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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难—从杭州城到重庆城

逃难—从杭州城到重庆城

作者:
郑国寿
来源:
印象重庆网
发布时间:
2020/04/24 1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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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逃难—从杭州城到重庆城

  千里刀光影

  公元1937年8月13日,中日淞沪大战爆发。这是自清末甲午战争以来,受尽屈辱的中国军人第一次为争取战略上的主动地位而义无反顾地打响的第一枪!

  70万武器落后的中国军队与30万装备精良的日本海陆空大军,在华东平原上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搏斗。刹时间,炮声隆隆、硝烟弥漫,血雨腥风横扫了如诗如画的锦绣江南。

  11月5日,日军登陆杭州湾!11月12日,上海沦陷!12月13日,灭绝人性的日军以屠城的方式占领南京,35万中国军民血染长江!

  天地悲鸣,风云变色,千里刀光影,仇恨燃九城。大和民族给中华民族留下了一道永世莫忘的伤痛!

  当杭嘉湖平原上空传来日军轰炸机马达的轰鸣和炸弹落下的尖啸声时,素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之称的杭州城,瞬时就被炸得血肉横飞、鬼哭人叫。我那家住杭州市区北部拱辰桥的外祖父郑金奎、外祖母徐阿元与其兄郑××、其姐徐××(我称大外公、大外婆),这两对双挑夫妻,早就被这种“天上下铁蛋的杀人鸟”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惶惶不可终日。最后他们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于是,我的外祖父怀里揣上其兄给的五块大洋,带着我的母亲、姨妈,一家四口逃往内地;其兄(我的大外公)一家五口则逃往上海租界。在一片千叮咛万嘱咐的哭叫声中,血肉相连的一个大家庭,被活生生分割成两半,在兵荒马乱中各寻生路。

  谁料,这一别竟成永诀,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我的外祖父外祖母和大外公大外婆,这两双亲兄弟、亲姐妹,从此终身不复相见。是年(1937年)12月14日,杭州城破。

  外祖父一步三回头告别故土,携妻牵女,沿长江而上,踏上了八千里云和月的流亡路。在日本飞机炸弹机关枪的驱赶下,经九江、汉口、沙市、宜昌,爬山涉水,餐风露宿,走走停停。终于在1939年左右,乘坐民生公司的轮船,来到了抗战中心——重庆。

  

 

  民生公司的创始人是中国现代航运巨子卢作孚先生。面对着日寇大规模侵入中国内陆,他受命于危难之际,于1938年8月出任国民政府交通部常务次长,坐镇武汉、宜昌,以超凡的组织协调能力,在极短的时间里,把大批战略物资和工业设备安全运入四川,把后方部队迅速运往抗日前线,为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立下了丰功伟绩。

  他还将大量难民运送到四川,使之脱离苦海。许多年后我的父辈在谈论他时,仍口口声声称其为“卢恩公”,可谓口碑长存。抗战胜利后,卢作孚先生荣获国民政府颁发的抗日战争一等一级奖章。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委员、西南军政委员,毛泽东称赞他是我国四个不能忘记的实业家之一。1952年卢作孚先生在重庆不幸逝世(吃安眠药自杀),享年59岁。

  在大轰炸下安家

  我们一家人到重庆后,在同乡孙金文的父亲帮助下,落脚重庆城临江门。当时,我母亲18岁,姨妈才14岁。这年的5月3日、5月4日,日寇飞机对重庆实施狂轰滥炸,从朝天门到中央公园,从小十字到较场坝,从“精神堡垒”到七星岗,一片火海。炸弹击中了国泰电影院,两百多个平民倒在血泊中。据当时防空司令部统计,两天共炸死3991人,炸伤2323人,炸毁房屋846栋。事后,人们将国泰电影院附近的交鸡街、蹇家桥合并为一,取名“五四路”,以告诫后人毋忘“五.三”“五.四”大轰炸,毋忘国耻。

  母亲后来多次对我讲:“五.三”、“五.四”东洋鬼子的飞机轰炸重庆,我们和孙家姆妈(孙金文的母亲)一家,到处躲轰炸。从临江门城门洞,逃到沙坪坝磁器口对岸的大竹林、江北的黑石子一带农村,没被炸死真算命大。多年以后,只要提起东洋兵打中国这档子事,母亲总是不寒而栗,涕泣交加。

  

 

