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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山壮歌》三十六、小川日记(三)

《巴山壮歌》三十六、小川日记(三)

作者:
贺岩
来源:
一蓑客专栏
2020/04/02
浏览量
【摘要】:
《巴山壮歌》三十六、小川日记(三)

  

 

  三十六、小川日记(三)

  9月6日

  何立伟从北京回来了,满身的尘土,满脸的疲惫。他讲了在北京的许多见闻,把毛主席接见四川代表团的合影传给大家看,让大家分享那幸福难忘的时刻:

  “天幕的灯突然全部打开,响起了《东方红》的乐曲。伟大领袖毛主席出来啦!身材魁梧,步伐稳健,一边走一边向我们频频招手。后面紧跟着林副统帅、周总理及中央文革的领导人。毛主席当时就从我身边走过,精神饱满,红光满面。如果不是警卫员战士拉着,我真想冲过去,和他老人家握个手!我们跳啊、喊啊,每个人都是热泪盈眶……

  “接见过后,每个组织的头头都当即表态:一定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消除派性,搞好革命大联合,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实现祖国山河一片红。接着纷纷给自己组织打电话,布置联合方案。我本来也准备打电话,但都是占线,再说我口袋里的钱也不多了。”

  何立伟的话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知青,大家无不热泪盈眶,马上热炒热卖地演练起“早请示晚汇报”来:

  面对主席像立正站好,右手捧着《毛主席语录》放在胸口上。

  领:首先,让我们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共同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泽东主席——

  齐:(有节奏地挥动语录本)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领:祝愿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敬爱的林副统帅——

  齐:(有节奏地挥动语录本)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

  “我们的材料递上去了吗?”激动之后,我最关心的还是知青的前途。

  “我把主要精力都用于反映知青的问题,连县革委的筹备会都很少参加。结果发现,中央现在并没有专门管理知青的机构,所谓的中央安置办公室早就名存实亡。找到其它一些有关部门,或者已经瘫痪,或者把‘皮球’踢给别的部门。后来总算认识了一位关心知青问题的新华社记者。我给他讲了许多南溪知青的事情,他很感动,同意替我们代递材料。临离开北京时,他告诉我,材料已经通过一些渠道递上去了,具体递到了哪一级,他也不清楚。但是他告诉我,可能要不了多久,伟大领袖毛主席要亲自对知青的问题作重要指示。”

  “如果这是真的,那就太好了,我们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

  “让开!让开!我们的小知青来看叔叔孃孃啰。”刘麻儿扶着雷家敏,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婴儿,走了进来。

  “哎哟,好乖!来,孃孃抱抱。”马爱南高兴地接过孩子。

  “我看看!我看看!”众人挤上去。

  “哎,哎,你们这些爪爪拿开!这又不是篮球,小心把人家的小脸蛋摸破皮。”

  “果然没有麻子,比麻老汉漂亮多啦!”

  马爱南把孩子抱到何立伟跟前。何立伟伸出小指头,点点孩子的鼻子,小鼻子马上皱成一团。大家欢笑起来。

  何立伟感叹道:“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小知青,以后还不知道会有多少小知青来到这个世界。我们今后的所作所为,不但要为自己负责,还要为他们负责啊!”

  10月13日

  我们被出卖了!县革委的方案公布出来:东方造反团有十五个委员,两个常委,一个副主任;工人造反兵团有两个委员,一个常委;巴山红卫兵五个委员一个常委;而红青团只有一个委员的名额。这与何立伟知道的北京方案有天壤之别!

  把戏终于揭穿。原来北京学习班只是一个幌子,其目的是把各个群众组织的头头集中起来,排除他们对本地的干扰和影响,引开他们的注意力,即所谓的“调虎离山”。所以,当这些头头们在北京争得一塌糊涂时,各地革委会的真正名单已经由军队、干部和少数有影响的群众代表在省革筹的指导下敲定。胡应程之所以没去北京,然后又悄悄离开南溪不知去向,都是早有的预谋。他去了成都,与从北京飞回来的朱柱山会合,在成都拟定了这个方案。我们这些属猴的不管怎样精灵,最后还是没跳出如来的手心!

