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山壮歌》十、惜别林场

　　十、惜别林场

　　收到何立伟的来信，成杰恨不得马上飞身去县城。

　　自从那天晚上场长把他带回林场，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以后再没有人来找过他的麻烦。然而他总觉得自己头上悬着把利剑，随时随地都可能掉下来。现在何立伟出来了、平反了，他还怕什么、还等什么?他要离开林场去县城，再次投身火热的斗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成杰所在的林场坐落在一匹山梁上，可能是全县规模最小的、也是最简陋的林场。男女九个知青，四个老场员，加起来是西方最不吉利的数字。整个林场仅有五间半屋，原本是一家富农的三合院，被强行划出一半，中间的堂屋还两家共用。林场的五六亩望天田和七八亩薄土分散在三四个山头，开始时连一棵树都没有，后来从附近生产队划出一片山林，算是给林场正了名。

　　虽然林场简陋而平凡，甚至令人有些失望，但是真要离开，哪怕只是暂时的——当时是这样认为的，成杰心中依然有说不清的留恋和惆怅。在某种预感的驱使下，他把林场走了一圈。五百多个日子的酸甜苦辣，原本如同一堆零散的碎纸，现在却自动地镶拼成许多鲜明的图片：

　　成杰清楚地记得，他们来到林场的当天，正好是1965年的中秋，也是他16岁的生日。眼前简陋凋零的景象和他们一路上所梦想的林场相去太远：没有巍峨的大山，没有茂密的森林，没有成群的牛羊，甚至没有连片的土地，仅有半座普通的农家小院。大家失望了，心沉甸甸的，都不愿说话，有的同学还下意识地捏紧背包绳不愿放下。

　　唯独何立伟满不在乎，他兴奋地鼓动大家：“同学们!我们是来建设山区的，不是来享福的。如果林场各方面条件都很好了，还要我们来干什么?吃别人嚼过的馒头没味道，享受别人的劳动成果算什么英雄?穷则思变。我们的林场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不正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我们要用自己的双手去挣得‘牛奶面包’，去创造‘电灯电话’!大家赶快收拾好自己的床铺，今天是成杰同学的生日，让我们一起来祝贺他生命中、也是我们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一天!”

　　同学们心中的火焰又熊熊燃烧起来，开始动手整理自己的新家。

　　晚上，大家围坐在一起，第一次欣赏到大巴山的月夜：长空清辉，纤尘不染;群山裹素，溪涧泻银。月亮分外的圆润，月光分外的皎洁，月夜分外的静谧。大家谈起了林场，谈起了将来，谈起了世界……

　　理想是美好的，但现实毕竟艰苦。

　　那七八亩屙屎都不生蛆的黄泥巴地硬得像铁板，抡圆锄头挖下去，震得双臂发麻，地上只留下寸把深的白印。几天下来，手掌满是血泡，手臂肿得拿筷子都困难。土地分散又僻远，担一挑粪水来回要走几里路。庄稼好不容易种上了，收多收少还得老天爷说了算，如果遇上天旱水涝什么的，可能连种子都收不回来。

　　那五六亩“望天田”没有水源，只能依靠老天爷发慈悲给点雨水，“错过一回雨，一年就望到起。”所以，“抢水”是所有农活中的重中之重。只要一下雨，不管白天黑夜、人困肠饥，背起蓑衣、带上斗笠、拿起锄头就得往外冲。挖渠沟、堵缺口、捶田脚、搭田坎，努力不让一滴水流失。天黑路滑，雨大风疾，雷鸣电闪，浑身上下透湿，牙关冻得咯咯直响，手脚的皮肤被泡得起皱泛白，甚至露出鲜红的肉来，不小心碰上就钻心的痛。即便这样苦，也没人敢松懈，雨水就是粮食、就是命啊!

