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八年重庆空难幸运者讲述亲历故事

　　今天正好是“1·18”。32年前的今天，发生在重庆白市驿附近的那场空难，早已被人们遗忘，可是我却永远忘记不了。那次空难，机上108人全部遇难。要说运气好，只有三个人。时任重庆市长的肖市长、三医大的某位校长以及我，阴差阳错没有坐那班飞机，结果我得以苟延残喘，活到今天。，今天发此文，已示纪念。

　　-----作者

　　

 

　　1988年1月18日是个不幸的日子。这一天，美国、苏联、中国共有五架飞机遇难。

　　最先发生空难的是苏联。这天的当地时间凌晨4时20分(北京时间上午9时20分)在土库曼的克拉斯诺沃茨克机场，一架苏制喷气式客机在着陆时发生机毁事故，死亡11人，伤12人。

　　同一天，美国从南到北的大雾使三架飞机失事：伊里诺斯州南部的卡尔邦代尔机场，一架着陆飞机失事，至少死亡3人;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一架飞机坠落在民房上，至少死亡1人、伤6人;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也因浓雾遮天，一架由蒙特里飞来的喷气式客机坠毁在机场附近的草原上，飞行员死亡。

　　18日这天最严重的空难发生在中国。晚10时15分，中国西南航空公司一架伊尔18飞机，在重庆附近失事，108人遇难。

　　A

　　1988年1月18日晚上。重庆白市驿机场。

　　天阴沉沉的，看不见一颗星星.四周的山岭黑蓊蓊的。山间公路有汽车驰过，那车灯的光柱划破黑暗，给人以无尽的遐想。

　　已经等于几个小时的人们，终于松了一口气。从北京飞回重庆的航班，马上就要到了。来接机的大多是各单位的司机。几个司机围在一起，抽着烟，连龙门阵也懒得摆了。有人在叹气，有人在埋怨。也难怪，本来是下牛3时左右就该到的飞机，天黑地黑了还不见踪影，干巴巴等上八九个钟头，谁不烦躁?

　　时间在无聊中一分一秒的过去，9时，10时……

　　突然，西北面远处的山岗上，有红光一闪，马上便响起爆炸的巨响，接着，夜空中冲起一股烈焰，熊熊的大火映红了半边天。

　　不知是谁最先明白过来;糟，飞机出事了!

　　这时，候机大厅的大挂钟，正指在10时17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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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北京飞回重庆的222号伊尔18型客机，本来应当是下午1时30分起飞的。那天上午，这架伊尔18从重庆飞到北京后，就发现起落架有问题，于是就进行修理。这一修就修到天黑地黑，晚上8时都过了，才从首都机场一跃而起。等飞机的人等了整整一个下午，一个个等得烦躁、火冒而又疲惫不堪。上了飞机，有的还在骂骂咧咧。飞机离开北京，窗外便漆黑一团，什么也看不清。于是，乘客们便靠在座椅上打瞌睡。

　　应当说，这架伊尔18是一架好飞机。60年代初从苏联买回来，即作为某首长的专机，后来又专飞成都到拉萨，经受过世界屋脊航线的考验。到1988年，规定的使用寿命周期也尚未到期，且不久前又进行了太修。1月18日这一天，机上有两班机组人员，都是经验丰富的老牌飞行员，应当说不会出什么问题。

　　世界上每年都要发生那么多空难，其原因那能说得那么清楚?“1·18”空难发生以后，民航总局副局长阎志祥在重庆透露，这次事故出于机械故障。他说，到底怎样引起的机械事故，还需进一步调查。以后的调查结果没有公布，我们也就不甚明了。不过，毕竟已经成为历史，也没有必要去探寻其具体原因了。

　　晚10时过，飞机飞临合川上空，开始下滑。10000米，5000米，3000米……突然，4号发动机失灵，熄火。白市驿机场建于30年代末，后虽经改建，但由于处于歌乐山与缙云山之间的山谷中，不能适应航空运输业的发展。机场设施落后，凡雾、雨、雷、电天气，均只有关闭。发动机失灵，在白市驿机场降落，是非常危险的。因此，机组立即向机场指挥所报告，请求改在成都机场去降落。机场指挥所立即回答同意。于是，222号飞机拐了一个弯，又向西北方飞去。

　　飞机飞到璧山上空，突然，1号发动机又失灵，熄火。两台发动机失灵，要飞到成都去是不可能的了。于是，机组立即又向机场指挥所报告，要求返回重庆机场降落。机场指挥所立即回答同意。222号飞机又拐了一个弯，向白市驿机场飞来。

