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

　　十几年前，我听到年迈的母亲哼着这首歌时，很吃惊：这不是我初中时常唱的歌吗?妈妈，您也会唱?妈妈说，这是抗战时期，在中华职业学校读书时学会的。于是，妈妈给我讲了抗日战争年代她在中华职业学校求学的生涯。

　　那是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继东三省之后，平津、上海也先后陷落。在南京岌岌可危之际，国民政府发表移驻重庆宣言，迁都重庆。从此，上至军政高管，下至平民百姓，大家共赴国难，共度时艰。

　　校董和教师们走出菁园

　　学校的教学器材

　　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先生和中华职业教育社同仁，决定将上海本部及所办中华职业学校迁往重庆。他们在著名的内河航运先驱卢作孚先生的帮助下，不顾生死，冒着硝烟，历尽艰辛，在长江航道的恶浪险滩中，将学生和实习机床、打字机等必需器械尽量多地搬迁到重庆张家花园巴蜀学校内，到1939年才暂时安定下来。

　　当时，学校里除了从东北、江浙、上海、湖北、湖南等沦陷区流亡而来的学生外，当年3月，学校马上在四川贵州招收新生。我的母亲胡从英，那时年仅14岁，就是中华职业学校新招收的学生，读五年一贯制商科(初级商科3年，高级商科2年)。

　　那时，日寇为了摧毁重庆军民的抗日意志，对重庆进行惨无人道的无区别轰炸。1939年5月3日、4日，日军动用7批次63架中型轰炸机对重庆狂轰滥炸。一时黑云滚滚，硝烟弥漫，撕肝裂肺的警报声震荡在山城上空，轰隆隆的爆炸声震撼着重庆。

　　校方为了保护学生、保卫学校，决定再次疏散迁往乡下。学校分成两部分撤迁，商科部、初级土木科部、初级机械科部的学生迁到江北寸滩黄桷坪，高级商科、高级机械科、高级土木科等部的学生迁到白沙沱。

　　周一朝会，全校师生在操场集合，校长作了战时动员后，宣布了马上撤离的命令。学生们就像军人一样，立即回寝室打好背包。我母亲家住四德村，离学校很近，却也来不及告诉外婆他们要撤走的消息，立即排队走出了校门。大家精神饱满，一路小跑到渡口上船，沿嘉陵江顺水而下入长江，到江北寸滩黄桷坪上岸，爬上山顶，当晚就住在乡下。

　　校董事胡子黟无偿支援办学，学生在他私人新修的大宅院内上课。房子不够用了，就搭草房;没有床，就睡地板;没有椅凳，就站着吃饭;没有电灯，就两个学生共用一盏桐油灯;没有球场，学生们就自己动手开山夯土，平了一个操场。全校师生一切本着校训“手脑并用，双手万能”、“民主治校”的精神，不但刻苦教学求学，还要体育锻炼，办壁报让大家发表习作，同时学生伙食由学生轮流监管，三餐用米要计量。

　　有一次，同学们协同老师进城买米，刚从朝天门搬米上船，日机空袭的警报就响了，惊恐中，船工把船退到中途叫“头塘”的码头躲避，等到警报解除才把船划到寸滩，再用马把平价的有時可能是发霉虫蛀的米驮回学校。

　　 在黄桷坪读书时，母亲在最喜爱的黄桷树下照相

　　校舍前有一棵老黄葛树，它是历史的“见证人”。武汉陷落后，敌机飞来得更勤了。每当日落，天空黑下来，他们一听到空中“嗡嗡”的飞机声，就跑到黄葛树下躲着。在探照灯的强光照射下，敌机清楚地出现在眼前，三架一组编队，密密麻麻。看见敌机从头顶飞过，立即就听到炸弹声不断，深深炸在他们的心坎上。

　　燃烧弹的“嘶嘶”声之后，浓烟直冲云霄，燃烧的火光红遍了重庆主城区以及嘉陵江北岸、长江南岸的天空。多少房屋被毁，多少同胞死亡，一次次的轰炸将美丽的重庆炸为废墟。望着下面长江上不断漂流去的尸体，同学们满含悲愤，哭成一片。心中充满对日寇的憎恨，同时更挂念城里的家人……

　　学校特别突出爱国主义和进步政治思想教育，提出了“读书爱国两无荒，文兼武”的培训方针。贾观仁校长每周从城里来到乡下，总要给同学们讲形势报告，布置一周的工作。生活再艰苦，教室里依然传出老师们用“下江话”讲课的声音和同学们朗朗的读书声。晚上，同学们都端着小小的桐油灯赶作业。

