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山壮歌》十六、小川日记(一)

　　

 

　　十六、小川日记(一)

　　7月26日

　　本以为抢了枪后，形势会骤然紧张，没想到南溪城依然风平浪静，除了用广播和大字报造舆论外，连小的摩擦都没有发生过。大概正是因为手中都有枪，又没有吃掉对手的把握，所以双方反而谨慎小心，谁都不愿意激起争斗。可见力量的均衡是和平共处的保证。

　　后来才知道，那天巴山红卫兵所以没敢开枪，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武装部的枪支大部分都抹上黄油封存好的，没经过擦拭根本就无法使用。这也是皇天有眼，佑我知青吧!

　　有了枪也不全是好事，整个招待所成天都在拆枪擦枪试枪，走火的事时有发生，搞得人心惶惶。有人还伤了腿，幸好没伤着骨头。

　　昨天晚上最吓人。我和何立伟正在商量事情，成杰盘着腿坐在床上捧着书看。只听得“砰”的一声，成杰手上的书变成了纸屑，满屋飞舞，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正在惊疑，杨连喜提着枪咚咚咚地跑上来，脸色苍白，惊慌地问：“遭到人没得?遭到人没得?”原来他在楼下擦枪，不小心走了火，子弹从楼板穿过，打碎了成杰手中的书，再钻进了天花板。也就是说，子弹是从距离成杰脑袋不到两寸的地方穿上去的，如果再靠近两寸，成杰的脑袋糊里糊涂就开了花!

　　听说没人受伤，杨连喜松了一口气，瘫坐在地板上。

　　人人都感到后怕，我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成杰反倒没事似的，嘻皮笑脸地说：“我只觉得眼前白光一闪，有什么东西把我往后推了一下。可能是马克思嫌我出身不好，不想要我，就凑合着多活几年吧。说不定大难不死还真有后福呢!可惜我这本书，好不容易才找来的，杨眼镜，你非赔我不可。”

　　这成杰，人倒是长高了一大截，心还是像个小男孩，单纯得可爱。

　　总部应该出个通知：严禁在室内玩枪。

　　那把小手枪我挺喜欢，亏他想得到。可惜只有五发子弹，不过没关系，反正我又没准备使用。

　　7月27日

　　马爱南接到渝城来的电报，是她舅舅发的，说她母亲病重，要她火速回渝。秦天笛要陪她回去，她拒绝了，衣服都没带一件就匆匆忙忙搭车走了。她从小和妈妈相依为命，能不着急吗?

　　她这一走，也勾起我对爸妈的思念和担忧。不久前爸爸来信，告诉了我一件埋藏很久的秘密：我在海外还有一位亲叔叔、爸爸的亲弟弟。当年爸爸和叔叔都是胡适的得意学生，在学术上小有成就，社会地位也不低。临解放时，胡适决定去台湾，要爸爸和叔叔同行。叔叔同意了，爸爸却断然拒绝，坚决留下来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并且说服了许多亲朋同事留下。党和政府对爸爸的行动给予了高度的评赞，并让他当上了省市政协委员。

　　几年前，爸爸收到叔叔托人辗转带来的一封信，说他现在某国大使馆工作，生活尚可，就是思念故乡和亲人，希望有一天能落叶归根，重归父母膝下。看后，妈妈劝爸爸把信烧掉，爸爸坚持把信交给了组织，以明自己心迹。

　　爸爸在信中说：“告诉你这些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因为你已经长大成人，有权利知道事情的真相，不管将来发生什么，都应该有面对现实的勇气。管好自己的事，不要为我担心，我知道怎样照顾自己。”

　　原来我们家还藏有这样一颗定时炸弹!过去的许多谜，包括爸爸平时的谨慎、我不能入团、不能上高中，看来都与这个炸弹有关。问题是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殊的时候，如果它再次爆炸，会给我们的家庭带来什么后果?特别是爸爸，他已经是“反动学术权威”了，还会戴上什么“帽子”?真为他担心。

　　7月28日

　　杨红卫每次洗衣服时都要问何立伟有没有要洗的，有时甚至问都不问就自己到床上搜。虽然我明知人家的行为是光明正大的——因为她也收走成杰和其他知青的脏衣服，但是心里总有点说不出的不舒服。难道我是嫉妒她什么吗?我曾小川是这种小肚鸡肠的人吗?我最讨厌的就是洗衣服，巴不得自己的衣服都别人洗，谁爱洗谁洗去!

