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刚落户时，队里送给了我们一些红苕和十几斤黄豆。公社从掌握的安置费里按月发给我们买米钱，我们领到钱后，到山下江边的南陵粮站买米背上山来，一直持续到第二年小春收获。

　　正常年景，红苕要吃半年多。冬季将分到的红苕在室内的地窖里储存起来，每天下窖翻检烂红苕，拿出来吃。如果整窖红苕都坏了，长了霉，那半年就没吃的了。苞谷要吃三四个月，洋芋又吃一个把月。我们生产队有水田，一年下来一人能分到几十斤谷子，当地农民都舍不得吃，除了留下一点逢年过节或办喜事时吃外，都拿去交公粮，因为一斤大米可以抵一斤半玉米。

　　遇到年成不好，就会缺粮，这往往是在春天，大春粮食已早早吃完，小春作物还是地里青苗，也就是常说的“青黄不接”“闹春荒”了。农民们在出红苕和洋芋的时候，会磨一些淀粉用来做粉条、凉粉等，滤过浆的苕渣和洋芋渣用手捏成饭碗大小的团，晾在房顶瓦沟里。如果遇到春荒，这些外表已变得黢黑的团团就用来救急填肚子。政府会根据灾情，批准一些返销粮，允许农民把自己卖给国家的公粮，按规定的额度又花钱买回来一些。还有的农民不得不到远处未受灾的地方去借粮，借了红苕以后还苞谷等等。1971年就是这样的春荒年。

　　我们院子前面的水田边有一口浅浅的井，我们吃水通常是在这口井里挑。井里的水其实是水田里渗出来的，有时候会干涸。西南方远一点还有一口水塘，有时候要去那里取水。

　　有一次我去担水，刚下过雨，地面上散布着大团大团的云，走进去就成了雾。这种景象至今我只在杨柳坪见过。下到水塘的石阶糊满稀泥，我滑了一跤，仰天倒下，后腰一下磕在一级石阶的棱上，疼得我呲牙咧嘴。但是水还是要担的啊，家里等着用呢。歇了一会儿，我咬牙装满水桶，一步一步上了石阶，又一步一步挪回家。

　　很多年后，我在加拿大遇到江西中医学院的一位体育老师，会治跌打损伤，他给我摸背脊骨，说我第一到第五腰椎严重变形。我想，会不会是那一次留下的呢?巫山靠着长江，好像不该缺水，其实不然，高山上多半靠天吃饭。我们队有两口堰塘，人畜饮水、洗衣做饭、土地浇灌全靠它们。历史上还发生过在旱天，四周农民为争夺水源大打出手的事。

　　我的同学何洪明住在长江边，他们的用水取自长江。夏天涨水季节，上下坡百把米就能把水担上来;冬天枯水季节，到江边要有一里多路。从河滩一上到陡坡，就不能停下来休息了，累了换换肩，站立一会儿，再走。我深深记得在陡坡上，和担着水桶喘着气的他交谈的情形。担回的河水倒进水缸，要用装了明矾的竹棒搅拌，等水澄清才能使用。和我们一起来到巫山的初一女同学刘永碧，落户在长江南岸的南陵公社平安一队，1970年夏天，就是为了少担水，去长江边洗澡，被江水卷走的，生命定格在花季17岁。

　　中国农村的燃料问题始终是个大问题，野外柴禾已经几乎找不到了。好在我们杨柳坪出一种特别的能源：石煤，就像常见的煤矸石一样。实在说，到处地里的火石子看起来就跟它差不多。从小煤窑里挖出来的石煤，一大块一大块的，层次分明，但含碳量极低。碳素燃尽以后剩下的不是灰烬，而是白色的石块。

　　我们的炉灶有着像传统柴灶一样的大炉膛，既可烧柴，也可烧这种石煤。首先要用各种引火物把这种石煤引燃，这是个技术活。石煤燃起来以后要堆满炉膛，农民叫“堆起烧”;晚上埋上，白天启开，常年不断。如果火熄了，要重新生一次火就费劲了。这种煤一次要买几千斤，和我们在重庆市一次买一两百斤煤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给我们送过煤的人里有一个杨柳五队的梁昆明，一看名字就是外来人。

　　他是1964年下乡的重庆知青，他的媳妇子代文丽也是，两人有一个还抱在怀里的小孩。梁昆明个大身高，一张长方脸棱角分明，长发蓬乱，人也比较横，农民都怕他，叫他“梁疯儿”。说他力气大，和人比赛背石煤，曾背起过五六百斤，比过了当地所有农民。梁昆明为了多挣钱，下小煤窑挖煤，那是苦活路，又危险。巫山有句话形容最苦的两种活路：“桡夫子是死了没有埋，炭狗子是埋了没有死。”后者说的就是挖煤的人了。

　　我们吃饭围着一张约两尺高的小方桌，院子里几岁的小孩子(基本上是女孩)就会围在我们后面看热闹。大队长陈杨春的小女儿很聪明懂事，圆圆的脸，圆圆的眼睛，剪着齐耳短发，她是这帮孩子的头儿。有时候杨大江被他们看得烦了，车转身子对他们瞪眼一吼，她就会劝说其他孩子一起出去。

　　有时候有些大人也会来围观。隔壁向天朝说了个媳妇子，订婚以后来过我们这里几次。嫁过来后第一年夏天，就赤裸了上身围观我们吃饭。那里的已婚妇女夏天都这样，为的是节省衣服。

　　陈杨春的小女儿在我们落户后的第二年，突发疾病夭亡了，死后全身发黄，现在想来可能是死于黄疸型肝炎。遗体停在他们家，请来一个木匠做棺材，用L形的曲尺量身长，看着叫人好不心酸。

　　把新买的铁锅烧烫，用猪皮或肥肉在锅里使劲摩擦，这叫“制锅”，为的是防锈。在重庆时，制过的铁锅以后有油水不断滋养，就再也不会生锈。我们的大铁锅每次有点儿肉皮都喂它了，但还是一直生锈。我看校友们写的下乡回忆录里，好几个人都提到锅老生锈，看来都油水不足啊!

