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县城奇观

　　大巴山，雄踞川陕，连绵千里，群峰踊跃。“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

　　公元一九六七年三月，隆冬已过，大巴山主峰米仓山依然残雪覆盖，而山脚的溪流边已是嫩草抽芽、野花含苞了。几条鱼儿跃出水面，溅起团团水波，把晨曦的倒影揉成一把碎金。一只苍鹰在蓝天中悠闲地盘旋。突然，它双翅一收，无声无息地从天空坠下来，伸出钢铁般的利爪，猛地扑向潭中的鱼儿……

　　三月十二日上午八时。

　　“叮——”县武装部尖锐的电话铃声撕破清晨的宁静，值班员赶快拿起电话。一个严厉的声音突入耳膜：“绝密。通知以下同志上午十点正，在二号会议室开紧急会，不得缺席!……”

　　很快，县公检法、县中队也接到了同样的电话。

　　地处大巴山腹地的南溪县城，被崇山峻岭可怜地挤压在南溪河的一小段河谷里。全城依山而建，房屋多数散落在山坡上，好像是被调皮儿童随意扔抛的积木，杂乱无章。因此当地居民戏称自己的县城是“有城无街”。

　　其实仔细观察，全城还是有两条半街。一条沿南溪河弯曲而上，地势稍平，青石铺路，长约半华里，当地人叫它河街，是南溪城的主要街道。街道两边的房屋大多是穿斗结构，木架青瓦，上下两层。上层住家，下层临街面是可以拆装的板门，多为各种店铺。木楼的屋檐长长地逸出，一家挨着一家，组成一道长廊，便于行人遮日挡雨，给人以温馨和安全——当然新修的房屋已经无心考虑这些了。河街到了上游尽头处，倒折向上，爬几十步石梯，就可以看见南溪老城的遗址——城门洞。

　　穿过城门洞，就是第二条街——如果也把它算作街的话。顺着它走过去，依次是县中队、公检法、报社、广播站、县人委、县医院等县级机关和单位。然后就是一座公路石桥，桥头往上通往县医院和县武装部，顺着桥过去就是全城唯一与外县相通的巴南公路。如果向下走，到车场坝就与第一条河街相连了。

　　河街又分为上下两段。在上下河街的中点，一座石拱大桥横跨南溪河，通向对岸的县中学和县党校。桥的这一头，向上通向县委大院，再和第二条街相接。这两条半街和大桥形成弯弓搭箭之式，箭和弓的交汇之处就是全城最“繁华”的路段——南桥头。

　　据说，曾经有个闲人买了个烤饼——当时值五分钱一两粮票，杠炭火烤成，面上有芝麻，里面还夹着肉馅，香得让人直咽口水——从南桥头边吃边走。当然他不能狼吞虎咽，但是也无须像《儒林外史》中的酸秀才那样细嚼慢咽。结果他顺着两条街走了一圈，回到南桥头，手上的烤饼正好吃完。

　　面对这么一座僻远、宁静、温馨的小县城，旧时的文人们还能就着地形、捋断胡须讴出“公山几水”的诗句，也算是不辱斯文了。不过，还是民谣唱得更有味：“好个南溪县，走拢才看见。中堂打板子，四门听得见。”既朴实又形象。

　　往事越千年。南溪虽然僻而小，然而若论起资历来，有些不可一世的大国连孙子都轮不上：从公元525年置县到如今，南溪已有一千四百多年的悠久历史。南溪原名烂溪，旧时由于地处僻远、穷山恶水，连接收流放者的资格都没有。传说还有几任县官没到任，不是病死路途就是走到半路就给吓了回去。所以，南溪虽然历史悠久，却既无名人逸事，又少历史掌故，连那些专爱找名山大川修炼的剑仙侠客高僧老道，也没有在这里留下蛛丝马迹。千百年来，南溪就这么寂寞冷清地藏在大巴山中，默默无闻地呆在米仓山下，安安静静地躺在南溪河畔。

　　山坡上，阳光下，几个光着屁股的放牛娃正追着一个割青草的小女孩起哄：

　　丫头丫头，背个背篼。

　　割点草草，喂条牛牛。

　　牛牛长大了，把丫头拿去嫁了。

　　到了明年，又生个丫头。

　　小女孩一点不恼怒，反而咧着嘴笑。童言无忌，他们唱的大概就是勤劳朴实的南溪人千百年的命运轮回吧。

　　然而，“人间正道是沧桑”。公元1932年，一支几千人的中国工农红军转战来到大巴山，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短短两年多时间，根据地发展到二十几个县，红军壮大到近十万人马，组建成为赫赫有名的红四方面军。