  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战友们气得跺脚。难道我们两年的浴血奋战就这么被耍了吗?大家都说决不承认这个方案,就是把南溪打得稀巴烂也得重新来过!

  惟独何立伟出奇的冷静:“北京的事太完美,我就怀疑有问题,特别是朱柱山提前离开北京,更是不正常,但是没想到会是这么个结果。

  “没有走出南溪时,我也认为我们理所当然地是新生政权的当权者。走出去才知道,自己实在是坎井之蛙!中国这么大,需要解决的问题和矛盾千头万绪,谁会有精力来研究小小南溪的几个知青的问题?能留给我们一个委员的名额,都是给了我们一个天大的面子,这在全国的知青组织中都是独一无二的。

  “再说,就算把权力交给我们,我们能把南溪搞好吗?这不是搞武斗,谁的拳头硬就服谁。读读中国历史,最后坐天下的往往都不是开始打天下的人。

  “现在木已成舟,如果我们不承认它,就会成为全县所有力量的敌人,包括武装部。我们有这样的力量吗?朱柱山能成为革委会主任,捍红派能在革委会中占三分之二的名额,这本身就是我们的胜利。我们已经问心无愧了,还有什么值得争的呢?我郑重申明:那个委员我决不当,也建议总部成员不要当,另推合适的人选。”

  秦天笛、刘强、成杰都赞成何立伟的意见,其他人也没再说什么,最后决定让陈庆明出任。

  没想到他会来这一手!我气急了,嘴上不说,但宣布弃权。

  晚上,何立伟来到我的房间,我知道他是来解释的。不等他开口,我先就是一阵劈头盖脸:“你不要做出一副道貌岸然、品德高尚的样子,你那套把戏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你不想当这个委员,一则认为它不过是块鸡肋,不感兴趣;二则你是在逃避,逃避自己的责任,逃避对红青团的责任!当初你拼死拼活要去北京的劲头到哪儿去了?没想到别人出卖了我们,你现在也要背叛我们!你是个伪君子,懦夫!”

  何立伟抽着烟,任我责骂,始终一言不发,更不用说辩解了,但脸上流露出的无奈和痛苦是我从来没见过的。我察觉自己的话有些过分,心里的怨气慢慢平息下来,用平静的声音说:“你给我个合理的解释,为什么要放弃?”

  “你发现没有,这次从北京回来,我有些变?”

  “总算还有点自知之明。”

  “这次去北京,我接触了许多人,特别是一些老造反派。我发现他们很多人都心灰意懒,成了逍遥派,对成立什么新生红色政权一点不感兴趣。而且一致认为,参加文化大革命是被人利用,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了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利用毛主席的威信,搞政治夺权的手段。他们利用群众的革命热情,利用群众对当权派官僚主义和腐败作风的怨气,妄图打倒所有的老干部,以掌握国家大权。但事实上又不可能把老干部全部打倒,毛主席也不答应,于是才有了革委会这种折中的产物,而两派群众就成了新老势力斗争的牺牲品。”

  “照他们的说法,文化大革命岂不成了一场骗局?那伟大领袖毛主席呢?文化大革命可是他老人家亲自发动的。”

  “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好的,但事物的发展往往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比如说反右斗争,开始的确是真心想倾听党外意见、改进党风,但是意见一尖锐,结果就变成了‘引蛇出洞’的反右斗争。大跃进的初衷也是好的,想超英赶美,但后来却搞成了一场闹剧和灾难,饿死了不少人。‘庐山会议’,主席的初衷是纠正大跃进的左倾,自己也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但是彭德怀的意见书一上,风云突变,反左又成了反右,揪出了什么‘反党集团’。我估计这场文化大革命也是背离了毛主席的初衷。起码他老人家开始时绝没有想到会搞成这样:全国打得一塌糊涂的‘武化大革命’。”