　　我们在农村吃“饭”，其实米饭很少，红苕是最主要的食物。开始的时候吃不了多少，后来食量越来越大，煮一次红苕要用脚盆泡满一盆，没时间用手一个一个地搓洗，就用一根丁字棍在里面推搅。放进硕大的锅里，半煮半蒸。熟了，就下着盐拌碎辣椒吃，有时候有点菜汤就不错了。吃剩下的，饿了就抓一个当点心。这样吃法，过后胃爱冒酸水，又叫“烧心”。当年吃太多了，到现在我都不喜欢吃红苕。

　　其次是苞谷。磨成粗面的苞谷可以煮糊糊，有时里面放上点儿菜叶子和盐。干重活的时候会蒸苞谷饭。一个小木桶一样的甑子，里面放上一个竹编格子，把拌湿了的苞谷面放进去，盖上尖顶盖子蒸，过一会儿要揭开盖子撒点儿水，如是几次，“饭”就蒸好了。下饭菜是菜汤、泡菜或者是剁碎的辣椒。刚吃苞谷饭的时候，觉得难以下咽，知青都说“满口钻”，嚼不烂。慢慢就习惯了，而且还算好饭食。

　　小麦多拿到面坊换干(挂)面，一斤麦子换七两，不另外收费。换回的干面是要有客人或者什么特殊情况才吃的。1971年母亲来看我，送她下山回重庆时，我们到了江东何洪明家，洪明煮干面招待我们。亲见我吃了七寸碗满满一碗，感到吃惊，见我再添一碗，则目瞪口呆了。

　　那年春收小麦的时候，老天连连降雨，小麦收不回来，最后抢回来的都发了芽，没法正常加工，分给各家各户自己处理。要用手和任何趁手的工具把长了芽的麦粒搓出来，磨成糊糊。蒸出来的粑粑软稀稀、甜腻腻地，不难吃，但不经饿。

　　吃的菜来自自留地，我们三人分到一块约三分的月牙形地，从来没有好好伺弄过，但还是时有收获。有莴麻菜——像没有长茎的莴笋(现在叫生菜)，还有萝卜、豆角、茄子、洋芋、海椒(巫山叫广椒)等等。春夏秋不能保证不断蔬菜，冬天根本没有新鲜菜。

　　巫山出一种七只果实并排冲天长的辣椒，号称“七姊妹儿”，很漂亮，就是辣得不得了，是巫山农村重要的调味品和“菜”。把“七姊妹儿”剁碎了和芋头丝放进粗苞谷面里，拌匀蒸熟了，是一道当地的菜肴，叫鮓广椒。

　　湖北省巴东县野三关镇邓玉娇家的菜豆腐，在物质极端匮乏的农村，农民们也会想方设法地享受生活。分了黄豆，要做豆豉、磨豆腐，磨豆腐如果不滤渣，放进菜叶煮熟，叫菜豆腐。分了红苕洋芋，要磨粉做凉粉和粉条，这些都是农村的美食。过年杀一头猪，留下一多半，都是最肥的，挂在梁上，一冬天下来，被下面的塘火烟熏火燎，变成黑黢黢的腊肉。来了贵客，砍下一块，切成大片，在锅里煎好以后，油汪汪的，一看就馋得流口水。

　　我们早上起来要洗脸刷牙。一开始，农民看见我们往天井里吐出白色的“肥皂泡”，觉得很新鲜。隔壁向天朝在高炮部队当过兵，还去过越南。他当然刷过牙，但已停止了。慢慢有些农民改变看法了，评价说知青“洗牙齿硬是好，你看他们牙齿几(多)白哦。”但是没有人付诸行动，牙刷牙膏对他们来说太贵了。

　　我们洗衣服在院前的那口塘，旁边扎有一道竹篱笆，就是晾晒衣服的地方了。冬天洗了衣服后，有时气温突然降到零下，等想起来去收，晾在那里的衣服就冻成硬梆梆的冰板了。1971年我母亲被“解放”后，来巫山看我，我们去县城接她，互相错过了。等我们赶回生产队，母亲就是在那口水塘，已经把我们三个人的被褥洗干净晾上了。

　　【作者简介： 赵雅生，1969年插队巫山，1971年回到重庆后到长江电工厂职工医院药房工作。1977年到四川外语学院英语系读书，1980年毕业留校任教，

　　1983年调成都，在四川经济管理干部学院从事翻译、教学和行政工作。1987年去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大学读书，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从1990年12月起，在加拿大温莎市圣克莱尔社区学院任教。】

　　【责任编辑：胡笳十八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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