　　后来，飞机即与地面失去了联系，那时，已是10时16分，飞机已经滑到离地面900米左右。

　　出事的地点在巴县金凤乡虎岩村小古坡(现属沙坪坝区)。飞机急剧下滑，撞在这座高约20米的小山坡上，在那上面留下一个约20平方米的大土坑，坡顶上3根1万伏的高压输电线电杆被撞断。飞机立即解体，机头冲向山坡，爆炸燃烧。机舱栽在山坡下的水田中，不少乘客被抛出，散落在水田里，田坎上，机尾掉在机舱后面，那方向舵高高翘在空中。

　　机上98名乘客、10名机组人员，共计108人全部遇难。

　　乘客中有外国人4名，其中3名来自日本，1名来自英国。

　　乘客中重庆地区的42名，其中笔者所在的企业即有3名。

　　伊尔18定员98人，这一天恰恰满座，竟无一个虚席。据说，本来有一个空位，后来也被民航因公出差的人所占据。

　　靠近机头的乘客和机组人员全被烧焦，不能辨认。机舱的乘客被飞机上的各种金属制件划破头皮、截断四肢，也难以辨认。

　　只有一位幸运，他被抛出机舱，重重地甩在水田里。天黑地黑，高压线撞断，又停了电。但附近的农民还是打着电筒和灯笼火把赶来求援，在水田中找到了他。农民们把他抬上担架，他从昏迷中醒来，不清不楚地说了一句话，谁也没有听清。后来，有人说他说的是“我是勘探 队的……” 他被抬到院子的地坝，便因而死去。

　　看着那户体不全的死难者，谁不放声哭泣呢?那失事现场哭声一片。

　　​ C

　　我和王刚是一起上北京的，我们厂有一个国防科研项目，当时还是绝密的。为了给中央首长提供研制情况，要搞一部录像，资料带必须送到北京去。工厂本来准备让王刚一个人去，厂长都批了“飞机往返”。不知是不是那晚上厂长做了恶梦，第二天又变卦了，要王刚坐火车去。坐火车必须二人同行，于是就喊到我。厂长对我说：“坐飞机危险，万一出了事，人死了是小事，资料带损坏了，那就遭了。”还嘱咐：“你们一定要一起去，一起回来。”

　　在北京，我们忙了半个月。晚上无事吹牛，王刚说：“坐飞机危险，千分之四的死亡率。我已经坐过好多次飞机了，下次再坐，说不定就要撞到，不能再坐了。”我说：“该死鸡儿朝天，不该死鸡儿朝地。我还没坐过飞机，只要能坐，死也要去坐一回。”他说：“下次来拿带子，我扯个把子不来，肯定喊你一个人来。一个人就可以飞机往返，你就可以坐了。”

　　不吉利的事还有：我给王刚看手相，胡诌一通：“你生命线这儿有一根凶线，三十到四十之间。不死也要脱层皮。”他说：“对，上次在桂林，我正在录像，坦克开过来，差一点把我撞死。”我说：“过了就好哟，如果没有过，还是小心些好。”

　　事完了，我们去买火车票，很早很早去，那售票厅里就挤满了人。我找人代，好不容易才买到一张卧铺票，窗口即挂出卧铺票已售完的牌子。我和他商量，我说再买一张硬座票，卧铺他晚上睡，我白天睡，无非一个晚上，好对付，还可以节约一笔钱，去买一个北京烤鸭在车上吃。不知他那股神经发了岔，说：“算了，反正回去可以报帐，我去买张飞机票。”他主意定了，我把他劝不转。我俩走出售票厅，在前门分手时，我又劝他，他还是不听。后来，他便乘车到东四民航售票处去了。

　　如果那时他把证明和身份证带在身上也好了，他走进民航售票处就会看见“票已售完”的标牌，说不定还会回心转意，和我一起坐火车回重庆。偏偏他没带证明和身份证，在汽车上才发现，于是他又匆匆赶回住地来。吃中饭的时候，我又劝他。有一句话已经冒到我的喉咙口来，我还是把它压回去了。如果那句话冒出来，他可能会改变主意和我一起去坐火车;也可能让我去买飞机票，那么现在我也就成为一个鬼魂，在那山间田野里游荡，哪能坐下来写这些文字!