　　1966年初夏，老天爷久旱无雨，秧子插不上，大家心急如焚。一天下午，老天突降暴雨，知青们欣喜万分，赶紧冲入雨中去抢水。很快，大雨变成了暴雨，倾刻之间，路不见了，树不见了，山不见了，天也不见了!整个成了水的世界!蓑衣斗笠完全失去作用，成杰感到雨水从四面八方向自己涌来，全身都浸在水中。不但辨不清方向，连呼吸都有些困难。狂风一阵猛似一阵，刮得人立不起腰，头上的斗笠飞得不知去向。他脚下一滑，失去重心，人被狂风卷进水田中……

　　劳动艰苦，生活也不易。五个男知青住在低矮的小阁楼里，进门就得低头弯腰，睡在床上也常常“未敢翻身已碰头”。夏天阁楼里热得像炒锅，人赤条条地躺在床上，煎鱼式地被炒得半熟。冬天寒风从瓦缝里钻进来，针一般地透过薄薄的被盖，冷得被盖里的人经常半夜起来做俯卧撑。

　　木床是定做的，宽大而结实。刚来林场的他们很奇怪，带队的干部告诉他们：“将来用得着。”当时男同学一阵是懂非懂的傻笑，女同学红着脸转到一边。而这些床终于没有等到“用得着”的时候就人去床空了。

　　其实，对知青来说，最无可奈何的是那些在大城市里从未体验过的“切肤之痛”。

　　第一就是每天和肌肤相亲，捉不尽、杀不绝的虱子，它们在衣服被子里安营扎寨，高兴就咬上一口，不高兴也咬上一口，让你白天黑夜都不得安宁。好在虱子的动作还比较温和，只是让你痒得难受，时间一长也就麻木了，所以有“虱多不痒、债多不愁”之说。

　　跳蚤就不一样了，冷不丁地跳上来就是一口，针刺一般，痛得你跳得比它还高。你还没来得及还手，它已经偷袭成功，扬长而去。不像虱子，一怒之下还可以捉它出来讨还血债。

　　“贴身三剑客”中最厉害的当推臭虫，它们坦克似的一辆辆一行行从席子缝和床缝里开出来，对人身的任何部位都毫不留情地痛下杀手，让你身上肿得小包接大包。“喂不饱的臭虫。”最可恶的是，它即使攻击得手，只要还没吃饱，就绝不善罢甘休。你想与它一决雌雄，它会东躲西藏地跟你展开游击战，一只臭虫就可以搞得你通宵难眠、精疲力尽。

　　蛇的袭击固然可怕，有了打草惊蛇的经验，出事的几率很小，但是也经常吓得人心惊肉跳。有一次，一个女同学掀开被子准备睡觉，却见一条菜花蛇盘在被窝里，吓得她口吐白沫晕倒在地。

　　更多的是耗子的攻击。这些耗子既不受粮食政策的管束，也不吸取“除四害”的历史教训，长得又大又肥且行为嚣张。大白天里，他们公然在众目睽睽之下招摇过市，抢夺人们吃饭时掉下的饭粒菜屑。你横它一眼，它就还你一眼;你一跺脚，它大不了缩缩头，一会儿又伸了出来。一到夜里，它们更是肆无忌惮地满屋乱窜，甚至把被盖当做运动场，在上面奔来跳去，根本不在乎下面还睡着个大活人。有时还自作多情地吻吻你的脸，舔舔你的脚指头。

　　一天晚上，成杰在睡梦中感到有什么东西搔得脸痒痒的，下意识一挥手，打在一团肉毛身上。那家伙也不是省油的灯，翻脸不认人，一口咬住他的右无名指尖。他大叫一声，从床上弹起，右手用力一甩，一只大耗子在楼板上滚了两圈，翻身逃走，成杰的手指上却留下了终身的纪念。

　　山区的蚊子个特别大，成群结队，排空而来，轰轰作响，好像要把人撞翻。叮在身上“入肉三分”，拔断了身子都拔不出嘴来。好在它们的飞行速度较慢，目标显著，进攻往往要付出血的代价，还算得上是公平搏斗。

　　比芝麻粒小得多的墨蚊，当地俗称黑猫子，是另一种战法。它们像一团幽灵，无声无息地盘旋在你的周围，挥之不去、驱之不散，你身上任何裸露部位都可能成为它们攻击的目标。别看它个头小，叮到哪里，哪里就冒起一个硬疙瘩。有时身上会粘上黑乎乎一片墨蚊，拍都拍不过来。要不了多久，你就浑身上下全是硬疙瘩，而且越搔越痒，越痒疙瘩越大。

　　除了来自地面和空中的，水里的袭击也不得不防。否则你会发现脚杆不痛不痒，但流血不止，一些黑色软体动物贴在腿上，扯都扯不脱，那是蚂蝗干的好事。

　　人被动物咬的机会是天天有，人能“咬”动物的机会却少得可怜。

　　山区的农民，国家是不供应肉的，要吃肉得靠自己喂猪，然后国家收一半、自己留一半。林场也喂了两条猪。然而人尚且吃不饱，哪还顾得上猪?喂了半年，猪不但没长大，反而轻了几斤。场长戏称它们是“三快猪”——背脊梁比刀子快，屁股比锥子快，躺下去比爬起来快。要靠它们打牙祭，猴年马月的事了。

