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现代汉语划分，重庆方言属于北方方言区中的西南次方言，从语言学上讲，又属于西南官话中的成渝片，简称重庆话。提起它大有来头。

　　源自移民 来历复杂

　　重庆历史悠久，历史上有过多次大规模移民活动，使本土居民构成发生很大变化，也使语言发生很大变化。

　　公元前的巴人原活动于今湖北省南部、西部和汉水流域一带，在多次发生的巴国与楚国的战争中，巴人处于劣势，逐渐后退迁入重庆地区，创立了巴国，他们乃是最早的移民。巴国存在300多年，在相对封闭的地区内，巴人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和语言。

　　武王灭纣，将自己的宗亲分封到巴国，加强了巴国与中原地区的交流。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分立36郡，巴郡就是其中之一。为加强统治，秦始皇迁“秦氏万家”入巴蜀。中原地带人口大量迁入，加上政治和文化的影响，使原来的土著居民，包括巴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逐渐在文化和语言上与中原地区趋同。《文选》第四卷载左思《蜀都赋》刘逵注引《地理志》说，秦灭巴蜀之后，“蜀人始通中国，言语颇与华同”。

　　元末明初战乱四起，具有山川险阻的重庆，成为中原地区尤其是相邻的两湖地区逃难者的首选之地。石柱县《谭氏家谱》记载：“元末徐寿辉、陈友谅互争雄长，天下大乱。洪武二年二月初二日辰时，父兄子侄七人，从湖北麻城孝感珍珠码头起身入川。”垫江县《梅氏族谱》记载，其始祖梅玉润亦于明洪武二年，从河南迁来定居。《黔江旧志类编》载陶姓家谱称：“明洪武时由江西抚州金溪县迁四川大足县，嘉靖时迁本邑。散居全溪、白合、黑溪，共千余家。”

　　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是规模最大的移民。自清代康熙皇帝颁布《移民填蜀诏》，一直延续到雍正、乾隆时期，在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来自湖南、湖北、陕西、山西、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浙江、安徽、江苏等地的移民，不断迁入四川和重庆。

　　此后在抗战时期、解放初期和三线建设时期，还有大量外省籍移民来到重庆，带来不同方言。

　　交流融合 相映生辉

　　在湖广填四川之初，不同方言区的人杂居一处，语言比较混乱。清《城口厅志》载：“民少土著，五方杂处，乡俗不同，土音各别。”民国《云阳县志》载：“康乾以还，始由湖南、北人徙居之故，方音往往杂以楚语。不惟上溯《方言》多不相符，近如《俗言》、《蜀语》亦多违异矣!”民国涪陵县续修《涪州志》云：“明清间自楚赣来迁者十六七，其遗传不尽随山川而变也。五方语言之异以名词各随沿习，不能强同。”

　　某些外省方言，顽强保留至今。客家方言在巴南区、涪陵区、合川区、江津区、南川区、璧山县、垫江县等地有零星分布。比较集中的如荣昌县盘龙镇，当地居民相互间交流仍然讲广东话。湖南方言零散分布在潼南县、梁平县、大足区、开县等地。福建方言只有大足县还存在。

　　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方言相互影响、融合，逐渐形成一种为各方面所接受的通用方言。民国重修《大足县志》记载：“本县语言旧极复杂。凡一般人率能兼操两种语音，平时家人聚谈或同籍人互话，日间乡谈，粤人操粤音，楚人操楚音，非其人不解其言也;与外人交接则用普通话，远近无殊。”而所谓“普通话”，是指是在交流中形成的通用方言，即重庆话。

　　抗战时期，大约有l00万左右外地人口迁移到重庆及其附近沿江地区。外地人的语音、语法和词汇被广泛吸收，与重庆话相辅相成。改革开放后，民工南下打工，也带回一些新词汇，使重庆方言不断融入新的成分。

　　词汇丰富 生动幽默

　　重庆方言儿化音多，如裤儿、猫儿、刀儿、瓶瓶儿、罐罐儿、盘盘儿、观音岩儿、割点儿肉、看电影儿、走人户儿等。据语言学家统计，在现代汉语38个韵母中，除少数韵母外，大部分韵母在重庆话中都可以儿化。

　　重庆话动宾结构多，且多为三字格。例如认输说成“下矮桩”，排名最后称“吆鸭子”， 找借口溜走叫“放筏子”，不按规矩做事为“乱劈柴”，占别人便宜叫“吃福喜”，平摊费用是“摸脑壳”，答应的事不兑现叫“踩假水”，偷懒称“梭角角”，刚到一个地方时打招呼称“打响片”，自高自大叫“甩牌子”，自我标榜叫“冒皮皮”，拦截对方传球或挖走情敌恋人都称为“端甑子”。叠化的三字格则有“胖嘟嘟、松垮垮、酸叽叽、长梭梭、绵扯扯、木痴痴、傻戳戳、脏兮兮”等。

　　重庆话还有大量表意独特的生动形容词，两音节的有“飞烫、飞歪、迅白、清痛、嘿多”等;三音节的有“黢妈黑、稀巴脏、青幽幽、白生生、黄桑桑、肥冬冬、蜜蜜甜”等，四音节的有“焦眉辣眼、大声武气、踩手踩脚、吹噗打鼾、二不挂五、假巴意思、提劲打靶、牙尖舌怪”等。

　　重庆方言博大精深，非一篇短文可以解说，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