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两个司令

　　三月十二日上午九时。

　　县党校坐落离在县城约一公里处，隔着清澈的南溪河与县城遥遥相望。全国大串联开始后，县城无力接纳日益增多的红卫兵，只好把县党校改为文革接待站。这样，县党校就与一墙之隔的南溪中学连成一片，成了南溪文革的“红色根据地”。

　　清早起来，成杰就在接待站的院子里转过去又转过来，把一块小石块踢过去又踢过来。面对院子的冷清，他心里涌起一种说不出的味道：大串联停止了，外地的红卫兵已经离开，接待站宣布明天撤销。几天前还热闹非凡的县文革接待站，今天太阳都照屁股了，还不见几个人影，哪里还有“红色根据地”的样子?

　　想当初，每天都有外地的红卫兵涌进接待站，红旗招展，口号震天，《造反歌》此落彼起。“北京来电”、“中央首长最新指示”、“严正声明”，糨糊未干，新的又贴上去了。大大小小的当权派被揪进来，戴高帽挂木牌，弯腰九十度，向毛主席请罪。他从这个会场窜到那个会场，到处去搞声援、呼口号，忙得不亦乐乎，浑身冒汗，嗓子发痛。

　　“那才叫做闹革命，有劲!”他又狠狠地踢了一下脚下的石块。

　　一群麻雀在饭桌上跳来跳去，叽叽喳喳地吵个不停。成杰听得心烦，把脚下的石块踢了过去。麻雀“哄”地飞走了，但不一会儿又转了回来，落在饭桌上，依旧跳来跳去，继续叽叽喳喳。有只麻雀还示威似地把尾巴一翘，落下一些白色的黏液。

　　成杰来火了，抓起食堂的大扫把，唱着“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正准备向麻雀冲去，却被人从后面蒙住了眼睛。

　　“谁?哈——小弟!”成杰掰开蒙着眼睛的手指，转身捏住对方的鼻子，果不其然。

　　“哎哟——别，别，我投降!我投降!”

　　两人嘻嘻哈哈地闹成一团，好久才气喘吁吁地松开手。

　　“成杰哥，啷个和麻雀过不去呀?”

　　别看赵小弟个头不大，嘴却特别甜，见到知青，男的就喊哥哥，女的就叫姐姐;手脚也特别勤快，不管谁支嘴，跑得飞快，知青们都喜欢他。但谁要是欺负了他，他就会像条猎狗似的又叫又跳又咬。成杰看不惯有的知青拿他寻开心，常替他打抱不平，所以小弟也特别亲近他，有事无事都跟上跟下地缠着。

　　“还记得那次斗李安贵吗?”成杰还沉浸在战斗的欢乐中。

　　“当然记得。后来被我们押着游街，戴顶高帽子，还提一面破锣，边敲边喊：‘我叫李安贵——我是大骗子——欺骗了知识青年——罪该万死——’”小弟连比带喊，学得惟妙惟肖。

　　“可是明天我们就要离开县城了，组织也等于被解散，真散劲!”

　　“没关系。司令说了，春耕一过，大串联又要开始，我们再杀回来。”

　　“就你聪明。你明天打算怎么办?”

　　“麻哥要留县城，我也留县城，好耍些。成杰哥你呢?”

　　“司令去了北京，我不想在县城呆，回林场去。”

　　“司令已经走了吗?”

　　“一大清早就和沙溪分团的陈庆明走了，我送他们出的大门。”

　　“成杰哥，你说司令他们这次上北京告状，能见到毛主席吗?我们的问题能得到解决吗?”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的号召，被下面的走资派篡改了，毛主席党中央知道了真相，我们的问题一定能够得到解决。那时候，像你这样不符合知青条件的就可以退回大城市了。”

　　“那你回不回去?”

　　“我是自愿来南溪的，要在大巴山干一辈子革命，怎么会回去呢?”

　　“司令走不走?”

　　“当然更不走了，他还要在林场建百亩果园呢!还有秦天笛、曾小川、马爱南、雷家敏，我们都不会离开大巴山。”

　　“你们不离开，我也不走，永远跟你们战斗在一起!”

　　“你怎么小学没毕业就来南溪了?”

　　“我从小就没了父母，是在孤儿院长大的，什么事都听老师安排。我的成绩不好，六年级的时候老师告诉我，升初中很困难，不如早点参加工作，现在有个林场招工，还有工资。我早就不想看别人的脸色过日子了，反正书也读不进去，不如早点工作，自己养活自己，就答应了。”

　　“你是孤儿，怎么叫小弟呢?你还有哥哥姐姐吗?”

