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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断巫山云雨之生活
我们刚落户时,队里送给了我们一些红苕和十几斤黄豆。公社从掌握的安置费里按月发给我们买米钱,我们领到钱后,到山下江边的南陵粮站买米背上山来,一直持续到第二年小春收获。
正常年景,红苕要吃半年多。冬季将分到的红苕在室内的地窖里储存起来,每天下窖翻检烂红苕,拿出来吃。如果整窖红苕都坏了,长了霉,那半年就没吃的了。苞谷要吃三四个月,洋芋又吃一个把月。我们生产队有水田,一年下来一人能分到几十斤谷子,当地农民都舍不得吃,除了留下一点逢年过节或办喜事时吃外,都拿去交公粮,因为一斤大米可以抵一斤半玉米。

遇到年成不好,就会缺粮,这往往是在春天,大春粮食已早早吃完,小春作物还是地里青苗,也就是常说的“青黄不接”“闹春荒”了。农民们在出红苕和洋芋的时候,会磨一些淀粉用来做粉条、凉粉等,滤过浆的苕渣和洋芋渣用手捏成饭碗大小的团,晾在房顶瓦沟里。如果遇到春荒,这些外表已变得黢黑的团团就用来救急填肚子。政府会根据灾情,批准一些返销粮,允许农民把自己卖给国家的公粮,按规定的额度又花钱买回来一些。还有的农民不得不到远处未受灾的地方去借粮,借了红苕以后还苞谷等等。1971年就是这样的春荒年。
我们院子前面的水田边有一口浅浅的井,我们吃水通常是在这口井里挑。井里的水其实是水田里渗出来的,有时候会干涸。西南方远一点还有一口水塘,有时候要去那里取水。
有一次我去担水,刚下过雨,地面上散布着大团大团的云,走进去就成了雾。这种景象至今我只在杨柳坪见过。下到水塘的石阶糊满稀泥,我滑了一跤,仰天倒下,后腰一下磕在一级石阶的棱上,疼得我呲牙咧嘴。但是水还是要担的啊,家里等着用呢。歇了一会儿,我咬牙装满水桶,一步一步上了石阶,又一步一步挪回家。
很多年后,我在加拿大遇到江西中医学院的一位体育老师,会治跌打损伤,他给我摸背脊骨,说我第一到第五腰椎严重变形。我想,会不会是那一次留下的呢?巫山靠着长江,好像不该缺水,其实不然,高山上多半靠天吃饭。我们队有两口堰塘,人畜饮水、洗衣做饭、土地浇灌全靠它们。历史上还发生过在旱天,四周农民为争夺水源大打出手的事。
我的同学何洪明住在长江边,他们的用水取自长江。夏天涨水季节,上下坡百把米就能把水担上来;冬天枯水季节,到江边要有一里多路。从河滩一上到陡坡,就不能停下来休息了,累了换换肩,站立一会儿,再走。我深深记得在陡坡上,和担着水桶喘着气的他交谈的情形。担回的河水倒进水缸,要用装了明矾的竹棒搅拌,等水澄清才能使用。和我们一起来到巫山的初一女同学刘永碧,落户在长江南岸的南陵公社平安一队,1970年夏天,就是为了少担水,去长江边洗澡,被江水卷走的,生命定格在花季17岁。
中国农村的燃料问题始终是个大问题,野外柴禾已经几乎找不到了。好在我们杨柳坪出一种特别的能源:石煤,就像常见的煤矸石一样。实在说,到处地里的火石子看起来就跟它差不多。从小煤窑里挖出来的石煤,一大块一大块的,层次分明,但含碳量极低。碳素燃尽以后剩下的不是灰烬,而是白色的石块。
我们的炉灶有着像传统柴灶一样的大炉膛,既可烧柴,也可烧这种石煤。首先要用各种引火物把这种石煤引燃,这是个技术活。石煤燃起来以后要堆满炉膛,农民叫“堆起烧”;晚上埋上,白天启开,常年不断。如果火熄了,要重新生一次火就费劲了。这种煤一次要买几千斤,和我们在重庆市一次买一两百斤煤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给我们送过煤的人里有一个杨柳五队的梁昆明,一看名字就是外来人。
他是1964年下乡的重庆知青,他的媳妇子代文丽也是,两人有一个还抱在怀里的小孩。梁昆明个大身高,一张长方脸棱角分明,长发蓬乱,人也比较横,农民都怕他,叫他“梁疯儿”。说他力气大,和人比赛背石煤,曾背起过五六百斤,比过了当地所有农民。梁昆明为了多挣钱,下小煤窑挖煤,那是苦活路,又危险。巫山有句话形容最苦的两种活路:“桡夫子是死了没有埋,炭狗子是埋了没有死。”后者说的就是挖煤的人了。
我们吃饭围着一张约两尺高的小方桌,院子里几岁的小孩子(基本上是女孩)就会围在我们后面看热闹。大队长陈杨春的小女儿很聪明懂事,圆圆的脸,圆圆的眼睛,剪着齐耳短发,她是这帮孩子的头儿。有时候杨大江被他们看得烦了,车转身子对他们瞪眼一吼,她就会劝说其他孩子一起出去。
有时候有些大人也会来围观。隔壁向天朝说了个媳妇子,订婚以后来过我们这里几次。嫁过来后第一年夏天,就赤裸了上身围观我们吃饭。那里的已婚妇女夏天都这样,为的是节省衣服。
陈杨春的小女儿在我们落户后的第二年,突发疾病夭亡了,死后全身发黄,现在想来可能是死于黄疸型肝炎。遗体停在他们家,请来一个木匠做棺材,用L形的曲尺量身长,看着叫人好不心酸。
把新买的铁锅烧烫,用猪皮或肥肉在锅里使劲摩擦,这叫“制锅”,为的是防锈。在重庆时,制过的铁锅以后有油水不断滋养,就再也不会生锈。我们的大铁锅每次有点儿肉皮都喂它了,但还是一直生锈。我看校友们写的下乡回忆录里,好几个人都提到锅老生锈,看来都油水不足啊!