　　好在下乡的第一年，国家为每个知青每个月配了一斤肉，于是吃肉就成了林场最喜庆的日子。先是扳起指头算时间，好不容易盼到月初的第一个逢场天，大清早知青们就连哄带推地把场长催出门，千叮咛万嘱咐地把他送上赶场的路。

　　上午的活路一定是安排在看得见场长回来的地方。大家心不在焉地干着手上的活路，眼睛却死盯着山间小路。时过中午，赶场的人开始陆续回家，山路上不时出现背背篼的身影，然而“过尽千帆皆不是”。大家有些急躁不安了，开始胡乱猜测，手中的活路也停了下来。终于场长的身影从山林里钻了出来，望眼欲穿的知青们兴奋得振臂高呼：“场长万岁!”

　　厨房成了最热闹的地方，帮得上忙、帮不上忙的都挤在里面，大呼小叫地忙进忙出、蹿来蹿去。煮肉的香气从锅里冒出，弥漫在空气里，大家一边深呼吸一边咽清口水。

　　肉捞到了案板上。都说钝刀见肉快，无奈林场的菜刀长期只与酸菜萝卜红苕打交道，已经患上“恐肉症”，面对案板上半生不熟的肉砣子半天都切不下一块。女知青退了下来，几个男知青又轮番上阵，手被刀把打起血泡，也没切下几块肉片。

　　这时候大家自然而然地想起了老场员刘师傅，于是齐声呼喊：“刘师傅，快来切肉!”

　　千呼万唤后，五短三粗的刘师傅才嗑灭了叶子烟，把烟杆插进腰带，从火塘边慢慢站起来，嘶哑着声音说：“你们不是说缺了红萝卜也办得席吗?啷个还是要喊我?”

　　刘师傅正值壮年，孔武有力，连林场那头逢人便撞的打谷子牛都虚他三分。有人说他解放前当过土匪，他自己说是干赤卫队。据说他还学了点功夫，有一次高兴了，曾在知青面前露了一手：只见他双手着地拿了个大顶，然后两腿倒夹住房柱，猛一收腹，身体向上，手就抓住了屋檐的横梁。他也是单身汉，人虽鲁莽性格却十分小气，说话稍不注意就得罪他了。知青们都知道，要他做事就得像哄小孩似的，顺着毛毛抹。平时可以不理他，今天急着吃肉，大家只得恭维这尊菩萨了。

　　看见知青们诚惶诚恐的样子，刘师傅的气顺了。他一副“舍我其谁”的神情，来到案桌边，把菜刀往旁边一甩，抓起剁猪草的泼刀，在屋沿石上光了几下，对围观的知青们喝道：“让开，莫把我的亮挡到了!”然后对准案板上的肉就是一刀，引起一片惊叹：“啊，闪闪!”

　　分肉的时刻到了，厨房里安静下来。大家神色庄重地盯着桌子上的十三个碗，目光整齐划一地随着舀肉的勺子移动。掌勺人一丝不苟地把盆里的肉块和汤汤水水都均匀地分进碗中。然后换了筷子，围着桌子转了一圈又一圈，用筷子平衡着每个碗中的份量，还不时征求监督者们的意见。最后退得远远的，再扫描了一下十三个碗，终于说了声“好了，端!”人影一闪，顷刻之间，桌子上就空空如也了。

　　有人当即就秋风扫落叶一般，把碗中的肉倒进肚里，以解一月之馋。也有的——特别是女生，却在尝了几块后，把剩下的珍藏起来，在以后一段日子里，偶尔拈出一块切成小片，放进锅里炒入饭菜中，香喷喷地慢慢享用，馋得旁边的人直咽口水。有一次，一个女同学伤伤心心地哭起来，原来她辛辛苦苦从嘴边省下的一碗肉被耗子偷了个精光。

　　到了第二年，国家供应的粮钱肉油全部停止，自力更生由虚幻的口号变成残酷的现实。饥饿像幽灵一般紧紧缠住了知青，“吃”成了重中之重。由于红苕洋芋酸菜不断的收刮，每个人的肠子都锈得打了结，“吃肉”更成了梦寐以求的美事。