　　沉默了千百年的南溪一下子爆发出积蓄的能量，成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中心，轰轰烈烈，名震川北。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李先念都曾在这南溪河畔饮马歇息，扬鞭启程。有道是“蓄之愈久，其发必速”，当时人口不到三十万的南溪县，竟有上万的“背二哥”参加了红军，加上赤卫队、农协会、妇女会、儿童团，可谓家家闹革命、户户有红军，打土豪、分田地、赤化全川，差点把大巴山掀了个底朝天，留下无数令人荡气回肠的传奇故事。

　　如今，城门洞顶上还刻有三个红色的大字——“红四门”，洞门两边镌刻着“镰刀割开旧世界，铁锤砸出新乾坤”的对联，洞壁里刻有“打倒刘湘!”“赤化全川!”等口号，落款是“红三十军政治部”。这些都是当年的红四方面军留下来的革命火种。

　　令人惊奇的是，从红四方面军撤离南溪到南溪解放，之间十五年时间都是国民党统治，这些红色宣传是怎样得以保存下来的?还真是个谜。

　　时间倒流回去一个多月——

　　春节将至，今天又正逢场。一大清早，县城周围十里八乡的山民就像无数水珠从大山里渗出来，慢慢聚为缕缕山泉，汇成涓涓细流，再小溪似的汇聚到几条通往县城的大路，最后涌进县城。十点过后，河街就有些水泄不通了。一眼望去，满街都是口大底小的喇叭式背篼和青白二色的布包头，青包头是穿着斜襟衣服的女人，白包头是敞着对襟褂子的汉子。

　　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史无前例——肯定也是史无后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震撼了世界，震撼了神州大地，当然也震撼了巴山蜀水。冲着这“红色革命根据地”的名声，那些坚决要“重走红军路”的红卫兵，不远千里，跋山涉水，成百上千地涌向南溪。

　　也许是有红军的遗传基因，文化大革命风暴一起，平静了三十多年的僻远小城再次波澜壮阔起来。加上外地来“朝圣”的红卫兵小将煽风点火、推波助澜，使得这里的革命形势更加如火如荼，凡是大城市能见到的造反方式这里都不缺，只是规模小得多。像“坐土飞机”、戴高帽子游街之类，不但不用学，甚至可以输出“专利”——当年闹红军就这么干过。

　　所以，今天的南溪城不但赶场热闹，其它的热闹也不少：广播里反复播放着号角般的毛主席语录歌“造反有理!造反有理!”满街的大字报大标语，最醒目的字眼不是“砸烂”就是“火烧”;外地串联的红卫兵三五个一群、七八人一队，扬着战旗、背着背包，来的来、去的去;街头巷尾到处可见有人挥动着“红宝书”，在人群的包围中作慷慨激昂的讲演，口号声叫卖声与牲畜的嘶叫声搅成一团。还有那漫天飞舞的花花绿绿的传单，让孩子们兴奋得手舞足蹈，又喊又抢，有的还争得打起架来。

　　又有一群农民的游行队伍从狭窄的街道挤过来，男女老少二十多人，敲着锣鼓、打着国旗，前面押着个戴高帽子的“走资派”——可能是大队书记或者生产队长。还有几个“陪游”，口里衔着稻草，挂在脖子的吊牌上分别写着“保皇狗”“变色龙”“小爬虫”等，让人感觉好像是来到了动物园。游行呼喊的口号，除了全国通用的，还有不少具有南溪的地方特色：

　　“某某是个牙膏型，挤一下，来丁丁(一点儿)!”

　　“某某是个核桃型，不敲不打吃不成!”

　　“某某臭不可闻，拉去喂狗，狗都不吃!”

　　“某某罪该万死，死了活该，不买棺材，拉去活埋!”

　　虽然这场面让人感觉有点不伦不类，但游行者态度之庄重，让旁观者无不肃然起敬。不能不感叹，这的确是一场广泛而深入的大革命，人民群众真正地发动起来了!