　　下午，他又去西四。分手时，我再一次劝他。那一句话再一次冒到喉咙口来，我又再一次把它咽了下去。我那时还没有预感，我只是觉得夺人之好是不好的。坐火车，有卧铺，已经是一种福气。想当初“文革”大串联时，火车上一个厕所也要挤六七个人的狼狈，我很知足。

　　我不知道应该说他运气好还是说他运气不好，他赶到民肮售票处，竟买到了18日的飞机票。那天是1月16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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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机票是提前三天就卖的，1月15日下午就卖完了。王刚买到的那张票，是别人退的。

　　重庆三医大的校长和几位教授去北京开会，会完了便买了飞机票，还给家里打了一个电报，要学校派车去接。星期六，校长和教授们无事，便上街去闲逛。突然，冲过来一个人，抓住那校长的肩头，给校长胸口上两拳，叫道：“好啊!你到北京来了，都不给我讲一声，都不到我那儿去看看!”校长这才看清，是他的一位老同学。这老同学的家不在北京，而是在北京附近一个城市。不由校长分说，拉起校长就要走。校长说：“我飞机票都买了。”那老同学说：“退!”教授们也劝校长，既然碰上了，就去老同学家耍一耍嘛。

　　于是，那校长和他的老同学急匆匆赶到东四，把那张机票退掉。

　　可能是校长刚跨出售票处大厅，王刚就闯进去了。

　　真是鬼使神差，算计得那么好!

　　却说那医大办公室接到北京来的电报，便派车子于1月18日去机场接人，司机干焦焦等了八九个小时，等来的是飞机爆炸的巨响，是飞机燃烧的火光。当晚他赶回学校，校长和那几位教授的家属得到噩耗，立即沉浸到无限的悲痛之中。校长的夫人也是教授，哭得死去活来，竟昏死过去。于是，学校又把她弄到急诊室进行抢救。医生一查，又没有什么大毛病，只是输液。

　　那校长在老同学家耍了两三夭，又回到北京城。街边有卖报的，竟有一大堆人在盯着看。他下意识地瞟了一眼。“西南航空公司一客机失事，机上一百零八人全部遇难。”

　　他禁不住一惊，立即买了一张看。不看则已，一看那心中才是翻江倒海。是悲?是痛?是庆幸?是震惊?是感慨?说不清，道不明。那一刻，他站在街边，只觉得脚都有些发软，心头空荡荡的，脑海里—片空白，行人、汽车、吵闹声、喇叭声，一切的一切，都退得很远很远。

　　也不知过了多久，他才回过神来。他突然想到家里人，立即用百米赛跑的速度，赶到邮电局，发了一个加急电报到学校。学校传达室的人接到电报，一看是校长打来了，竟高兴得吼道：“校长没有死!校长没有死!”拿着电报，飞也似跑到急诊室。校长夫人还躺在病床上，那输液管里的葡萄糖盐水还在一滴一滴地滴。

　　“校长，校长，没有死……”

　　校长夫人抓过电报，瞟了—眼，竟翻身坐起来，一把扯下那针管，跳下床，把电报对着那大雾后的艳阳看了又看，然后一转身，便跑出病房——那里还像个病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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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幸运的，那校长是幸运的，还有一个人比我们还要幸运，那是一位就是当时重庆市政府的领导。

　　那位市政府的领导到北京去办事，也买了1月18日回重庆的飞机票。中午，重庆驻京办事处的某主任陪着他赶到首都机场，哪知那伊尔18一到北京就要修理起落架，还不知什么时候能够修好。80年代，北京到重庆，就只有那么一班飞机。重庆白市驿机场动不动就关闭，在北京等上两三天是常事。那市领导20日还要上成都开会呢。航班取不取消，尚无定论，那么不如改飞成都吧。于是他将他的票交给办事处某主任，另外买了一张去成都的票。下午4时左右，他就到了成都。

　　20日省里的会他没能参加，19日他就从成都赶回重庆，与国务院副秘书长王书明、民航总局副局长阎志祥、四川省副省长马麟等一起，组织对“1·18”空难的调查并处理善后事宜。

　　多年以后，这位领导以888票的高额多数票当选为四川省政府的主要领导。有记者采访他，问道：“这888票是不是意味着要发发发?”他说：“8对于我来说，并不是什么吉祥数字。1988年1月18曰发生的‘1·18’空难，堕毁的是伊尔18型飞机，有108人遇难……”他的一席话，记者们的心也沉重起来。 是的，他没有忘记“I·18”，也不应该忘记“1·18'。

　　1989年12月30日，投资8个多亿，占地300公顷，跑道长2800米，宽60米，属国家一级机场的重庆江北机场建成，不久即投入营运。如果江北机场能早两年建成，那伊尔18在一个发动机失灵熄火后不改飞成都，能够抓住那最宝贵的几分钟时间，可能就不会有那场灾难了，或者那飞机上的108人中也会有相当数量的人活下来。

　　唉——!

