清晨起来，温度计竟然也是38度多。每天下班，首先打来几盆水，把地板淹没。但不到半个小时，那水就完全蒸发。那时还只有吊扇风扇，晚上往往睡不着。好在厨房是单独的，可以在里面洗澡，甚至可以在里面解小便，比单工宿舍强多了。只是孩子在一天天长大，不愿再睡那竹沙发，要和我争床，只好让他。

　　几位作家朋友来厂讲课，到我家坐了片刻。面对蜗居，我说：“如果再有半间就好了。”黄济人叹道：“正权的要求好低啊!”那时，厂里连年亏损，哪来钱修房?又过了一个8年，作为特殊照顾和奖励，厂里分给我一套全部加起来有20来个平方米的房子。那房是“文化大革命”中临时修起来供军代表住的，红砖墙，预制板地板，已经陈旧，时常漏雨，门窗均坏，且无阳台无厕所，但总算圆了我“多半间”的梦。那房子刚死过人不久，我百无禁忌，没当回事。好在那房子有窗口，可观松林郁郁如屏的铁山坪，可观刀劈斧削的铜锣峡，可听江上轮船的汽笛，可听厂房机器的轰鸣，于是名之曰“观庐”，还作文《观庐赋》。

　　那时，厂里一位年轻的副厂长和好几位年轻的副总工程师都还住在“眷字号”里。那副厂长见我正在搬家，给我胸口一拳：“你正权名堂多!”我说：“你当厂长的何必和我争嘛?今后会专门给你们修别墅的。”然后就傻笑，让他好气愤。

　　在此情况下，除了更玩命地工作，我还能怎样?孰料领导换届，不需要我的专业知识了，只好挪个窝子。

　　才到公安局那几年，人在城里上班，晚上住办公室，睡在那竹沙发上，经常做乔迁梦。终于迎来乔迁新房的日子，先是母亲朝天门白鹤亭的房子拆迁，在华新街附近分到一套拆迁房，在里面住了两年;然后在南坪四海花园买了一套房，在里面住了9年;再然后搬进了龙头寺公园旁边的集资房，一直住到现在。

　　记得才搬进四海花园时，心情激动，写过好几篇短文，那真是“看不尽的新家，望不尽的庭院。早上，太阳从南山升起来，满园满屋都充满阳光，灿灿的。中庭花园里，有人在小跑，在做广播操，在那桌前静坐，享受那份安逸和清闲。树绿绿，草绿绿。

　　依在阳台上，久久不愿离开。眼前的良辰美景是那么真切，却又使人有些把握不准，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还没睡醒，还在梦中。晚上，中庭花园的彩灯亮起来，红的、绿的，映照在墙上，映照进屋里来，梦幻般的美妙，童话般的温馨。彩灯映在那水上，闪闪烁烁，更使人难以自禁。不知谁家传出舒伯特的小夜曲，把人带入如梦如痴的境界之中。睡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眠，一个虚诓的问题在纠缠着我：这是真的吗?这是现实吗?

　　当然是现实。此刻坐在书房里，窗外有雀鸟在鸣唱，有阳光在移动，有花香在弥漫，有满眼的苍翠和林立的高楼大厦。想想当年住过的那些破棚烂房，幸福感便油然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