　　“我啥子亲人都没有。同我一起进孤儿院的小伙伴中，我年龄最小，个头也最小，带我们的老师每次叫我都是‘小的一个过来洗手’，‘小的一个过来排队’，后来大家也都跟着叫。我也听惯了，反正我也没有正式的姓名，干脆就跟着老师姓赵，取名赵小弟了。”大概这样的解释已经多次了，小弟的语言很平静，像在叙述别人的故事，没有特别的酸楚。

　　“吃早饭没有?”勾起小弟的隐痛，成杰反而有些过意不去。

　　“等到中午一起吃。成杰哥，刚才我去厨房侦察过，今天中午打牙祭!”

　　“真的?太好了!我去多搞几张饭票，放开肚子整它一顿。”成杰也来劲了。

　　文革接待站是文化大革命的特殊产物。全国数千万人的串联，煽风点火，输出革命，总还得要吃要住，于是各地都办起了接待站。开始时只是接待红卫兵，到后来凡是戴袖章扛旗子的都可以住进来。开始时只是住宿不要钱，到后来造反派带的钱粮用光了，谁还敢把这些“毛主席派来的客人”饿死不成?没有粮没有钱就写条子借。可是大串联的人来自“五湖四海”，谁认识谁?地址姓名的真假也只有天知道，所以着实让中国人过了一把共产主义的瘾。不过运动后期，还真有不少的人寄回借的粮和钱，他们应该是我们民族的脊梁吧!

　　别的人在接待站领餐券多少还讲点手续，但知青不在此列，人都是国家的，还什么还?拿什么还?找安办要去!所以，多搞几张饭票是经常的事，特别是有肉吃的时候，那可是盼星星盼月亮才盼得来的。

　　两人正在大打精神牙祭，大门处传来喊声：“成杰、小弟，你们过来!”

　　“啊，司令!”小弟惊讶地叫起来。

　　来人正是何立伟，背着军用挎包，灰色的学生装洗得有些发白，肩上的深色大补丁就像开的天窗，特别显眼，腰系一条皮带，倒也十分精神。

　　“司令，你不是去北京了?”成杰也惊奇地问。

　　“南溪山好水好人更好，舍不得你们，不走了。”

　　“真的?”小弟信以为真。

　　“蒸(真)的——包子。今天出县城的人多，班车挤满了没走成，明天再走。”

　　“那陈庆明呢?”成杰问。

　　“先回林场去了，明天在沙溪等我。”

　　何立伟从小就聪明过人。有一次他去农村当老师的姑妈处玩，姑妈正在给三年级的学生上算术课，叫他先在办公室玩会儿。办公室的老师都忙着自己的事，他觉得百无聊赖，就悄悄地从后门溜进姑妈的教室，一声不响地坐在最后。姑妈讲的是什么叫分数，因为是第一次接触分数，许多学生都听得云里雾里，似是而非。而刚满六岁的何立伟却听得津津有味，什么分子分母分数线搞得一清二楚，下课后讲给姑妈听，让姑妈着实吃了一惊。

　　上学以后，学习对于何立伟来说就像玩游戏一样轻松，每次考试成绩总是全班第一，连体育音乐美术也不例外。老师喜欢他，同学们拥戴他，每次选干部，班主席的职务非他莫属，有老师评价他是“当然的学生领袖”。

　　直到初二，何立伟才第一次感觉到人生的烦恼：很多同学都戴上了金光闪闪的团徽，而他的入团申请总是得不到批准。这时他才知道，自己的父亲有历史问题。但是他一点也不气馁，他坚信党的“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的阶级路线，坚信“出身不可以选择，而道路可以选择”的政策，痛下决心，要与家庭划清界线，脱胎换骨，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为此，他对父亲历史问题写了无数次的认识，痛斥父亲的反革命罪行，表示要长期接受团组织的考验。

　　初中毕业，虽然他升学考试的成绩全区第一，但依然没有进入市重点中学，只被一所普通中学录取，原因依然是父亲的历史问题。

　　心有所感，他写了一篇作文，题目叫《换血》。文中的青年因为出身不好，入不了团、升不了学。一次为了抢救一个小孩，青年被汽车碾伤，流了大量的血，一位老工人给他输了血。奇迹出现了，他不但生命得到挽救，政治上也获得新生，因为身体里流的是工人阶级的血，他入了团，升入了大学……。