　　7月29日

　　巴中造反派要我们支援枪支，给我们带来了二吨大米、一大桶猪油，还有腊肉。团部决定借招待所的伙食团，自己开伙给知青解决吃饭问题，不然许多知青在县城呆不下去了。

　　雷家敏、杨连喜自告奋勇地当炊事员，说整天闲得难受，有点事做舒服些。刘强也争着要去当团长，有了他俩，这伙食团就不用我们操心了。

　　何立伟给我一本书，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手抄本，但我认为是真实的。读后感触良多，可是真的要写出来，又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了。这位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的遗言有许多难解的谜：既有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又觉得自己搞文艺比搞革命更适合;既对党内斗争有异议，又宁死不退党。按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应该是无所顾虑的了，为什么称之为《多余的话》?如果真的是多余的话，又何必说呢?“还有什么要说的呢?没有了。中国的豆腐最好吃，世界第一。”这样的结束语是何等的大彻大悟!我现在还无法理解，什么时候找何立伟探讨一下。

　　成杰也想看《多余的话》。这个小毛弟，什么都想知道。给他吧，懂不懂是他的事。

　　7月30日

　　“八一”建军节快到了，今天和宣传队的几个女知青去拥军。武装部的干部们高兴极了，朱柱山抓着我的手说：“小丫头片子，听说你们的人叫你‘曾三高’，是怎么回事?”杨红卫嘴快：“就是高水平、高姿态、高风格。这句话本来是江青评价渝城一个造反派头头时说的。我们司令认为她也合适，就转送给她了。”这张烂嘴，你不开腔谁就把你当哑巴卖了?真想给她一耳刮子，轻轻的。朱柱山边听边点头：“我知道，这丫头片子嘴巴厉害，笔头也来得。哪像我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一用劲，差点没把我的骨头捏碎。其他的几位副部长也忙着给我们倒茶、抓糖。王副部长还悄悄问我：“你的手枪好使吗?”真有点军民一家亲的样子。

　　来到县中队，没想到于志建带着巴山红卫兵的宣传队也在那里，县中队的工作他们比我们抓得紧。于志建对着我们满脸堆笑，还专门问马爱南来没来，好像完全忘记了我们是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真怪!

　　我们那位何司令呀，其他方面还可以，就是不喜欢出头露面。这点于志建比他强。

　　8月2日

　　今天逢场，本打算躲在招待所看书，爱南和家敏硬拉我去赶场。无钱不赶场。囊中羞涩，没什么东西可买，真不想去。无奈两人连哄连拖，说是去看看热闹，只得去了。

　　她们还想拉何大司令一起去，人家要下棋，说破嘴皮也不肯移动金步。不去拉倒，我才懒得开口去求他。

　　刘强要跟着去，被家敏一阵劈头盖脑：“人家女孩子买东西，你跟着干啥子?滚到一边去!”

