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族抗战史、五

　　(五)九一八惊变，父亲投身学潮

　　父亲初中毕业后，未听从爷爷要他与哥哥在镇上开店经商的安排。1930年夏，在表兄的帮助下，到上海报名，考上了中华职业学校高级商科专业。爷爷得讯后大喜，转而大力支持父亲到上海深造。

　　父亲到校学习一年多，“九一八事变”发生，举国惊怒。9月24日，上海十万大中小学生在中国民主同盟黄炎培等社会民主力量的推动下举行罢课，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父亲从小受祖辈抗击倭寇欺凌的熏陶，怀着国恨家仇，十分积极地加入了黄炎培校长主导的抗日游行、集会及示威活动。办墙报、发传单，从上海打浦路到老西门到南京路再到北四川路，大街小巷遍布了一个爱国少年的足迹。

　　12月9日下午，年仅16岁的父亲带领中华职业学校同班同学童顺等十几人，跟着从西面过来的上海交通大学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向国民党上海市政府进发。到了市中心，与赶来声援的复旦、美专、商船等大专院校师生汇合，共计万人之众，包围了国民党市政府，向张群市长提交请愿书，要求释放“九一八事变”以来被捕的抗日爱国学生。

　　斗争坚持到10号上午，越来越多的学生和居民聚集在上海市中心，此起彼伏的口号震耳欲聋，我父亲这群中华职业学校大专班最年轻的学生嗓子都喊哑了。最终，张群请示了蒋介石，释放了前几次学潮中先后被捕的学生领袖许秀玲等人。

　　回校后，父亲以这次行动积极的同学为骨干，办起了名为“文萃”的校园小报，主要报道抗日新闻、点评时事、刊登抗日学生来稿。买钢板、蜡纸、油印机、油墨、纸张，全是我父亲一人出资。我父亲则将这一切费用，都对爷爷说是学杂伙食费，统统报销了。

　　1931年底，国民政府吸取“九一八事变”期间不与日本直接交涉、只依赖国际联盟而造成时局被动的教训，一面安抚爱国民众，释放激进师生，一面抵抗日本挑衅，作好备战和直接对日谈判的两手准备。

　　粤军陈铭枢手下蔡廷锴率19路军于11月奉命部署于南京至苏州上海一线，共计3万多兵力。紧靠上海吴淞昆山一带驻军的是区寿年第78师，1万多人。但从当年10月起，非蒋嫡系部队的19路军官兵就未领到国民政府的分文军饷。上海爱国报刊将此消息一披露，民众掀起了募捐募衣支援19路军进驻上海周边的风潮。

　　我父亲在校方的鼓动下，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募捐活动，出主意、想办法，主动到老西门、南京路、百乐门等上海富人经常出没的地方募捐，到小街小巷向阿婆讨要旧毛衣内衣。

　　从广东匆匆调到沪宁的南方兵大多数还穿着单衣，接到中华职业学校等上海民众送来的衣物捐款，感激不尽。19路军各师团召开感恩上海市民、坚决保卫大上海的誓师大会，官兵上下一心，士气大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