　　作文在校刊上登了出来，没想到成为反面典型，各种批判接踵而来。有的说他是想用投机取巧的方式逃避艰苦的思想改造，有的说这是含沙射影地攻击党的阶级路线。当然，一些同学也私下向他表示同情和支持。震惊之余，他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从此话语少了很多。

　　一放暑假，他邀上几个要好的同学，背着米、担着煤，来到城郊的一个生产队安营扎寨，劳动了半个月。然后郑重宣布：中断学业，到大巴山安家落户。

　　他的班主任——一位历尽沧桑的语文老师，听了他的决定后，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语重心长地说：“是我害了你。去吧，是金子放在哪里都会发光!”

　　就这样，1965年，刚读完高一的何立伟中止了学业，上山下乡来到南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联络全区各林场的知青杀上县城。全县知青造反指挥部成立后，他当选为司令。

　　“我要去见见胡司令，成杰跟我去东方造反团。小弟，你去油印室帮帮雷家敏，抓紧时间把《告南溪县造反派书》印出来，下午要进城去散发。”

　　“是，司令!”小弟靠直了两条腿，打了个立正，然后一溜烟地跑了。

　　上午十点正。

　　二号会议室烟雾弥漫，人坐得满满的，都穿着军装或干警服。谁也没说话，大家都把眼光投向坐在中间的县武装部长朱柱山。身材魁梧的朱柱山，标准的山东大汉，特大号军装被他撑得都快绽线，一屁股坐得藤椅丝风不透。他从小习武，据说当年拼刺刀，一口气干掉了八个日本鬼子。

　　见众人投来的满脸疑惑，朱柱山紧皱起眉头，额前显出一个深深的“川”字。参加革命几十年，冲锋陷阵领兵打仗，他从来就没含糊过。但是斗大的字认不了一箩筐，只要一提到学习、政治什么的，他就像掉进了迷魂阵，被转得七荤八素。就拿文化大革命来说，什么破四旧、红卫兵、工作组、造反派、大串联、走资派、保皇派，今天批判这个，明天打倒那个，到处都是乱麻麻的一片。他实在搞不懂这是一场啥子革命。好在中央规定军队不介入，他也乐得阿弥陀佛。

　　后来中央下达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要求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支持革命左派。他不能再置之度外了。但是，南溪谁是左派?该怎样支持?他脑子里是一片空白。所以，武装部除了几条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标语上街，就再没有什么实际行动。

　　今天的会议虽然是以武装部的名义召集的，但命令是军分区下达的，具体的内容他和其他到会人员一样，两眼一抹黑，啥也不知道，所以也只能一个劲地抽烟。他心里纳闷着：“今天到会的全是军警，莫非帝修反真的要趁文化大革命之机蠢蠢欲动?”

　　一个披着深蓝色大衣的人走进会议室。大家赶快掐灭烟头，正襟危坐，会议室顿时鸦雀无声，连呼吸的声音都听得见。

　　深蓝色大衣走到主席台前，打开手中的文件夹：“现在宣读军分区的命令……”

　　何立伟和成杰跨过大院旁边的侧门，进入独立小院。院里以前住满名称繁多的外地联络站，现在都已人去楼空，小院更觉冷清。

　　推开东方造反团司令部的门，里面光线昏暗。站了一会儿，才渐渐显现出南溪最大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办公室的轮廓：一间不大的屋子，里面摆着两张办公桌，一张上面放着油印机和堆成小山般的纸张;另一张上面放着电话，惟有它证明着该组织在南溪的地位和影响，南溪其它的任何群众组织——有单位的除外——是没有电话的。屋里最显眼的是一面展开的东方造反团的大旗，足足遮了一壁墙。

　　“胡司令在吗?”成杰问守在电话机旁的副司令——一个还带稚气的初中生。

　　“嘘——”副司令指了指墙角的一张长椅，椅子上堆着棉絮衣服之类的，看不见有人，“还在睡觉。”

　　“那我们等会儿再来。”何立伟带着成杰准备退出。

　　“谁呀?”从衣服堆里挤出一张脸，小小的，皮肤松弛，惺忪着双眼。

　　“何司令他们看你来了。”

　　“现在啥子时候?”

　　“快十一点啦。”

　　“那我该起来了。你们先坐会儿。妈的，昨天晚上开会开到两点。一月风暴刮过来，南溪也马上就要夺权，事情多得很啊，忙得打屁都不成个数!”