  “我知道你说的他们是谁。不就是那些运动初期当太上皇、到处指手画脚、一副唯我独尊的模样,什么‘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老子英雄儿好汉’‘炮轰’‘砸烂’‘火烧’,哪样不是他们提出来的?后来革命革到他们父母头上,就受不了了,呼天抢地,大叫冤枉。现在又摆出先知先觉的面孔,鼓唇弄舌,故作惊人之谈。什么逍遥派!逍遥派就闭上你的嘴巴,睡你的大头觉去吧!这种人活该倒霉,造反不彻底,就该当反革命!”我生气地说。

  “他们的话我也不全信,但是可以作作参考,我们长期呆在南溪这一隅之地,的确有点孤陋寡闻。南溪的革委会的确是妥协的产物,各种力量和人物都胡椒面、海椒面的撒了点。你想,这样的革委会以后的内部斗争一定很激烈,甚至你死我活,因为谁都知道,它只是一个临时的过渡性的政权。如果我们在里面掌了权,肯定会成为各派包括过去的捍红派攻击的重点。我们霸气有余、王气不足,不如跳出这是非之地,让他们去争个你死我活。我们也可以抓住这个空隙,把知青自己的事情办一办。

  “小川,你的历史知识比我丰富,应该了解中国官场的权力之争、官僚之争的残酷;也应该了解每次农民起义,不是被利用就是被取代,‘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历来如此。我们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是上了‘另册’的人,现在别人能放心地把权力交到我们手中吗?在北京商定名额时,我把总部和各分团的头头排了个遍,也没找出两个成分够资格的。现在想来,周晋政给成杰讲的那番话的确是切中我们的要害,我们只能是团结教育改造的对象,要想掌权万万不能。也许你不同意我的这些观点,连我自己也不敢完全相信这些观点,但是希望你理解我、支持我,我需要你的理解和支持!”

  我的心“怦”地一跳。还能说什么呢?这个骄傲的王子,也有需要别人理解支持的时候!他不是个轻易动摇的人,他的话应该有一些道理。爸爸每次来信都叫我要“谨思”,是到了好好地想想,把有些问题彻底地梳理一遍的时候了,这一年多来,天天忙着斗争斗争,静下来想问题的时间太少了。

  “我还告诉你一件事。这次在北京,我认识了一个北大的学生,是学哲学的。他也是老红卫兵,后来成了逍遥派,一直潜心在研究《易经》。研究的结果是,唯心主义也是一门科学。

  “我大惑不解,唯心主义还成了科学?他给我解释说:‘你知道唯物主义是一门科学?’我点点头。‘根据毛泽东的矛盾论,矛盾的双方是对立统一,相互依存的;没有矛盾的一方,矛盾的另一方也不复存在。由此可以推理:既然唯物主义是一门科学,那么它的矛盾的另一方唯心主义也是科学。’

  “我说,这样说来,算八字、看风水也是科学?

  “他说,迷信与科学不能划等号,但也有一些交叉现象,不能一概而论。毛泽东应该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了,但是进北京前,他和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还先去白云寺求签,并且请道长为他们挑选进北京的黄道吉日。这虽然是逢场作戏的玩笑之举,但潜意识里还是有些说不清楚的因素。

  “毛泽东家乡韶山冲的风水:‘一钩流水一拳山,虎踞龙盘在此间。’一看就有帝王之气。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率领队伍上井冈山后,军阀何健曾经派出一连士兵,赶往韶山冲,要挖毛泽东的祖坟,断毛泽东的龙气。哪知道抓来带路的是毛泽东的本家亲戚,这位亲戚带着士兵挖了自己家的一座祖坟交差,才让何健的阴谋没有得逞。”

  “真是越说越玄乎了。难道中国的命运就取决于一座坟山?”我忍不住打断了何立伟的话。

  “姑且听之,信不信在自己,多知道一些东西总比孤陋寡闻强。来,再教你一招。把手伸出来,十指交叉。”

  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照办了。何立伟看了看我交叉的手指,感叹道:“你将来不同凡响!”