　　F

　　那位领导的飞机票，被笔者的一位老同学抢去了，使这位老同学成为最最不幸的人。他姓庞，说话有些女性化，我们都叫他“庞孃孃”。他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考进医学院的，那时已经30岁出头了。他大学毕业后即被分到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人年轻，医术也过硬，他被派往南部非洲某国去，作为中国援助该国的医疗队员，一呆就是一两年，为发展中非友谊，为“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受难的人民”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非洲，他肯定有说不完的见闻和感受，

　　可是他没来得及告诉任何入，便离开了我们。

　　在埃及开罗转乘飞机前，他打了一封电报回家，说他1月18日中午可以到达北京。因此，当民航通知他所在的单位和他的家属时，没有人相信，都说民航搞错了。的确，按时间推测，他怎么能坐上这班倒霉的伊尔18呢?事实毕竟是事实，他不可能再回到亲人的身边了。

　　久居国外，回到祖国，那心情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他一下飞机，碰到去接他的重庆驻京办事处的人，第一句话就是：“还有不有飞重庆的机票?”那时，那位市政府的领导正好决定改飞成都，那张票便被我的这位老同学抢过来。那位领导不知道，我的这位老同学更不知道，那是一张死亡通行证，一张地狱邀请函。

　　谁也不知道?

　　G

　　我有预感。

　　我是1月18日上午9时的火车。和王刚分手的时候，他还在床上。我说;“如果你回到厂里，给我老婆打个电话，说我要多呆一两天才回厂。”

　　走出大门，我突然惊了一跳：我怎么说“如果”呢?重庆白市驿有雨?有雾?那么，说不定我还会先到家呢。来北京前，厂里的一位老总从北京返渝，在首都机场竟等了三天，把他等得好冒火。他给我讲：“冬天最好不要坐飞机，欲速则不达。”难道王刚也会遇上那老总的遭遇?也要在北京呆上两三天?

　　后来我分析过我的心理，用弗洛依德的方法。王刚坐飞机，我却坐火车;王刚他们有三人(另两人是办其他事的)一路，我却是孤单一人，在潜意识或无意识中，我是不是有些不满?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气恼呢?

　　我买了一本《新华文摘》在火车上消磨时光。晚上，我很早就躺下了。火车摇晃着，我便模糊了。

　　我好象看见飞机从我们头上飞过，我好象觉得我是在飞机上，黑暗中只有那火车像一条巨龙在飞驰，车前的探照灯光射出的光柱，照亮了山野;我好象看见王刚抱着那黑色箱包(里面有宝贵的录像带和文字资料)，正向我砸来，他似乎还在喊：“给我带回厂去!”那黑色箱包从天上撂下来，竟一直落到我怀中。于是，我被惊醒了，心跳得厉害，越想越有些害怕。

　　一股不祥的阴云笼罩着我。

　　十次列车九次晚点(我坐的正是九次特快列车)，那一次却正点到达。回到家，妹夫告诉我，昨天晚上一架飞机在白市驿堕毁。我惊了一跳，急问：“是大飞机还还是小飞机?”他说：“是小飞机。”我松了一口气：“是小飞机就好。昨天我们厂有三个人坐飞机从北京回来。北京回来的飞机，肯定是大飞机，而且还是下午的。”

　　匆匆扒了点饭，我给一位朋友送从北京带回的东西去。推开她家的门，电视上正播空难的新闻。正是王刚他们坐的飞机!我把东西往那朋友怀中一塞，转身就跑，只留下：“糟了!”弄得她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

　　第二天很早我就回厂，老婆已经知道我躲过了灾难，没有哭。才读小学一年级的儿子却又哭又笑的。

　　我去办公室，路上的人们在议论。有人说，那活着的人(当然是指我了，只不过他们不认识)之所以坐火车，是因为他是工人，没有资格坐飞机。也有人说，他们两个划剪刀石头帕子包(有入插嘴“是划四季财”)，三打二胜，被王刚赢了。还有人说，王刚想早点回来，请他(当然是指我)吃了半斤烤鸭肉，他才让出了飞机票……

　　我听着，哭不是，笑不是，真想对着那些议论的人吼一句：不要胡说八道了!后来，工厂召开三位死难者的追悼会，我给王刚送了一幅挽联：君有何罪，竟罹此大难?吾有何德，反苟延残喘?

　　后来，我还为王刚写了一篇特写《黑色箱包》，发表在《神剑》1990年第2期上。

　　但是，直到现在，每当我想起那胖嘟嘟的始终带着笑容的险，我心中就不平静。人死倒无所谓，可是死前那种恐惧感，却不是任何人能承受得了的.从一个发动机失灵，熄火，到死前的那几分钟，他在干什么?他是怎样想的?他埋怨我吗?他后悔没听我的话吗?

　　我永远也不可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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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胡笳十八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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