　　他边说边从椅子上站起来，身体瘦得三根筋挑着一个头，但动作快得惊人。三下五去二，他已经裹好衣服、提起裤子，把一顶军帽往头上一扣，断了脊的帽檐偏塌在左耳，再斜挎一个小红布口袋——里面装着《毛主席语录》，南溪县最大的革命左派——胡应程司令就精神抖擞地站在何立伟他们的面前了。

　　据说胡应程当年是南溪县解放后最早的高中生之一，而且小有才气，口头笔头都有两下子，是学校里有名的活跃人物，前途很是光明。时逢反右斗争，他头脑一热，写了几首打油诗讽刺一些官僚主义现象，真心实意地帮助党整风，说有的领导“患了共产主义狂妄症，需要经常服点‘百尔定’(药名，属镇静剂)”。谁知竟厄运当头，他成了“资产阶级向党进攻的急先锋”。后来虽然凭仗三代雇农出身的“护身符”，让他逃过右派一劫，但却断送了读大学和提干的梦，回到南溪，在一所区镇中学当化学老师，终身研究“百尔定”。

　　在学校，不管他怎样努力工作，但始终是提干无望、入党无门。后来他终于知道，他虽然没有被公开划为右派，但属于内控右派，即那种“帽子拿在手上，随时可以给他戴上去”的人。从此他沉默了。

　　这一沉默就是十年。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乍起，这偏远的区镇中学也被波及。校园里偶尔也可以见到一两张无关痛痒的大字报和三五一堆的议论人群，但他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见报，他看都不看;《五一六》通知下达，他置若罔闻;甚至聂元梓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表，他也显得无动于衷;直到见到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他终于震惊了，伤心地恸哭了一场。

　　当天晚上，他彻夜不眠，坐在窗前，遥望巍巍的巴山，直到东方发白。然后叫醒了妻子，让她收拾好东西，带上五岁的儿子马上回乡下娘家，没有他的通知不要回来。妻儿走后，他摊开一张大纸，挥毫疾书下《质问校领导十个为什么》，列举了学校领导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大罪状。

　　大字报在全校引起巨大反响，他理所当然地成为校领导和工作组清查的头号“现行反革命”，遭到学校领导组织的批斗。但今非昔比，他审时度势，算定这不是反右运动，而是“两个司令部的大决战”，开弓再无回头箭，他毫无畏惧地和工作组、校领导展开斗争。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大势所趋，加上他无畏的精神和出色的口才，他胜利了，工作组撤走，校领导瘫痪。然后他成立了东方造反团，接管了学校的权力，又把区公所闹了个天翻地覆，最后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带着一批骨干杀向县城。

　　在县城等待他的是有组织的围攻谩骂、批斗游街，东方造反团被砸，他人被抓。但他依然是“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头!”

　　就在这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大串联开始了，外地红卫兵涌进南溪。一张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名义发布的《对南溪革命局势的严正声明》的大字报宣布：“东方造反团是南溪的真正革命组织，胡应程是南溪最坚定的革命左派。”

　　“红三司”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全国最“响当当、硬梆梆”的革命左派，其司令蒯大富可以坐轿车进中南海和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一起喝茶聊天，其影响大有号令天下之势。它的任何一个成员，只要亮出“红三司”的旗号，就可以通吃全国，小小南溪岂能抗拒?

　　声明一出，南溪的“保皇”势力顿时土崩瓦解、烟消云散。几天工夫，整个南溪从农村到县城，从农民到干部，大多带上了“东方造反团”的袖标，东方造反团的战旗满县飞扬，胡应程的名字也随之蜚声川北。

　　也许是因为在他最艰难的时期，南溪的知青曾经义无反顾地站在东方造反团一边——几乎所有的知青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支持当地最早受压的群众组织——刘强等人还直接加入了东方造反团，随他冲锋陷阵，几次救他出险境，所以，已经傲视南溪的胡应程，对知青还是比较客气的。