　　刘强涎着一张脸，“这两天风声有点紧，安全第一，就算你们带了个警卫员。”

　　“那就离远点，莫在我们眼前晃来晃去。”

　　“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这对冤家真是，狗见羊，合也合不拢，离又离不得;天天闹，天天亲。几次问家敏，都是一句话：“喜欢追就让他追呗，谁想嫁给他了?”嘴上虽这么说，听得出心里还是甜丝丝的。莫非这就叫谈恋爱?搞不懂。

　　县城依然热闹。山民们并没有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也没有受抢枪的影响，该做什么还做什么，日子该怎样过还怎样过。记得爸爸曾经讲过，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世界上最成熟最完美的封建社会。它表现出一种超稳定状态，自我修复能力特别强。不管天灾人祸、兵慌马乱、改朝换代把社会生产力破坏到何种程度，只要战乱一停，社会一安定，生产力就会得到迅速恢复，甚至出现过去没有过的繁荣。就像高速旋转的陀螺，不管怎样颠簸摇晃，最后还是平稳不倒。但是又因为这种超稳定性，使中国的封建社会在长期的延续中形成了自我封闭的特点，拒绝接受一切资本主义因素的侵入，跟不上世界发展的潮流，导致落后挨打、被列强瓜分的结果。以前我对这些有读天书的感觉，到南溪后才逐渐理解这些观点。南溪山民们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可以说一千多年来都没有多大的变化，历次改朝换代对他们来说依然还是交租纳粮、生儿育女。闹红军应该是最大的冲击了，但红军走后，多数人依然这么过。对他们来说，油盐柴米远比反修防修更为现实，文化大革命闹闹就行了，闹久了也就没有新鲜感了。

　　“小川!”

　　一个似曾熟悉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但身旁除了爱南和家敏没有别的熟人，也许是自己听错了。

　　“小川，是我。”

　　声音又响起来，的确是叫我的。是一个女孩，蓬乱的头发、黝黑的脸，背着一个大背篼，裤腿一只放下、一只半挽。有些面熟，但一时记不起是谁。

　　“是我呀，陈芳!真的认不出来啦?”女孩非但不生气，反而露出几分得意。

　　“啊——陈芳啊!真的是你?”我终于想起来了，陈芳也是渝城知青，青峰林场的。当年我们曾一起在县城参加过先代会，还很谈得拢。但那时的她皮肤白皙，穿着整洁，哪里像眼前这个样子：活脱脱一个农村妇女，只是头上少了个青布包头。

　　“我就知道你认不出来了。贵人健忘嘛!”陈芳乐呵呵地说，看来活泼的性格没有变。

　　“不是我健忘，你这身打扮，我……”

　　“我这身打扮像不像个贫下中农?”陈芳伸开双臂，自豪地转了个圆圈。

　　“像，真像!”我只好点点头。

　　“那就行了。我就是不要别人认出我是知青。”

　　我把陈芳介绍给爱南和家敏，两人惊奇地上下打量着陈芳，好像在看外星人。

　　为了避免尴尬，我引开了话题：“这两年一直没看见过你，是不是躲回渝城去了?”

　　“笑话!本人一直坚持在南溪干革命，回渝城去干啥子?”

　　“在南溪干革命?怎么从来没有在县城看到你的影子?”

　　“为什么非要到县城来?我的战斗岗位是林场。”

　　“你们林场还有多少知青?你参加的哪派组织?”

　　“林场就剩我一个知青，我哪派都不参加。”

　　“那你怎样搞文化大革命呢?”

　　“和场长斗、和指导员斗噻!他们就是林场的当权派。”

　　我们三人面面相觑，不知该说什么了。

　　陈芳正色起来，“小川，不是我说你们，你们现在这样搞，大方向都错了!中央明文规定知青不能单独成立组织，你们偏要成立什么红青团;中央不准搞武斗，你们偏要去抢枪;毛主席叫抓革命促生产，你们却呆在县城不回林场。要是全国人民都这样，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田，大家吃什么穿什么?不都得冻死饿死?”