　　有一天下大雨没法出工，又没有什么可玩的，大家就坐在一起张丞相望李丞相。“落雨兮兮，想吃东西。”平常要劳劲，还可以分散一些注意力，这一闲坐下来，满脑子想的几乎都是一个吃字。

　　越想越说，越说越馋。不知是谁开玩笑说：“干脆把林场喂的羊子杀一只来解馋!”场长随口答道：“谁有本事谁就去杀。”不要说杀羊，知青中连杀过鸡的人都找不出来。打了一阵精神“牙祭”，事情也就过去了。

　　没想到，不大一会，羊圈里传来一阵惨叫，大家冲了过去。眼前的场景让所有的人目瞪口呆：那个曾经被蛇吓得昏死过去的女同学站在羊圈里发抖，一只重四五十斤的大公羊背上插着把尖刀，四条颤抖的腿艰难地支撑着摇摇欲坠的身体，嘴里不断发出痛苦的哀鸣。

　　不敢想象，这个胆小体弱的女同学是怎样把刀插进羊背的!

　　场长说了声：“造孽啊!”拔出尖刀，刺进大公羊的脖子。血喷了出来，大公羊挣扎着摇晃了几下，“咚”地倒了下去。

　　女同学脸色苍白，梦游般地说：“我，我太想吃肉了!”

　　大家吃上了香喷喷的羊肉，那个女同学也成了英雄。

　　环境恶劣，生活艰苦，但知青们的精神世界却大放异彩。

　　一份《中国青年报》是知青们了解外面世界的主要信息通道。报纸一周两期，还要经过无数人的手才能辗转到林场。如此珍贵的东西，谁都想先睹为快，以至经常为看报发生争吵。为了避免“分配不公”，大家议决：报纸一律留在晚上集体朗读。于是，每天晚饭后成了最珍贵的时光。

　　十几个人围着旧方桌，脑袋几乎抵着马灯，贪婪地倾听着报上的每一篇文章、每一则消息。越南人民抗击美帝的胜利让大家摩拳擦掌，《欧阳海之歌》的连载勾得人心如猫抓，《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听得大家唏嘘不已，32111钻井队的英雄壮举令大家热泪盈眶……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旧方桌又成了争论的论坛。各地寄来的传单、《十六条》、《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读得人人热血沸腾：反帝反修的重担落在了我们肩上，中国的命运、世界的未来将由我们决定，共产主义的大厦将由我们建成，这是何等的幸福、何等的荣光!

　　阁楼旁边长着一株银杏树，高大挺立，直指苍穹。不甘被大山封锁的他们在树尖装上一根天线，用二极管和耳机来捕捉太空中的无线电波。夜深人静之时，还果真断断续续地收到过几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声音。虽然这对于劳作得筋疲力尽的他们来说，耽误睡眠的代价太大。

　　阁楼的外面挂着一个纸盒做的百页箱，里面放着温度计和棉花制成的简易干湿度计，这是他们用来“耕云播雨”的工具。浸了盐水的棉球放在简易天平上，从棉球的升降可以看出即将下雨还是天晴，着实让林场周围的山民们开了眼界。许多山民专门赶来林场看这团“鬼神附体”的棉团。房东老太婆每当看到棉球移动了位置，嘴里就要轻轻地念一声“阿弥陀佛”!

　　房檐上挂着小纸包，里面是他们精心选出来的麦种，有的还是经过异株授粉提取的，这是跟农民出身的水稻专家陈永康学的招。在毛主席亲自制订的“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农业八字宪法中，良种是粮食增产最经济、最实效的手段。他们希望通过不断的筛选和提纯，能够培育出小麦新品种，让大巴山变成大粮仓。但是，这些精选的种子还没有来得及播下，就永远地挂在那里了。

　　上阁楼有一挂木梯，休息的时候，男同胞就像上树的公鸡，一人坐一梯，笨手笨脚地补衣裤。他们拒绝了女同胞的帮助，美其名曰“针线不让巾帼”。还有板有眼地唱着“小小针线包，革命传家宝。当年红军爬雪山，用它补棉袄。”成杰好不容易补好一条裤腿，得意洋洋地举给大家看，大家笑得差点从楼梯上滚下来，原来他把另一条裤腿给缝在一起了。后来卫生员靳松“发明”了用胶布和伤湿止痛膏做补丁，才解决了这一世界性“男题”。

　　房子后面的山坡，有他们千辛万苦移栽来的二百多株野果树。经过嫁接，许多已经抽出了新芽。他们曾雄心勃勃地商议，要在南溪建立第一座百亩果园。可是现在，那些嫁接好的枝条已经全被荒草淹没。