　　浓缩的是精华。胡应程个头虽小却精力充沛，说话的时候不是叉腰就是挥动拳头，动作快而有力，据说是向电影中的列宁学的。

　　“说，啥子事?”他抓起桌子上的冷馒头，就着杯子里的冷茶，津津有味地大嚼起来，干粉似的馒头屑不断从嘴角边飞溅出来。

　　“我们是来向司令告辞的。”何立伟对眼前这位既是革命左派又是师长的人很是尊敬。

　　“啷个，你们要走?”胡应程停止了咀嚼，近来忙于夺权、分配胜利果实，需要做的事太多，他差点忘记了身边这个小兄弟。

　　“胡司令，你也知道，最近中央出了通知，要城里的知青返回农村就地闹革命，而且不能单独成立群众组织。接待站也马上就要撤消。所以我们决定暂时回林场去，城里只留几个人的联络站。反正南溪的文化大革命大局已定，我们在这里已经没有多大的作用，还不如回林场搞春耕，‘抓革命，促生产’。至于知青的问题，县里肯定是无法解决，我们已经把有关材料收集起来整理好，由我带去北京上访，直接向毛主席党中央告状。”

　　何立伟的来意既是道别，同时也想听听这位造反派领袖的建议。文化大革命搞到现在，黑县委垮台了，保皇派瓦解了，县安办也批斗了，全县的造反派正在大联合大夺权，但知青并不包括其中。折腾了几个月，现在才发现，知青只是这场壮阔波澜中的几滴浮油，偶尔冒几个泡还可以，但始终融不进波澜：国家大事无须他们管，自己的事又管不了。知青该做什么呢?所有的问题，从具体的吃穿、社办场的前途，到如何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方向，没有一个可以得到落实。大家讨论来研究去，最后只有一条路：上访，向党中央毛主席告状。

　　“也好，也好。”胡应程流露出一种复杂的感情：运动初期，在他最危难的时刻，南溪知青出手相援，让他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因此他心中多少存有一些感激;当刘强带着知青退出东方造反团时，他真的是难割难舍;好在独立后的知青组织政治观点基本和东方造反团保持一致，大小事情都听他的号令，他心里又踏实多了;现在知青要全部撤离县城，自己身边从此少了一支生力军，他又有些怅然若失。

　　他很想劝他们重新加入东方造反团，这样既可以继续留在县城，又不违背中央文件的精神。但他也知道，何立伟不是刘强，不会接受他的建议。而且内心深处，他也觉得知青留在县城，有些可有可无了。再说，已经有舆论在攻击东方造反团组织不纯，知青的家庭出身普遍不好，在这大夺权的关键时候，他也不愿授人以柄。

　　于是他打了几个哈哈：“地狱十八层，知青最下层。你们的情况我也知道一些，可是现在手中无权，也帮不上啥子忙，等我们掌了权……不管怎样，我们的战斗友谊永远是牢不可破的!也好，也好。”

　　一个戴着东方造反团袖标的人匆匆闯进来，在胡应程的耳边咕哝了几句。

　　胡应程一怔，“这是真的?”

　　“消息绝对可靠。”

　　胡应程在屋里转了几个圈，突然问：“你们说说看，南溪的老保还可能翻天吗?”

　　“出了什么事?”何立伟问。

　　“城里在开啥子紧急会，还有公检法参加，他们要搞啥子名堂?”

　　何立伟想起了几天前收到的同学来信，搓了搓手，“成都军区给成工兵团和川大八二六的公开信公布后，听说有几万人被抓。紧接着，渝城的砸派也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抓了上万人。按过去的经验，每次成都渝城咳嗽，南溪就会伤风，莫非走资派又有什么阴谋?”