  日寇大轰炸后的重庆城

  到重庆后不久,为了生存,外祖父在市中心附近的勉励街开了一家酱园,取名“同康”,寓“大同”“小康”之意。在这个不足12平方米的临街小店,靠着外祖父的精明、勤劳、节俭,竟挣了不少钱。之后,外祖父又陆续投资“三六九”“陆稿荐”等知名店铺。直到五十年代我还去这些店铺收过股息,1994年母亲去世前还念叨这事。我现在还保存着两张借条,水轮机厂同乡曹子林曾两次借去外祖父现大洋五百元,一直未归还。由此可见外祖父的慷慨忠厚之性和他当时的经济实力。

  据我母亲讲,她那能用一根鱼骨头下三碗饭的外公是杭州城弹棉花的,她的祖母因长毛(太平军)围城断粮而成了饿殍。而我的外祖父外祖母、父亲母亲、姨妈、继父,这两代人,身逢乱世,为了逃避战争,一生颠沛流离,到头来落得个客死异乡的下场,何其不幸也!

  民国三十三年十月初十,也就是1944年11月25日,我出生在重庆“川东医院”,以前叫“宽仁医院”,是个教会医院,即现在的重医附二院。外祖父为我取名国寿。我还未满周岁,父亲竟去世了。

  我的父亲名叫蔡中兴,浙江绍兴人。我不知道父亲是怎么来重庆的,也不知道他是在什么时候进入郑家的。我只知道,他曾是外祖父的店员,一个不折不扣的“闰土”(鲁迅作品人物),一个地地道道的“寿生”(《林家铺子》人物)。1945年的一天,父亲到沙坪坝磁器口运一张铁床回市区,淋了雨,得了急性肺炎,不久就去世了,年仅26岁。因为日机轰炸,父亲连相片都没有留下一张。

  成年后的我,当第一次读到朱自清散文《背影》时,第一次看到罗中立油画《父亲》时,我的心颤抖了,一股被压抑了多年的、渴望父爱抚慰的情结涌动起来,心里有一种揪心的痛。放眼世上,大多数父亲都充当了儿女的人生导师和保护者,我为自己从来没有得到过父亲的呵护与斥责而深感遗憾。我常常想:我一生平庸而又孤傲不羁,心比天高、命同纸薄,最终难成大器,这除了社会时势、家庭经济状况等原因外,也多多少少与幼年丧父失教有关。

  父亲逝世后葬于江北浙江亭,一块昔日浙江同乡会建立的公墓区。亭者,停也,即暂停灵柩之所,希望有朝一日能带柩重返故乡。

  2001年10月,我辗转寻觅到此,发现这里现在是重庆少年管教所,地名叫茅家山,四周是一片碧绿的菜地。一个40来岁的庄稼汉眉飞色舞地告诉我:“在少管所以前,这儿是部队驻地。里面有一座很漂亮的大庙,前几年才拆掉。解放初,从那里面扒出来的金银财宝用箩筐装,几天几夜都没运完!下江人,有钱惨了!”口气极其怪异。

  春花秋月,大江无语;晨风暮雨,父亲不言。

  阿爸,此时此刻的我,真的、真的好想你……一时百感交集,留句如下:

  风轻轻,夜沉沉,觐阳门锁浙江亭。

  云卷云舒天涯路,潮涨潮落故土情。

  兰亭花雕成往事,巴山夜雨伴孤魂。

  国恨家仇知多少,镇海楼接朝天门。

  注:觐阳门是原江北城的正门,浙江亭在觐阳门内。“兰亭花雕”句:据母亲说,父亲喜欢写毛笔字,喜欢喝绍兴酒。镇海楼在杭州城南门,宋时名拱北楼,元代叫朝天门,明代称镇海楼至今。登此楼可望钱塘江潮,唐时杭州即名钱塘。

  

 

  杭州镇海楼旧貌(下层拱门上镌刻“鼓楼”,第二层上挂横匾“镇海楼”,第三层挂横匾“朝天门”)

  飘萍落根重庆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我祖籍浙江,父亲是绍兴人,母亲是杭州人。抗日战争改变了我们一家三代人的生存空间,结果我落根巴渝,成为了长居异乡的浙江人。虽然我从未回过故乡,但我对故乡的眷念,就像春蚕吐丝一样从未间断过。儿子出生后取名郑杭,就寄托着我对故乡的一片深情。

