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父亲辗转千里，为抗战效力

　　(图片来自于网络)

　　早在1938年秋，日军就占领了广州及深圳，在与日占领区一江之隔的香港从事抗战物资进出口工作，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1939年春父亲到上海公司报到后，深知如果回昆山老家跟亲人辞别，他就不能在上海久留，也就去不了香港了。他咬咬牙，心一狠，生平第一次没给父母家人打招呼，就匆匆办好出国签证、入境护照，只身奔赴千里之外的英殖民地香港，参加组建华懋公司香港分公司的工作。

　　香港分公司成立后，父亲即负责该公司在香港转口贸易的财务事务，负责进口抗战急缺物资、出口大西南的农副产品、稀有铜镍等原料结算和支付等工作。公司经越南海防市港口转口国际物资到昆明和重庆的运输业务做得风生水起。

　　不久，上海的同事童顺也赶来香港分公司支援。老同学老同事相见分外亲热，天南海北、家事国事，无话不谈。但谈到抗日战争的前途，他们的意见出现了分歧。

　　1940年9月27日，《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签定，法西斯轴心国形成，实为封锁中国及阻止美国通过海防至云南的铁路线以运送军火、燃料及每月一万吨物资而采取的行动。童顺得知这一消息后，感到大势已去，更加对抗战前途丧失了信心，几次邀约父亲离开大陆，避开战乱，到澳大利亚去工作生活。父亲则始终割舍不下生养他的家乡、家人和祖国。

　　在老同学老同事们离开香港不久，日本于1941年底兵临香港城下。这时，香港的人口从原来的100万急剧上升到160万，逃避战乱而来的人们原以为可以依仗英美势力的保护。哪知道12月7日清晨，日本袭击了美国珍珠港。日军12月8日中午渡过了深圳河，12月11日攻克了英军最主要的防线——醉酒湾防线向香港市区入侵。

　　在这紧急关头，华懋公司香港分公司经理交给父亲一只真皮手提箱，里面装满了公司的会计账簿支票凭据印章等，要父亲立即撤离香港，到越南海防市，再转铁路回华懋公司昆明分公司，务必将皮箱里的所有东西亲手交给公司经理。临出门走的时候，经理又往手提箱里塞入公司的其他重要文件。

　　经理叫父亲先走一步，他带上家眷随后到码头汇合。父亲马上赶到坐海轮的香港码头，可是等到海轮要开了，也不见经理的踪影。远处已响起日军和英军交战的枪炮声，眼看日寇马上就要全面占领香港、封锁海域，父亲只好独自一人提着沉重的手提箱，提心吊胆地上了海轮。

　　父亲只身一人抱着装着香港分公司几乎全部重要资料的沉重手提箱，坐在拥挤的船舱里，一路颠簸，忍受着晕船的折腾。好不容易熬过了一天一夜，在极度疲惫中，海轮停靠到了他从未去过的法属殖民地越南海防市的海港码头。

　　夜幕下，逃难为主的人群排着队急急走下舷梯，踏上通向码头出口的小道。在昏暗的路灯映照下，长长的队列在地面拖出一条鬼魅似的黑影。突然，不知谁叫了一声：“日本人!”原本疲惫松散的队伍立刻出现骚动。

　　父亲抬头一看，在码头出口处有膏药旗在飘扬。父亲定了定神，“不要慌，日本人不会对良民怎么样的。身上带有武器的快趁早丢掉。”

　　人群慢慢恢复了平静，父亲听到身后不时有叮哐声，胆小的人把随身携带的小刀类家什沿路丢了个精光。父亲暗暗庆幸匆忙离开香港时没有带上以前随身携带的勃朗宁手枪。

　　到了码头出口处，只见两名日本兵站在两边，搜身的是海港职员和法国维希政府的警察。

　　到了大街上一看，海防城落后又凋零，和上海香港比简直是两个世界。父亲急招了一架黄包车直奔火车站，总公司已电告华懋公司海防办事处王经理提前准备好火车票在车站等候着他。

　　不久，父亲顺利到达昆明公司。报到后的第三天，父亲在昆明日报上获悉，在他们到达昆明后不久，广西的抗日军民为防止越南日军利用滇越铁路侵犯大后方，分段炸毁和拆除此铁路200多公里。现在的抗战物资全靠滇缅公路和驼峰航线在维持了。一周后父亲临危受命，并因有立功行为，被破格提拔为华懋公司昆明公司代理会计主任。当时父亲还不到27周岁。

　　此时正值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参战双方物资消耗巨大，战争胜负的较量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后勤保障力量的对决。中越铁路运输线中断后，昆明成了新开辟的滇缅公路及驼峰航线等几条运输线的交汇点，业务工作超出常人想象的繁忙。父亲远离父老兄弟妻儿，为抗战武器物资进出口贸易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岁月。

　　1942年初的云南形势错综复杂，在华懋公司昆明分公司担任代理会计主任的父亲，工作上任劳任怨，精神上也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同学同事一个个离他而去，有的投奔延安，有的远走高飞到没有战争的国家，有的加入国民党的机构大发国难财。

　　像他们这种有外语才能的财务主管，经常周旋于各国商人之间，在当时的国情下，要发昧心财是轻而易举的事。但父亲自始至终忠于职守，坚守中华职业学校倡导的职业精神，连商业财务活动中正常的请客送礼也一律谢绝。公司经理十分信任他，公司用于支付定金的金条也全部由他保管。

　　在他和同仁们的努力下，公司中缅国际物资交流及昆明和重庆的运输业务都做得风生水起，保证了飞虎队在昆明总部的后勤物资油料备件供应充分，从而打破了抗战以来日本飞机独霸中国领空的不利局面;保证了每天3000多吨美苏抗战物资从东南亚的国际港口通过滇缅公路、滇贵公路转运重庆等抗战中心城市。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闻一多教授等民盟爱国人士带领西南联合大学(1937年七七事变后由北平的北大、清华、南开三名校南迁后组成)师生走上昆明街头，发动了抗议政府的示威游行，从此反内战的斗争在云南风起云涌。

　　父亲的爱国热情又一次被点燃。他虽是无党无派人士，但正直善良，忌恶如仇，对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的倒行逆施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在民主同盟的感召下，父亲下班看晚间电影时，帮助老校长黄炎培的同仁们在电影院散发反蒋传单。

　　父亲不满现政府政策的举动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昆明不像上海香港那样有言论出版自由。那时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坐镇云南，特务活动猖獗，爱国师生和父亲这种爱国人士的反政府言行一经坐实，立刻会受到控制或监禁。

　　正在此时，父亲接到家乡辗转带来的消息：继母病重盼儿归。父亲请假获准后，马不停蹄地经公路辗转到了越南海防(当时云南到上海的所有内陆交通因战争中断)，不料却被旧同事王儒鸿经理在火车站接车时拦下，晓以大义。

　　本是知己同事，又感恩于上次王经理及时购火车票，父亲不得不把探母一事暂时放下，全身心投入帮助王兄打理完财务文书等工作后，方才乘国际海轮一同离开人心惶惶的越南海防，回到了久别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