  我问:“为什么?”

  他说:“十指自然交叉,一般人都是右拇指在上,只有少数人是左拇指在上。而这类人往往都具有某种特质,会成就一番事业。你看毛泽东这幅坐在藤椅上的照片,就是左拇指在上。我不是,我观察了许多人也不是,就你和成杰是。真嫉妒你们!”

  我的历史知识只能算一知半解,哲学知识基本是空白,而对这些近乎玄学的东西可以说是茫然无知,所以也无法对何立伟的话作什么评价。但是我感觉到,眼前的何立伟已经不是过去的何立伟,我也不清楚这些变化意味着什么。同时直觉告诉我,他心里还埋藏着更深的东西。我静静地等待着。

  “其实,我告诉大家的接见场面,并不是当时的真实感受。”我没猜错,何立伟终于憋不住了。

  “接见那天,我们在接见厅里整整等了一个下午,代表们热情高涨,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我也是异常兴奋,不断地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热得连外衣都脱了,只穿一件背心。就要见到日思夜想的伟大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这是何等的幸福!何等的荣光!怎么能不让人热血沸腾?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到了,大厅的灯全部打开,《东方红》的乐曲声响起,毛主席出来了,向我们迎面走来……”

  他停住不讲了,似乎有些不愿回首的样子。我感到很奇怪,催促道:“快讲啊!”

  他痛苦地咬咬牙,“就在这一瞬间,我的大脑像遭到电击似的,轰轰乱响:我的眼前不是那个熟悉的铭刻在心的神采奕奕的伟大领袖,而是一个已到垂暮之年的老人!他满脸松弛的皮肤,嘴巴都有些合不上,拖着蹒跚的步子,毫无表情地从我们身边走过。跟在他后面的林副统帅,身体瘦弱,煞白一张尖脸,精神比他还差。这就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心中的神?这就是我们要用鲜血和生命来捍卫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能领导我们去夺取中国和世界无产阶级的最后胜利?我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虽然嘴里还在机械地喊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心却一个劲地往下沉,往下沉……”

  “你讲的是真的?”其实近几个月来,我也在反复思考一些问题,一些过去认为神圣的东西正在慢慢地褪去其迷人的光环,但还是不敢相信他的话。

  “我有必要骗你吗?”

  “他们一定是给累坏了。”我努力维护着心中的神圣。

  “我也是这样来说服自己的。但是不知为什么,心里总有那么一小块说不清、道不明的阴影。”

  我陷入了沉思……

  “刚才说的这些,只能算是个人的一点感触,我们俩知道就行了,不要告诉其他人,否则会引起组织内部的思想混乱。许多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谁也说不清楚。”何立伟嘱咐道。

  我点点头。

  10月18日

  刘强怒气冲冲地闯进总部,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拍:“妈的,不怕你几爷子脚杆长,会跑!就是跑到天涯海角,老子也要把你们追回来!”

  “谁又活得不耐烦了,惹我们麻哥生这样大的气?”成杰想冲淡一下气氛。

  “今天上午我得到消息,说红花林场的几个崽儿冲进公安局,用匕首逼着办事人员,强行办了户口迁移手续,准备逃离南溪,回渝城去。”

  “有这样的事?”何立伟感到问题严重,他的第一反应是:“这可能是走资派搞的新阴谋,想用这样的手段来分化知青队伍,涣散知青的斗志,破坏上山下乡的大方向。”

  “我已经去公安局落实过,的确不是哪个当权派开的口,是他们用匕首硬逼着办的,那个办事员还把脖子上的刀伤给我看。”

  “那几个知青现在在哪里?”