  我外祖父家所在的勉励街原名鹿野居,背靠竹子市、杂粮市,上临四贤巷,长不过50米,宽不过5米,是一条不起眼的背街。1949年时这条街上已经有了自来水站,而照明仍然用煤油灯和蜡烛。我的家位于勉励街正中央。家门对面的墙上有一个国民党党徽,其下方是防空洞,洞今尚存。一条小石梯直通上面小山坡,现在已经成了石灰市农贸市场。

  勉励街右端接民生路,在拐弯处有一个直径2米的防空洞出气口,像一口大干井,至今未填。勉励街左端接第三模范市场,即原总督署,街的出口处就是举世闻名的大隧道惨案发生地——石灰市防空洞。我清楚地记得,在这里,5岁的我因跟另一条街的小孩“打仗”,无意中将一个头包白布、身着长衫的农民打昏在地。

  我家门口低矮的屋檐下挂着一个防盗的铜铃,屋子里阴暗潮湿,堆满了各种陶土坛子,经销的是油盐酱醋、年糕绍酒之类的食品。进门右边有一个收钱的柜台,晚上铺上凉板就是我和母亲的床位,外祖父母则住在阁楼上。

  当年重庆的夏夜,有着这个城市最热闹、最独特的风景。“火炉”的热浪把男女老少都赶出家门,各种歇凉的竹床竹椅摆满了整条街,家家露宿街头。此时也是孩子们最快乐的时刻,喧闹之声满街飞扬,滚铁环、打陀螺、踢毽子、“修房子”、抓子儿、逮猫,孩子们的游戏花样繁多。晚风中,一架手摇留声机在不停地播放着周璇唱的《四季歌》。

  夜深了,凉风吹过,一觉醒来,母亲的大蒲扇还在我的头上摇晃,有时还有一杯如瑶池甘露般的德元酸梅汤供我享用。母亲的扇子摇啊摇,从勉励街摇到保安路,摇到正阳街,又从我的头上摇到我儿子的头上,一直到1972年我搬家到上清寺为止。

  在街头歇凉的那些日子,躺在凉板上的我常常静静地望着满天星斗发呆。当皎洁的月光撒向大地、笼罩在熟睡人们的身上,一颗颗流星、彗星摇曳着划过夜空,我总在心里暗问苍天:满天的星斗啊,你们谁是牛郎织女?谁是北斗七星?浩瀚飘渺的宇宙,哪儿是你的起点?何处是你的边际?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生与死、善与恶,贫与富,谁主浮沉?

  无数次与星空的对话,竟令我萌生了当天文学家的梦想。虽然这个梦想后来并没有实现,但至今回想起来仍然甜丝丝的,它毕竟是我童年时代的一段美好回忆。

  冬天来了,在那不知电为何物的年代,人们睡得很早。那时钟表也是稀罕之物,夜晚人们靠更声来判断时间。宁静的夜色中传来打更的铜锣声。二更了,父母催促着儿女上床睡觉。远处响起“炒米糖开水、盐茶鸡蛋、藕粉面茶”的叫卖声、卖梆梆糕的竹梆声,它们应和着打更的锣声,组成一曲凄美的乐章,在风中飘扬,时远时近,时高时低,大街小巷,坡上坎下,从城里到城外,从月上东山一直演奏到启明星升起、清晨来临。

  这饱含了泥土芳香的巴山小夜曲,夜复一夜,年复一年,演绎着大千世界的繁复人生,那千般缱绻、万种风情,令多少人为它梦绕情牵,为它垂泪叹息。

  不知不觉,在母亲的江南小调《小白菜》歌声中,在山城的小夜曲中,我告别了童年。夏日的星空,巴山的夜雨,山城的迷雾,街头的黄包车夫,路边的小人书摊,巷口拉二胡的算命瞎子,外祖父风雨夜归……一幅幅画面定格在记忆深处。童年成为一个遥远遥远的梦。

  一天早上,我一觉醒来,从门缝里往外瞧,发现整条街突然出现了很多穿黄军装、打绑腿、怀抱大枪的北方大兵,他们或坐或站,秩序井然。当各家各户打开大门后,这些军人告诉市民:“老乡们,我们是解放军。现在解放了,国民党垮台了,穷人翻身了。”

  几天以后,在民生路和民权路的交会处(老地名叫鱼市街),身着灰布长衫、留小平头的我迎来了解放军进城大游行。我看到了坦克炮车、标语红旗、朱毛的画像,我学会了用纯正的吴侬软语呼喊:“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共产党万岁!”这三句口号。☆

  写于2002年12月

  

 

  1949年11月30日重庆人民夹道欢迎人民解放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