　　若到动情处，草木亦恋人。

　　林场有两头大黄牛。一头是性格温顺、有着黑油油皮毛的沙牛(母牛)，还生了一头和它一样漂亮的小沙牛。另一头是标准的秦川牯牛，体格高大雄健，脾气倔强，稍不如意就以角相向，不知顶翻过多少人。好在它生性高傲，攻击得手后，就睁着大眼睛静静地看着它的“角下败将”，从不作第二次进攻，否则它早就“英勇就义”下了汤锅。当然，它得以保全性命，还因为它是林场的“摇钱树”，林场周围的牛，许多都是它的后代。

　　清早，成杰把它们从牛棚里牵出来，踏着露水去牧放。大巴山的晨雾美极了：似棉田，似羊群，似奶酪，填平了千沟万壑。巍峨的山梁如岛屿、如巨舰，时而沉入大海，时而跃出波涛，变幻莫测，气象万千。晨风吹拂，云雾浓浓地飘来，围绕在你的身旁。那云朵简直触手可得，轻轻地掬上一捧，送进口中，甜甜的，还带有树叶的清香。牛角在梦幻般的云层里漂浮，时隐时显;叮当的牛铃声从云中传来，清脆悦耳，有如天籁。成杰挥动着鞭子，情不自禁地唱起歌来：“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到哪里去了……”美中不足的是，黄牛不比水牛，惊背，不能骑着走。

　　当然，放牛也不都是诗情画意。“牛无夜草不肥，马无夜草不壮。”一天要割几背牛草，胳臂腿上被茅草划得血痕累累。草丛里突然窜出的虫蛇，也吓得人心惊肉跳。一次，他觉得双脚一阵冰凉，低头一看，一条长长的乌稍蛇在他两脚之间绕了个8字，慢悠悠地梭入草丛中去了。他傻呆呆地看着，大气都不敢出，心里比脚上还凉。还有一次，那头秦川牯牛可能是玩高兴了，一低头就把他送下了半匹坡……

　　啊!还有崖边那口水井，不深，用几块青石砌成。水面漂着水草，水特别清澈甘甜。热天干完活，灌上一瓢，井水像珍珠一样滚下喉咙，透心凉，透心甜。如果再从头到脚淋上一通，浑身爽得赛神仙!那年天旱，附近的水源都干涸了，整座山都干得点得着火。就这口井，用它源源不断的清泉，救活了一林场的人!离开林场以后，他再也没有喝过这么清、这么甜的水了。

　　甜不甜故乡水，亲不亲故乡人。

　　指导员是复员的志愿军。他告诉知青，在朝鲜行军非常艰苦，走得小便都带血。但是他去得晚，还没有见到美国兵就回国了。他是林场唯一的共产党员，但政策水平、工作能力和口才远不如场长，每次读报学习时，支着头睡得流口水的一定是他。

　　他很委屈地告诉成杰，他是个篾匠，出去编篾每天有一块二的收入，还吃香的、喝辣的。来林场每天收入不到二角钱，还照顾不到家里，要不是披着党员的皮皮，他早就不干了。

　　他说成杰脑子灵，让成杰跟他学编篾，“一技在手，吃穿都有”。他手把手地教成杰，砍竹要问“姚(摇)三姐”——从手感和声响中判断竹子的质量好坏;片竹要问“陈(寸)三娘”——持刀的右手与握竹的左手距离要近，缓缓移动，便于控制竹的粗细厚薄。在他的耐心指导下，成杰很快学会了编背篼、编篓筐、打席子，还跟着指导员几次外出，去吃香的、喝辣的。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中断了学艺生涯，也许他已经像指导员一样，成为一个农村匠人了。

　　那个被知青们称作王师傅的老场员，五十多岁，光杆一人，除了吃饭睡觉，嘴里随时都含着一根竹子削的叶子烟杆。他总把知识青年叫做“青年知识”，怎么都改不过口。

　　王师傅是老“背二哥”，上过汉中，下过广元，当年还闹过红军，也算是见多识广的人物了。比如说穿鞋，他的观点是：“贵不过草鞋，便宜不过皮鞋，好看不过球鞋，好穿不过布鞋。”颇有点朴素辨证法。但问起往事，就说不出个子曰了，“反正红军来了就杀保长甲长，白军来了就杀乡主席农会主席。老百姓懂个㞗，今天当赤卫队，明天当还乡团，要吃饭要活命噻，哪面不干都脱不到爪爪。”问他啷个不安家?他含含糊糊地说：“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多撇脱，安啥子家哟!”