　　爱南实在忍不住了，反驳说：“以前的工人农民不是干得好好的，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是关系到党会不会变修、国家会不会变色、千百万人头会不会落地的大问题!我们不能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只有搞好了革命才能更好地搞好生产。”

　　我也说：“假如毛主席年轻时也是你这种观点，他就应该呆在韶山不出去，那么中国将多了一个会种庄稼的农民，少了一个伟大的革命领袖。如果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这样想，那么中国人民至今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陈芳说：“好了，你们人多道理也多，我说不赢你们，我们各自保留自己的观点，都不强加给对方。你们抓革命、我促生产好不好?你们看，”她放下背篼，“这是我经过斗争，场里分给我的自留地种的包谷。刚掰下来的，卖了一些，这些你们拿去尝尝新。不管啷个说，我们都是知青，一家人。”

　　“你现在有自留地了?”雷家敏好奇地问。

　　“那当然。不然啷个叫扎根农村，跟贫下中农一个样呢?来，拿上!”

　　面对她的一片诚意，我们没有推辞。我请她到招待所坐坐，她说今天忙，以后有机会一定来。

　　刘强不知从哪儿搞来两瓶煤油，递给陈芳说：“这个玩意农村不好搞，带上吧。”陈芳高兴地收下了，转身消失在人流中。

　　看见陈芳远去的背影，爱南感叹道：“没想到知青中还有这样不合潮流的人!”

　　我解释说：“陈芳的父亲解放前是开油辣铺的，一辈子精打细算省吃俭用，好不容易攒下了一些钱。临近解放时，城郊的一个大地主要逃台湾，低价抛出土地。他父亲也是鬼摸脑壳，贪图便宜，买下了一大片田地，刚种了一季，渝城就解放了。农村实行土地改革，她家的田地全部被没收，还定了个大地主的成分。他父亲后悔不迭，从此清心寡欲，并且教育自己的子女：‘命中有，拿到手。命中无，莫强求。’‘见利不要争，遇事莫出头。’陈芳可能是受了她父亲的影响。”

　　雷家敏说：“其实我还有点羡慕她，与世无争，平平安安，自己劳动自己收获。要是林场能给我们知青分点自留地就好了，我一定把它种得呱呱叫。”

　　刘强赶快凑上来：“对头，‘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神仙过的日子!到时候，算我一个!”

　　“爬开些!你算老几?”

　　8月5日

　　又有一批知青从渝城回到南溪，说是渝城武斗越来越厉害，知青闲不住，到处去帮过去的同学打派仗，父母怕出事，就把他们赶了回来。没想到南溪还成了世外桃源。他们的到来，无疑壮大了红青团的力量。有个叫王畅的，军号吹得呱呱叫。以后红青团行动就有号声指挥了，真威风!

　　小弟说他发现了一辆没有主的大卡车，何立伟决定带人去看看。

　　“司令，就是这辆车，在车场坝停了好几天了，也没见过司机。”

　　何立伟围着车子转了一圈，这是一辆八成新的解放牌卡车，带有蓬架和蓬布，底盘还备有防滑链，是辆跑长途的。

　　“谁知道这辆车是从哪里来的?”何立伟问。

　　“估计是甘阿凉一带的车。”回答的人中等个头，戴着眼镜，一脸的玩世不恭。

　　何立伟突然想起，“你不就是运动初期带头要‘砸烂社办场，杀回渝城闹革命’的孙聪孙团长吗?”

　　“司令就别再笑话了，谁的脑袋都有短路的时候。”

　　“怎么又回来了?”

　　“回城呆了大半年我算明白了，我们这类人‘命中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只有在农村还可以呼吸到一点自由的空气。这次回来，看到知青在南溪还有一块天地，我再不走了，下定决心跟司令干!”

　　“欢迎欢迎!不是跟我干，是我们大家一起干!”