  “情况紧急,我也来不及和你们商量,带上几个人跳上吉普车追到红花林场。几个崽儿正在收拾东西准备逃跑,被我们抓了个正着。老子一时火起,把领头的两个捆了起来,脚尖锭子一阵毛捶。几爷子死个舅子也不交出户口手续,说是已经丢进河里。我们不相信,查了半天也没查到。”

  “你呀,只晓得蛮干。打就能解决问题?”我觉得刘强的作法有些简单。

  “对这种逃兵、败类,捶是轻的!老子要不是看在都是知青的份上,脚杆都给他们撬断。”

  “人带回来了吗?”何立伟问。

  “莫提了!都怪我麻儿太大意,刚转背去吃点东西,几爷子一梭就不见了。他们地熟路熟,我带人把附近搜了个遍,连个影子都没找到。”

  “你带的人是知青,他们也是知青,平常低头不见抬头见,总有人会放他们一马的。”我肯定地说。

  刘强恍然大悟:“难怪不得,他们个个都喊饿了,催着我早点回来。原来还有这些里扯火。”

  “通知各个分团,堵住出南溪的路口,把他们抓回来肃清影响。”成杰说。

  刘强表示赞成:“是不能让几爷子就这么跑了。”

  我一时拿不定主意,把目光投向何立伟。

  何立伟眉头紧锁,抓起了电话筒。

  “请问您要哪里?”话筒里传来接线员的询问。

  何立伟犹豫了好一会儿,终于又放下了电话筒:“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南溪一千多知青,有扎根派、回城派、逍遥派、还有我们这些混世魔王派,不可能只有一种思想、一个观点。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随他们去吧!大家都是一根藤上的苦瓜,又何必相煎太急呢?”

  “万一大家都跟着学,此风一开,全县的知青不跑得精光?”成杰觉得事关路线,不能调和。

  “大家都跟着学?我肯定不会。成杰你会跟着学吗?曾小川你会跟着学吗?刘强你呢?至少我们这儿就有四位不会跟着学的。我看招待所里的知青大多数也不会跟着学。少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怕什么怕?上山下乡完不了!再说,文革一开始,所有知识青年的户口都被冻结。我估计,他们回到渝城也上不了户口,到时候还得回来给我们当反面教员。”

  10月25日

  于志建带着巴山红卫兵回到了南溪中学,快戴乌纱帽了,还在外面流荡成何体统。我们遵守诺言,没去动他们,看样子他们也不会再有什么大动作。大局已定,动也是白动,相安无事过太平日子吧。

  马爱南的事证明于志建这个人还不算坏。本来嘛,我们都是学生出身,如果当初我们两个组织能联合在一起,南溪的形势可能会更好,谁知道呢?

  县中队要撤出南溪,说是换防,上次开枪事件后,他们继续呆在南溪已经毫无意义。县革委马上就要成立,一切不安定因素都要尽量排除。

  接替县中队的7237部队来自湖北,听说他们在湖北时是支持受镇压派的,同情四川的捍红派,具体情况如何,还是眼见为实。

  11月5日

  今天是换防的日子,县中队天不亮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撤走了,也许是上面的命令,也许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走就走了,人一走、茶就凉,谁也不再提起他们。

  但是对新支左部队的来临,各组织可谓煞费苦心,准备了锣鼓鲜花还有秧歌队,力求一开始就给支左部队留下好印象。

  巴山红卫兵把宣传队也拉了出来,等候在板凳垭。于志建亲自挂帅,一副拥军模范的样子。

  我们新编了一首歌:

  长城内外喜报传,

  “7237”入川来。

  英雄的人民解放军,

  坚决支持造反派。

  巴山蜀水点头笑,

  四川人民更喜欢。

  知识青年向你们学习,

  誓做拥军的模范。

  部队说好是下午三点钟到,但五点钟也不见人影。打电话问朱柱山,他说这是秘密,他也不知道,叫大家先回去吃晚饭。可是谁都不愿离开,要是刚离开部队就来了,岂不前功尽弃?

  天黑了,夜风刮起,冷飕飕的,大家精神不减,依然等候在公路上。突然,前面亮起车灯,群情高昂,锣鼓敲起来,歌声唱起来。车灯近了,是一辆货车,空欢喜一场!