　　看见成杰割不够牛草，他经常来帮忙，也不用镰刀，伸手在刺丛中几抓几不抓，不一会儿就是一大堆。休息时，他天真地问成杰：“渝城像个啥样?”成杰想了半天说：“有十多个广元那么大，房子挨房子，望不到边。”他听了直摇头，“咋会呢?广元多大!广元还有火车。那回我还听见火车叫，像黄牛，声音大得很。你说，他们从哪里找来啷个多黄牛装在箱箱里头?”

　　只要一坐在火塘边，他就会说：“唱个歌吧!”无论什么歌，他都叼着叶子烟杆跟着哼，但只限每一句歌的最后一个尾音。哼着哼着，他的眼睛慢慢闭上了，口水顺着烟杆滴下来。但是只要歌声一停，他的眼睛马上睁开，惊奇地问：“啷个不唱了呢?”也许他永远都不会知道，就他这德行，竟熏陶出了个曲不离口的成杰。

　　场长知道成杰要走，有些难过。他送了成杰一程，说：“从你们来林场那天起，我就晓得这个塌塌终究留不住你们。毛主席把你们派到这里来占领山头，是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作准备，当预备队的，哪里会让你们在这里呆一辈子?‘人不出门身不贵，火不烧山地不肥’，‘猪圈里跑不出千里马’，趁年轻，到处走走有好处。当年如果我……哎，不说那些了，走吧。问何立伟好!”

　　五十多岁的场长给人的印象是能说会道、为人精明，当地的人评价他是“树上的麻雀都哄得下来”。成杰曾经领教过他的这一本事。那次他同场长去场上卖林场喂的一头病猪，场长一阵摇舌鼓唇，三吹两不吹的，病猪就成了金不换的神猪，惹得几个买主争得差点没打起来。

　　事后，场长洋洋得意地对站在一旁目瞪口呆的成杰传授“真经”：“生意人哪个不说假话?不会说假话的，真话也是假话;会说假话的，假话也是真话。最聪明的假话是十句真话中只有一句是假话。”场长肯定没有读过《红楼梦》，但是对“真作假时假亦真”的悟性绝不在曹雪芹之下。

　　对于老场长，成杰过去多少有些看不起，因为他离开了红军，因为他当过还乡团，也因为他在林场有时的自私。后来，他知道了林场的几个老场员当年既当过红军赤卫队，也干过保丁还乡团。再后来，他知道了很多山民当年都如此。他很是想不通，这与他心目中的革命者相去太远。在他的心目中，革命者就应该像水晶一般纯洁，像钢铁一般坚强。

　　后来成杰知道了，红军从1933年1月攻下南溪到1935年初离开南溪，中间只有两年时间。而在这两年里，敌我双方始终处于围剿与反围剿的拉锯状态，要求所有的老百姓都成为坚定的革命者是不现实的，真正的坚定者大多倒在长征和西征的路上了。

　　多年以后他才进一步懂得：每个人的心灵里都同时寓藏着光明与阴暗，高尚者终将以光明驱走阴暗，卑劣者终将用阴暗吞噬光明，如此而已。在这人生最艰难最痛苦也是最漫长的搏斗中，并非每个人都会成为伟大的高尚者。对大多数人来说，只要他能守住做人的最后底线，不整人害人，对得起良心，不被阴暗最后吞噬，就应该得到尊重。因为他们也用自己的方式与命运共舞了，虽然不是高手，甚至动作有些笨拙。

　　“场长，等搞完文化大革命，我们一定回林场!”

　　场长笑而不答，只是挥挥手，“走吧!走吧!”

　　路过石笋河时，成杰停住脚步，远眺那根神异的石笋。此时刚好正午，太阳底下，石笋上又反射出一道红光，好像还有奇妙的音乐声。他突然想起自己小时候买的那根钢针，在阳光之下，也是发出这样奇异神秘的光彩和乐音。

　　成杰一甩头走了。他完全没有料到，他这一走，几十年都没能回头。从此，他再也没有见到那又恨又爱的林场，再也没有见到指导员，再也没有见到王师傅、刘师傅，再也没有见到老场长，再也没有见到那神奇的巴山石笋……这一切的一切，都永远留在了梦中，留在了心底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