　　“这有啥子奇怪的?全国好多地方都在搞镇反，新生红色政权即将诞生，打击一下反革命势力是必须的。不要见到封皮就当告示，自己吓自己。”胡应程不以为然。

　　“听说有一些老造反派也被抓了。”成杰提醒说。

　　“林子大了，啥子鸟儿没有?这么多的群众组织，清理出几个反革命也不奇怪。”胡应程又咬了一口馒头。

　　“还是小心点好，过去我们就吃了亏。”他的副司令有些担心。

　　“我最担心的是武装部和公检法，他们的态度一直不明朗。”何立伟也说。

　　“这个问题我已经仔细想过，此一时彼一时，现在不是运动初期。”谈起天下大势，胡应程精神百倍，口中的馒头屑四处飞溅，“继上海一月风暴后，山西、山东、贵州、黑龙江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运动进入了大联合大夺权的新阶段。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黑司令部已经土崩瓦解，失去了抵抗的力量。正如毛主席预料的那样：再有两三个月，最多半来年的时间，文化大革命将以无产级革命派的全面胜利宣告结束。在这种情况下，局部的小的反复还是有可能出现，但是就全局而言，资产阶级的全面反扑不可能出现。现在一些地方出现的镇反，主要是新生红色政权对复辟势力的镇压，如上海的康平路事件。另一种情况是两派斗争激烈，不能实现革命大联合，必须搞垮一派。被搞垮的不是老保就是右派，因为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林副统帅亲自指挥的，他们的任务就是支持革命左派。《公安六条》虽然保护了公检法，同时也给他们带上了紧箍咒，不敢乱动。南溪的老保早就完蛋，现在的群众组织都是一个观点，没有两派。这种情况下，你们说，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南溪搞镇反?”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万一，我倒要看看，南溪县有谁还能把我东方造反团吃掉?谁敢捣蛋，老子调一万农民进城，把他砸个稀巴烂!谁怕谁?”胡应程用力一拍，手中的馒头变成了面饼。

　　何立伟没再说什么。也许的确是自己多虑了，凭东方造反团现在的实力，南溪谁是对手?有人放过几次风，要把东方造反团怎样怎样，结果只听打雷不见下雨，南溪还是东方造反团的天下。

　　“这样吧，胡司令，明天我要去北京，还有一些急事要办，先走了。如果有什么新情况通知我们一声。”

　　“那行，有啥子困难随时来找我。”

　　何立伟和成杰刚出了院门，胡应程转身命令他的副司令：“马上通知我们城里的人，密切注意城里的新动向。”看见副司令有些迷惑的眼神，他伸出中指弹了一下他学生的额头，“这虚实真假要学着点，他们毕竟是外来人，站得拢、走得开，我们不能把底都交出去，懂不懂?哎!可惜呀，谁叫他们是知青呢?”

　　二号会议室。

　　命令宣读完毕，会场先是一片沉静，慢慢地，议论声越来越大：

　　“哼，啥子造反派?纯粹一群打砸抢分子，是该收拾一下了!”

　　“我早就给他们算过命，这些家伙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

　　“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运动初期的工作组后来都脱不了爪爪，这次镇反会不会……”

　　“有解放军作后盾，不会有问题。”

　　……

　　蓝大衣用手中的铅笔敲敲桌面，会议室又安静下来，“同志们，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目的是要反修防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但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打着红旗反红旗，妄图趁机打倒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抢班夺权。他们踢开了政府，踢开了党委，现在又要砸烂公检法，揪军内一小撮，在座诸位都是他们冲击打倒的对象。一些所谓的造反派，实际上就是地富反坏右，就是国民党，他们对我们恨之入骨，想趁机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在北京，几乎所有的当权派都被靠边站，连他们的子女也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有的还被关进监狱。我们再不坚决反击，无产阶级江山就会变色，千百万人头就会落地!

　　“同志们，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解放后的历次运动，毛主席党中央都是采用的‘引蛇出洞’‘先放后收’的策略，就是让阶级敌人先跳出来，然后一网打尽。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斗争、庐山会议、四清社教哪次不是这样?而文化大革命是放得最彻底的一次，也是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表演得最充分的一次，现在轮到无产阶级专政铁拳挥动得最有力的一次了。仅成都就抓了几万名现行反革命，大快人心啊!

　　“中央要解放军支持革命左派，怎么支持?镇压右派就是最好的支持。只有镇压了右派，才能保证文化大革命走上正常轨道，才能保证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得以实施。”

　　“南溪现在没有两派，都是一派，该抓谁呢?”有人问。

　　蓝大衣脸一沉，“这个问题有点意思，也是我们今天会议的关键。全国各地都抓得出反革命，就南溪天下太平?党内都有两派，群众组织会铁板一块?只要我们下功夫，别说两派，三派四派都搞得出来。”

　　“我们城关镇有个组织，里面有几个家庭出身有问题的，现在又蹦得很高，干脆就锁定他们。”

　　“几十个人的小组织，搞得出啥名堂?要搞就要搞最大的，这样才有威慑力。虽然这次上面没有定任务划指标，成都五百万人口抓了几万人，南溪三十多万人口不抓个百十个反革命能交差吗?”

　　“南溪最大的组织要数东方造反团和巴山红卫兵。”

　　“好，就在它们中间选一个!朱部长，你的意见呢?”

　　“我，我对他们的情况不太了解，大家谈，大家谈。”

　　“这次支左镇反，武装部可是重头戏哟!”

 

　　“上面有什么命令，我照办就是，决不含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