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大舅哥从国外回老家，指明要吃家乡的壳壳花生，说，壳壳花生香，有小时候过年的味道儿。但这壳壳花生在哪里能够买到呢。费了好些周折，才买到了一大袋壳壳花生，满足了大舅哥想吃家乡味道的心愿。这事儿，也勾起了我对那个年代壳壳花生的回忆。

　　在我小的时候，那个年代物质匮乏，买米买肉买布买酒等等，都是凭票的。左邻右舍街坊邻居家家都很清贫，日子过得都不容易。看见哪家哪户推点豆花、炖点鸡汤什么的，真是羡慕得不得了。那时，每家每户连一日三餐的温饱都解决不了，就更不消说有什么零食、小吃给娃儿香嘴巴儿。如果说一定有零碎香香，那就得等到腊八开始，为过年准备的爆米花、砂炒胡豆豌豆。

　　但在我的记忆中，还有一种我至今不能忘记的味道，那就是壳壳花生。所谓壳壳花生，其实就是县城花生厂在生产椒盐花生、五香花生，人工筛选出来的花生壳壳，那些空壳壳、烂壳壳里面没有选尽的一些烂籽花生和品相极度破败的花生,说白了,就是次品中的次品,垃圾货。但由于都是人工筛选，所以有个别好花生也鱼龙混杂的溜进花生壳壳里，逃过了筛选师傅的火眼金睛。但就是这样的壳壳花生，在那时也不是想买就买得到的，要人托人、找关系、走后门才能够买到。买个三斤、五斤，就算心满意足了，在邻居面前，还真可以小小的炫耀一阵子的。

　　父亲爱酒，花生下酒又是上得了台面的传统配搭，更何况大年三十将至，团年饭桌子上没有一盘花生，父亲是看不过去的。就这样，父亲在过年前那几天，早出晚归，还是小娃儿的我，哪里知道父亲在托关系买外贸站花生厂的壳壳花生哟。年前的某天晚上，我还在床上趴着看小人书，父亲回来了。父亲像喝了点小酒似的，脸上红扑扑的、笑咪咪的，手里拎着一个白色塑料袋，一进门就像打了胜仗似的，很大老爷们，直冲我母亲高声大气地说，壳壳花生，买到了，买到了，喊娃儿们起来，来剥点，来吃点。见过年的花生有着落了——哪怕是壳壳花生——母亲也高兴，忙给父亲倒了一杯老白干，挨着父亲坐下来，给父亲在壳壳花生里，找一些较为饱满的花生粒下酒。父亲见母亲尽选一些饱满的花生米给她，阻拦着母亲，说，找烂壳壳的、死米籽的，好点的隔几天装盘，好看。

　　大年三十年夜饭，亲亲戚戚先先后后来了，母亲在厨房忙前忙后，准备热腾腾的年夜饭。父亲忙着招呼客人，手里提着装壳壳花生的口袋——塑料袋换成了白色的布口袋——那时家家户户都有这样的白色口袋，装花生，装爆米花等——把口袋里的壳壳花生这个老辈子抓一把，那个小辈子抓一把，又精心筛选一些饱满的、大个儿的，用土盘子装好，摆在桌子上好下酒。那情形，好像这壳壳花生是招待客人的主打似的。客人们一边吃，一边夸奖父亲有本事，连这么难买的壳壳花生都买得到。父亲很满足，笑得有些虚荣、有些洋洋得意的。

　　我、哥哥和弟弟，都是馋嘴儿，哪管父亲托人买壳壳花生的难处哟——也许父亲还去办了单碗的(办招待的意思)。年三十过了没几天，仨兄弟就把藏在家里瓦坛坛里的壳壳花生偷吃一大截，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初几头上，被父亲母亲发现了，母亲很生气，罚仨兄弟的站，还要处以“笋子炒嘎儿”(打的意思)。父亲在一旁，见状用手挡住母亲挥舞竹片的手，说，算了，过年过节的，娃儿家家的。去，把剩下的壳壳花生都拿出来，分给娃儿们，让他们吃个安逸。

　　父亲把我们仨兄弟让上老桌子，倒了一杯酒，也陪着我们仨兄弟剥壳壳花生。父亲把小酒吱吱的呡着，母亲在边上，眼睛湿漉漉的。

　　其实, 在我的心中，毫不起眼、价值低廉的壳壳花生儿,就是忘不掉、挥不去的年味,更是我终生不能忘怀的乡愁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