  十点,十一点,十二点……秋风瑟瑟,有人已经冷得发抖,仍不见支左部队的影子。众人终于熬不住,偃旗息鼓地回去了。

  后来得知,部队是半夜三点钟到的,朱柱山带着武装部的人去迎接。看来红青团和武装部的蜜月也结束了。

  何立伟早早地就叫知青们回招待所睡觉,少挨了些冻,也许他已预感到了些什么。

  11月7日

  南溪县武装部和南溪驻军发出联合通告,为了确保南溪县革委会的成立,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要求南溪各群众组织交出所拥有的枪支弹药。

  这次缴枪,组织内部没多大阻力。一则大势如此,无法抗拒;二则这枪在手中玩了几个月,并没有留下多少美好的记忆,也没有多少实用价值,反而成了一种心理负担。

  总部事先已经布置下面的几个分团,留下一批较好的枪支以防万一。这个秘密,只有两三个人知道。

  我的小手枪是武装部注了册的,这次也不得不交了。交出前,我开了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枪,算是玩过枪了。

  陈芳又来招待所了。自从上次帮她搞了两背篼盐后,每次进城,她都要来招待所走一趟,依然是全身“革命化”装束,知青们也习以为常、见惯不惊了。

  她每次都不会空着手来,红苕包谷核桃花生甚至一把青菜,总之会带上点什么,完全像是农村走亲戚。当然她也不会空着手去,脸盆热水瓶汽油甚至空子弹箱,总得往背篼里放点什么才走得安心。她的口头禅是“这些东西堆在招待所没啥用,农村用处就大了。”这次她又带来一包柿子,然后把各房间的床脚屋角清扫一遍,搜出几十个子弹壳放进背篼里,说是每个弹壳可以从放牛娃手中换一个鸡蛋。

  临走前,她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地说:“小川,我看你们这革命已经快抓完了,马上要回农村促生产了。如果你们林场垮了没有去处,就转到我这里来,保证没问题。”

  我笑着说:“路不转人转,到时候再说吧!”

  11月18日

  总部再次开会,讨论红青团今后的退路。明摆着,革委会的成立,就意味着我们已经不可能在县城长期呆下去了。事关大家的命运,讨论异常激烈。回渝城不可能,县城呆不住,唯一的退路只能回林场。但是有的林场已经垮掉,回不去了。再说,如果就这样解散回各自的林场,势必遭到报复。所以大家一致的意见是:决不散伙,患难与共。

  秦天笛提出了一个方案:在他们林场附近,有个地方叫夏坝。那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以前是个劳改农场,已经撤销几年了,留有许多住房和设施,可供五百人左右居住。我们可以把愿去的知青集中到那里,屯田垦荒,自力更生。

  “对头,”成杰说:“那地方我也去看过,太理想了!而且只要大雪一封山,几个月都没人进得去。这样我们也可以争取到时间,等待明年开春,谁知道形势又会发生什么变化。”

  “当年姜维陇中屯田,一是为了解决给养,二是为了避祸。没想到千年之后,我们成了姜维第二。”我说。

  “要得,逼急了,我们就钻原始森林。当年大巴山游击队可以在里面呆十几年,未必我们就呆不下去?”刘强也来劲了。

  “我看也行。”何立伟说,“当年八路军可以开出个南泥湾,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搞出个夏坝?如果我们搞好了,就是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开辟了一条新路,说不定还可以当经验推广。”

  “粮食最早也要明年秋天才能生产出来,这么多人要吃要住,连个锄头背篼都没有,上去怎么办?”成杰问。

  “好办得很!”双河分团的白先红说,“我们林场谷子堆了几千斤,牛羊几十头,拿出来不就行了?”

  “好主意!”何立伟说,“选几个条件比较好的林场,大搬家!时不我待,马上分头行动,一定要赶到大雪封山之前,把粮食、耕牛和劳动用具送到夏坝。注意,林场还有老场员和不走的知青,给他们留够。”

  最后决定组织一支先遣队,由成杰和陆一可带领,先上夏坝作一些准备工作,迎接大部队的到来。

  能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林场,真带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