　　“对、对，一起干!”孙聪紧握住何立伟伸出的手。

　　“你怎么知道车是甘阿凉的?”何立伟饶有兴趣地问。

　　孙聪扳着手指头，不慌不忙地说：“我长期坐不要钱的车，当然首先要知道这辆车会往哪里开，这车牌照就是路线图。你看，上面的‘川’字说明它是四川的车，它的第一个数字就是县专区所在地：1表示成都，2表示重庆，3自贡，4绵阳，5内江，6宜宾，7达县……四川一共有十二个专区，这辆车都不沾边，又带有防滑链，所以估计应该是甘阿凉等自治州来的。”

　　“有道理。”何立伟点点头。

　　“这辆车的司机可能是在外地工作的南溪人，有什么特别的原因私自开车回南溪，现在又不敢回原单位，就只好把车摆在这里了。”孙聪继续说。

　　“我说呀，管它是哪里来的，既然没有人要，把它开回招待所再说。前几天抢枪我们没有车吃了大亏，这送上门来的东西不要白不要!”刘强极力鼓动。

　　“好，先开回去再说。有人来认，还给他;无人来认，就算老天爷送给我们的礼物。”何立伟高兴地说，“谁会开车?”

　　无人应答。

　　孙聪一撸袖子，“我来试试。”

　　“如果你能把它开走，这辆车就归你了。”何立伟说。

　　“一言为定?”

　　“军中无戏言!”

　　“你开过车吗?”小弟担心地问。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我孙猴子还没有碰到做不来的事，不信开它不走!”

　　一个知青证明：“莫看我们孙猴子其貌不扬，这小子野得很，胆子大、心眼多，什么东西一摸就会。前两天我们的广播坏了，他三下五除二就弄好了。”

　　“车门锁着，只有砸玻璃。”小弟说。

　　“不用不用，玻璃砸坏了太难看。我自有办法。”孙聪掏出一截铁丝，伸进车门缝里，捣鼓了几下，车门居然打开了。

　　“看不出，你家伙还会这一手!”小弟眼睛都圆了。

　　“这叫艺多不压身，多样本事多条活路。”孙聪爬进驾驶室，从工具箱里找出一把螺丝刀，下掉点火开关锁，掏出一把电线头，东比比、西试试，把其中的两根电线头接在一起，汽车有电动机响的声音。

　　“麻烦哪位兄弟，帮忙摇一下。”他从车厢里递出摇柄。

　　刘强接过摇柄，插进发动机，先慢慢地摇动，然后猛一用力，汽车发出一阵轰鸣。

　　“好啦!”大家欢呼起来。

　　谁知几声噼噼啪啪后，汽车又没了声音。

　　“踩油门!”有人喊道。

　　“莫着急，再摇!”孙聪叫道。

　　又一阵噼噼啪啪，汽车真的发动起来了。

　　“上车!”小弟第一个翻上车厢，又跟着上去了七八个，大家争着要体验一下坐自己的车是什么滋味。

　　孙聪松开刹车，试着挂档起步。汽车猛地向前一窜，吓得他赶快踩刹车，汽车又猛地停下来，熄火了。

　　一切从头再来，发动，起步，猛地向前一窜，熄火……捣鼓了半天，车轮终于开始滚动了。

　　真是刚学剃头就碰上络腮胡。从车场坝到招待所的公路又是上坡又是急弯，车上车下的人都在着急地指挥：

　　“轰油门!”

　　“要下沟啦!左打!左打!”

　　“小心岩壁!向右!向右!”

　　“快点，抱石头塞后轮!要滑下去了!”

　　卡车就像一头被激怒了的公牛，在公路上前冲、后退、左突、右撞、跳腾、蹲下。车上的几位勇士被抛上去、落下来，摇过去、摆过来，被折腾得七荤八素，不一会就脸色苍白。

　　小弟忙叫：“停!停!让我下去。”爬下车厢，蹲到路边翻肠倒肚去了。

　　孙聪汗流满面，咬紧牙关，像个牛仔，手忙脚乱地和胯下的“公牛”搏斗着，丝毫不敢松懈。

　　“公牛”大概也跳累了，慢慢地失去了暴躁，极不情愿又无可奈何地被十几个知青牵的牵、赶的赶，用了近两个小时，终于完成了二百多米的“长途跋涉”——中间还差点撞断了一根电线杆——被赶到了招待所的空坝。而红青团的第一位驾驶员孙聪同志也宣布“路考”合格，取得了正式驾驶资格，红青团拥有了第一辆汽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