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江津县城工业系统的子弟校工交中学读的高中，那时，只有高二年级。高二年级一毕业，就面临高考的检阅。

　　临近高考前的一学期，几乎是在死记硬背、文山题海中度过的。不像现在的孩子们，要什么有什么，做不来的题，电脑上、手机上、平板上搜搜就出来了。那时的高考，是需要预考的。我记得全班(包括插班生、复读生)6、70个同学，预考后就剩下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周在赋(总后3539厂工作，江津籍知名画家)，每天上课都在邓彬兰老师或刘仁和老师的办公室里进行，因为只有我们俩个准考生，开一间教室没有必要。那时，真让同学们羡慕。我的父母亲也很高兴。

　　高考前一阵子，左耳是父亲母亲“好好复习，闪不得劲哟”的唠叨，右耳是亲戚街坊“努把力，过了这关就好了”的絮语，整个人完全是晃兮忽兮的，想真正放松下来，其实很不容易，压力之多之大，不比现在的孩子好到哪儿去。

　　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我住在县城河坝街，挨家挨户都晓得我读书得行，都把我当成自己孩子的学习榜样，说自己娃儿，你看别个吃没吃啥，穿没穿啥，读书好凶哟。邻居李二娘还专门给我送来十个鸡蛋，说让我母亲给我补补，好金榜题名。王伯伯喜欢在河边搬罾捕鱼，每有好的鱼，就给我送来，让我母亲熬汤给我喝……。高考头一晚，父亲破例没有醉醺醺的回来，拉了一根长板凳，父子俩坐在一起，从破旧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个卤兔脑壳，说，这个给你，明天好好考试。少顷，又好像是自言自语在说，你爷爷大字认不得，我也没有啥文化，你妈妈更不消说，黎家没有出过大学生，明天就看你的啦。说完，才自己在碗柜里摸出酒瓶子，自己倒了满满一杯酒独饮，没有再说一句话了……

　　第二天，我很早就被母亲叫醒，看样子父亲也很早起来了。我考试需要的东西，都一一给我放在饭桌上了。母亲显得很轻松愉快，从灶房里端来一碗温度刚好的荷包蛋，白白生生的好大两个，还对我说，趁热吃，一根筷子挑两个鸡蛋，肯定考100分。那时，不是太懂得大人的心情，吃得快极了，滋溜一下抹抹嘴角儿，拿着考试必备的东西，走了。老县城的路街，七弯八拐的，要走到考场时，无意间回头，只见父亲掉我不远不近的。父亲看见我发现了他，迟疑了一下，折进旁边的另一条巷子去了。

　　高考之后，盼的就是分数、成绩，父亲母亲已经数十次问过我的自我感觉，你到底有把握没得哟?你到底把题做完做对没有哟?等等之类让我不敢肯定的问题。临近发通知那几天，我上午、下午，哪里都不去，就端一张小板凳坐在街口那棵黄角树下，听邮递员自行车的铃声。听见铃声一响，心里既高兴又紧张，那几天的心，真是七上八下的。九月中下旬的某天，我终于等来了邮递员喊我名字的那一刻，是考试憧憬单：语文91，数学38，历史79，地理71.5，英语32，我一看，就知道我的大学梦破碎了……

　　流着极度伤心的泪，我转身回家里，把成绩单递给母亲，母亲没有说一句责备的话，说，晓得下学期复读要好多钱哟，空了我去问问呢——母亲想宽我的心——但我知道家里实在不富裕，哪里有宽裕的钱让我复读呢?!——我自己也不愿意这样亏欠父亲母亲……

　　第二天，我向母亲要了10元钱，去了四面山深处，我的哥哥在那里的。我去往贵州背炭、去给刚刚改伐的船板打印、去原始森林看伐木工采伐原木……，从此没有在父母亲面前念过一句想读书——其实我内心非常渴望读书——以致于到现在，我都把自己的每一次自学，才当作我对高考失利的惩罚，非常用心。毫不夸张地说，到今天为止，我的自学，早已补偿了我跨入大学校门所学到知识的总和。

　　这就是我的唯一一次高考，也是我最后一次高考。所以，至今有人问起我的学历，我都会告诉他们，我的学历的高中二年级。那次高考，虽然我没有如愿以偿跨入大学的校门，但高考的失利，却给我源源不断的学习动力，一直旺盛，从未枯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