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有张老桌子(散文)
发布时间:
2020-11-13
来源:
印象重庆网
作者:
黎强
至今,我依然没有理由地喜爱着家里的那张老桌子。因为,这张并不时尚、前卫且显得陈旧的老桌子,见证了我家的深刻变化。
我家这张老桌子,据说是外公的祖上传下来,是作为我母亲出嫁时的陪嫁的。老桌子四四方方的,油黑油黑的。大概是属于柏木之类的材质,挺沉且厚重。配上四根长条宽板凳,往屋当中一摆,很气派。家里来人来客之后,按照老传统老规矩,是要请上客人对着家门的所谓“上方”入座的,以示对来人来客的尊敬和尊重。
小时候,我家住在紧挨县城小西门段的河坝街,父母加上我仨兄弟共五口人,挤在租住别人的不到二十平方的老屋里,很是简陋。遇下暴雨大雨时,屋里就是“滴滴答答”的漏着小雨,还得用上家里的盆盆、钵钵、坛坛来接雨。房东是德感坝人,每月定时乘坐轮渡过河到家里来收房租。有时遇到家里实在拿不出来,母亲就请房东缓几天,房东自然心里不悦。母亲陪着笑脸,把瓦罐里储存着的用于逢年过节食用的黄豆抓几把出来,在锅里炒熟,端上老桌子,再递上父亲也省着吃的酒,让房东享用,算着没有交上房租的补偿。我们仨兄弟是不允许坐上桌子的,就连那香喷喷的炒黄豆,也是一粒也吃不上的。只有待房东酒醉饭饱走了之后,母亲才把房东吃剩的炒黄豆分给我们仨兄弟,母亲坐在老桌子旁,一言不发,眼里却是湿漉漉的。
有一年,春节将至,父亲母亲在老桌子上商量着回老家双河桥过年的事情。母亲拿出一个小本本儿,按照父亲的意思把走亲戚的名单一一记着,哪家送包红糖,哪家送封冰糖,哪家又送点米花糖,哪个老辈子又送点钱,等等。记着记着,我就看见母亲记不下去了。原来,按照父母亲当时的收入,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母亲傻傻地看着父亲,问怎么办呢?父亲喝着闷酒,说,那今年三个娃儿的新棉裤就不做了吧,将就旧的穿吧,还是先把回老家过年的事儿应付了再说吧。那年,父亲在老桌子上的一个决定,我们仨兄弟就没有得到过年时特别盼望的新棉裤啦!
后来,仨兄弟渐渐长大了,老桌子上的事情就越来越多了。有年夏天的一个中午,大我三岁的哥哥在吃饭时,突然提出他不想读书了,自己读不进去,想去做零工。火冒三丈的父亲二话不说,一挥筷头打在哥哥额头上。父亲吼道,为啥不读书,读书恼火麦?妈老汉省吃俭用让你们读书,还错了麦?哥哥说不更多的理由,只是捂着额头哭。事后才知道,哥哥是看着我读书得行,家里面又穷,就想自己去做点零工,一是给家里减轻点负担,二是好让弟弟安心读书。这是许多年后,母亲悄悄告诉我的。
八十年代初,子女要参加工作,一是随母亲单位的体制,二是非得参加招工考试的。我的弟弟已在前两年初中勉强毕业,也在工地上做零工去了,学的那点文化怕早已经还给老师了。母亲很担心马上的招工考试弟弟会考不上——那时招工名额可金贵呢——又担心弟弟回家复习应考,临时工工作也会丢了。那天,母亲在老桌子上,用半商量、其实是半命令式的口吻,让我白天去工地代替弟弟做零工,等弟弟在家里复习,晚上我下班回来再帮助弟弟复习。我自幼身体不好,哪里吃得消工地上的重活儿累活儿?我抿了抿嘴巴,十分不情愿地应承了下来。父亲在一旁一边喝酒一边打气,说,兄弟间,就得互相帮衬,吃点苦,也是为兄弟之间好嘛。现在想起来,我不知道我是怎样在工地上干活儿的,抬石子儿、打预制板、用板板车拉河沙,真的累人呀!偶尔,母亲会特别给我一个煎好的荷包蛋,说,强娃儿白天要上班,还要给弟弟复习,累到了,吃个荷包蛋补补身体,你们俩兄弟就免了哈。饭后,在老桌子上,我正儿八经地给弟弟检查着白天他做的复习题,或讲着地理、历史或文言文。殊不知,眼睛实在是睁不开了,弟弟见状,说,你睡会儿吧,我有不懂的地方,再叫你起来。就这样,一倒头就趴在老桌子上睡了。醒来,只见母亲还坐在我身边,为我做工磨出血泡的手摸着清油镇痛……
随着城市的飞速发展,在拓展扩建十里滨江路的那年,我家搬离了河坝街,住上了单位分配的平房,老桌子也随着我们搬到了新住地。以后,江津城市的变化,可谓是日新月异。老县城的焕然一新,新城区的热闹非凡,跨江大桥连通一江两岸,以及滨江新城的拔地而起、轻轨线的顺利修建,等等,无一不展现着江津作为“大江之津、大爱之城”的蓬勃生机。
而在我家那张老桌子上,我听见过父亲落实了政策的消息,听见过母亲又调资增薪的消息,看见过了哥哥的结婚证,也看见弟弟受单位外派去广州技术培训的结业证。当然,父亲母亲也在老桌子上,看见过我写的入党申请书,看见过我创作的诗歌、散文、歌词,也看见过我的音乐代表作《老家在中国》登上美国、巴西、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华人春晚的演出视频,以及我去亚洲、欧洲、澳洲等多国旅行的护照与签证……
这就是我家的那张老桌子,它俨然就像我们家里的一员,对家里的所有事儿都一清二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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