　　学生们上课                                练习英文打字

　　当听到杀猪声，人人眉开眼笑，他们知道中秋了，要打“牙祭”了。在当时，重庆迁来各机关团体，人口众多，物资紧缺。同学们平均十多天，一桌人才能吃到一碗回锅肉。同学们穿着简朴。有一位男生，解放后在工商银行某支行当了总会计师，当年一件棉袄从初一穿到高专，整整七年，衣服表面都成了“油板板”。在这样的环境中，同学们依然坚持出早操、开运动会、叠罗汉表演、打篮球、开展田径运动等等，在简陋的墙上办黑板报，训练英文打字……培养自己方方面面的能力。

　　叠罗汉                                学生们做学生操表演

　　校园内，随时飞扬着冼星海谱曲的抗战名歌：“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这是他们唱得最多的一首歌。读书不忘救国，读书不忘民族危机。周日，他们便组织起来，进城去开展为前方将士募寒衣的义卖、演话剧等宣传活动。

　　1943年暑期，他们五年制商科毕业，不但有校方签发的官方毕业纪念册，同学们还自己设计封面、组织稿件，自刻自印了毕业纪念册。他们万分感慨，当初入学时大约有八十余位同学，五年毕业时，仅剩下二十七人。他们希望同学们珍重前途，精诚团结，为民族尽力，写下了豪迈的祝辞：“让我们到钢铁厂去!到兵工厂去!到西北去!到海外去!”

　　在1943年7月刊印的“中华职业学校渝校第二届高级商科毕业纪念刊”中，同班校友黄宗尘写下了“胡从英君传”：

　　从英自小生长在四川内地环境优美交通发达的地方——泸州。在这山明水秀的故乡度过了她童年。于廿八年三月入本校初商。当学校由张家花园移到黄桷坪来的时候，我们才由生疏进入熟识。由于她健美的身材，伶俐的口齿，使得我们极端的愿意亲近她，同时她有着坦直爽快的良好品格，做事不拖延、不迟疑、不落人后。

　　她有着极强的进取精神，对于功课也从不敷衍，端正秀丽的小楷，敏快准确的珠算，关于商业上应有的一切技能，她都具备着，更天生的一副艺术天才，酷爱音乐评剧和小说。她有着充实的人生，但愿更能迈步前进，一定可以获得伟大的发展。

　　除了我母亲等少数人升入职教社办的工商专科学校(两年半制)进一步深造外，大多数人挺身为国效力，有些人去了延安，有些人去了战场，学机械的有些人参加了远征军当飞行员，一部分人留在后方为国为民服务……

　　1943年，母亲升入私立中华工商专科学校，120名学生分别在张家花园和电力公司大楼两处上课，我母亲在电力公司大楼上课。为了早日报效祖国，她加紧读书，晚上上课，白天自己学习，每天都要从四德村下到张家花园，来回路程近两个小时。由于日机轰炸的干扰，课程设置两年半，妈妈刻苦学习完成了学业。

　　这期间，1945年黄炎培与胡厥文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同年7月应邀访问延安，写成《延安归来》一书，如实介绍延安。回渝后，黄老在此书上亲自题字：“送给爱弟子从英”，可惜此书在文革中遗失。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了，重庆大街小巷通宵达旦地欢呼，敲锣打鼓，迎接艰苦抗战的胜利时刻，无数流亡来重庆的学生哥哥热泪盈眶。

　　1946年，母亲从中华工商专科学校毕业。但在那动荡年代，直到1948年学校全迁回上海后，才补发了毕业证书。

　　母亲的毕业证书                                中华职校校徽

　　这么多张珍贵的历史照片，是当时某老师的内弟(他担任上海某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到学校拍摄的。为了保存这些照片，母亲说，在躲避日机轰炸时，她只要听到警报声，不顾其他的财物，拿上装照片的包包就开跑。十几年前，我的小弟把生了霉点的照片精心修复成现在的样子。

　　母亲当年就读的中华职业学校江北黄桷坪校址，就是现在的回兴中学，地处渝北区回兴街道黄桷坪，在210国道高速公路旁，环境优美，鸟语花香，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重庆市渝北区回兴中学的前身是江北县回兴乡中心校。解放后，历任校长有：沈昌煜、陈尚洁、代儒鉴、刘世平、蒋文玉、刘暑光、罗本君。1975年开始办初中，1982年更名为江北县回兴乡初级中学校。第一任校长李年云，第二任校长刘军(1985年2月任职)。1994年更名为江北县回兴镇初级中学校，1995年更名为重庆市渝北区回兴初级中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