我们在农村吃“饭”,其实米饭很少,红苕是最主要的食物。开始的时候吃不了多少,后来食量越来越大,煮一次红苕要用脚盆泡满一盆,没时间用手一个一个地搓洗,就用一根丁字棍在里面推搅。放进硕大的锅里,半煮半蒸。熟了,就下着盐拌碎辣椒吃,有时候有点菜汤就不错了。吃剩下的,饿了就抓一个当点心。这样吃法,过后胃爱冒酸水,又叫“烧心”。当年吃太多了,到现在我都不喜欢吃红苕。
其次是苞谷。磨成粗面的苞谷可以煮糊糊,有时里面放上点儿菜叶子和盐。干重活的时候会蒸苞谷饭。一个小木桶一样的甑子,里面放上一个竹编格子,把拌湿了的苞谷面放进去,盖上尖顶盖子蒸,过一会儿要揭开盖子撒点儿水,如是几次,“饭”就蒸好了。下饭菜是菜汤、泡菜或者是剁碎的辣椒。刚吃苞谷饭的时候,觉得难以下咽,知青都说“满口钻”,嚼不烂。慢慢就习惯了,而且还算好饭食。
小麦多拿到面坊换干(挂)面,一斤麦子换七两,不另外收费。换回的干面是要有客人或者什么特殊情况才吃的。1971年母亲来看我,送她下山回重庆时,我们到了江东何洪明家,洪明煮干面招待我们。亲见我吃了七寸碗满满一碗,感到吃惊,见我再添一碗,则目瞪口呆了。
那年春收小麦的时候,老天连连降雨,小麦收不回来,最后抢回来的都发了芽,没法正常加工,分给各家各户自己处理。要用手和任何趁手的工具把长了芽的麦粒搓出来,磨成糊糊。蒸出来的粑粑软稀稀、甜腻腻地,不难吃,但不经饿。
吃的菜来自自留地,我们三人分到一块约三分的月牙形地,从来没有好好伺弄过,但还是时有收获。有莴麻菜——像没有长茎的莴笋(现在叫生菜),还有萝卜、豆角、茄子、洋芋、海椒(巫山叫广椒)等等。春夏秋不能保证不断蔬菜,冬天根本没有新鲜菜。
巫山出一种七只果实并排冲天长的辣椒,号称“七姊妹儿”,很漂亮,就是辣得不得了,是巫山农村重要的调味品和“菜”。把“七姊妹儿”剁碎了和芋头丝放进粗苞谷面里,拌匀蒸熟了,是一道当地的菜肴,叫鮓广椒。
湖北省巴东县野三关镇邓玉娇家的菜豆腐,在物质极端匮乏的农村,农民们也会想方设法地享受生活。分了黄豆,要做豆豉、磨豆腐,磨豆腐如果不滤渣,放进菜叶煮熟,叫菜豆腐。分了红苕洋芋,要磨粉做凉粉和粉条,这些都是农村的美食。过年杀一头猪,留下一多半,都是最肥的,挂在梁上,一冬天下来,被下面的塘火烟熏火燎,变成黑黢黢的腊肉。来了贵客,砍下一块,切成大片,在锅里煎好以后,油汪汪的,一看就馋得流口水。
我们早上起来要洗脸刷牙。一开始,农民看见我们往天井里吐出白色的“肥皂泡”,觉得很新鲜。隔壁向天朝在高炮部队当过兵,还去过越南。他当然刷过牙,但已停止了。慢慢有些农民改变看法了,评价说知青“洗牙齿硬是好,你看他们牙齿几(多)白哦。”但是没有人付诸行动,牙刷牙膏对他们来说太贵了。
我们洗衣服在院前的那口塘,旁边扎有一道竹篱笆,就是晾晒衣服的地方了。冬天洗了衣服后,有时气温突然降到零下,等想起来去收,晾在那里的衣服就冻成硬梆梆的冰板了。1971年我母亲被“解放”后,来巫山看我,我们去县城接她,互相错过了。等我们赶回生产队,母亲就是在那口水塘,已经把我们三个人的被褥洗干净晾上了。
【作者简介: 赵雅生,1969年插队巫山,1971年回到重庆后到长江电工厂职工医院药房工作。1977年到四川外语学院英语系读书,1980年毕业留校任教,
1983年调成都,在四川经济管理干部学院从事翻译、教学和行政工作。1987年去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大学读书,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从1990年12月起,在加拿大温莎市圣克莱尔社区学院任教。】
【责任编辑:胡笳十八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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