　　上午十一点钟左右，是集市最热闹的时候。南门桥一带更是人满为患，赶场的人比肩接踵，只能缓缓地向前挪动。

　　“啷个不动了嗳!”后面的人推着前面的背篼。

　　“恁个多人围起，抵死了，走不动。”

　　“又是啥子西洋把戏嘛?”

　　“南门桥扯起一幅白布包单，高头(上面)还有字。”

　　准确地说，挂在南门桥头的不是包单，而是一床可以两面使用的白布被套。拆开以后有两米多宽、三米多长，雪白发亮，挂在桥头特别显眼。白布的四角被麻绳紧紧地系着，江风鼓动，像一挂白帆，还不时发出“嘭嘭”的响声，好似战鼓擂鸣。

　　看稀奇赶热闹是人的天性，文化大革命又是新生事物层出不穷的时候，桥头周围的注意力很快被吸引。人们停住了脚步，连做买卖的都停止了吆喝，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住这幅白布，希望能看出点什么名堂来。

　　“哟!高头密密麻麻都是字。”有人像发现了新大陆。

　　“写的啥子?”

　　“不晓得，我又不认得字。”

　　“念一念，念一念。”

　　“对头，哪个念一下!”后面的也喊。

　　“我来!”一个成都来的红卫兵自告奋勇地站上阶石，用手中的旗杆指着白布上的字，大声地读起来：

　　最高指示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严正声明

　　我们是渝城的知识青年。为了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上山下乡的号召，我们告别家乡，告别父母，不远千里来到南溪干革命，在广阔天地炼红心。

　　但是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破坏上山下乡运动，他们政治上迫害我们，经济上折磨我们，生活上摧残我们，造成“地狱十八层，知青最下层”的现实，其罪行罄竹难书!

　　他们犯下了滔天罪行，还想封住我们的口，不许我们说话。刘少奇就公开对知识青年兜售他“明哲保身，少说为佳”的资产阶级处事哲学，要我们“到乡下，即使不好，两三年内也要少提意见，甚至不提意见”。妄图捆住我们的手脚，扼杀我们的造反精神，把我们变成政治上的庸人，成为他复辟资本主义的“驯服工具”，其狼子野心，何其毒也!

　　这次我们利用农闲时间来县城参加文化大革命，造刘少奇的反，造南溪走资派的反，这是毛主席赋予我们的权利!是党中央赋予我们的权利!但是南溪走资派秉承刘少奇的旨意，对我们这一革命行动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通知接待站不准接待知识青年，不准我们领取写大字报的笔墨纸张，想把我们赶出县城，置之死地而后快!

　　为了抗议反击南溪走资派对我们的迫害，我们用自己的被盖写下了这份《严正声明》，表明我们与南溪走资派血战到底的气概和决心。我们正告南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南溪我们来定了，谁也不能剥夺我们“四大”的权利!没有纸我们有被套，墨写完了我们还有鲜血，不达到目的我们誓不收兵!

　　我们也呼吁：南溪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共同击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疯狂反扑!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渝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联合造反指挥部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

　　此大字报保留七天，谁敢破坏，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论处!砸烂狗头，决不留情!

　　读完听完，人群中发出阵阵嘘叹：

　　“啥子是知识青年哟?”

　　“就是从大城市来的那些学生娃儿。”

　　“恁个好一块布，可惜了嘛!”

　　“人家这叫有造反精神。”

　　不要责怪多数人对“大字报”上面的内容只能是雾里看花，不明就里，因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是一个当时鲜为人知、几年后无人不知、将来只有历史才知的称谓。

　　人们围着这幅奇特的大字报议论纷纷、评头论足，谁都没注意到桥边不远处站着的三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人。他们正是这幅奇特大字报的创作者，渝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联合造反指挥部的主要成员。

　　位居中间正在小声说话的，是指挥部的司令，叫何立伟。他身材魁梧，两道剑眉透出果敢坚毅，颇有军人气质。他的父亲确系军人，打过不少仗，主要是和日本人打，可惜穿的是国民党军装。

　　左边长着一身蛮肉的知青，大名刘强，因为脸上有几颗天花遗痕，大家都叫他“麻哥”，现在是指挥部的副司令。

　　站在右边的知青叫秦天笛，名字特别，衣着也有些与众不同。他身穿湖蓝色的长大衣，身体修长，一张生动的脸，长长的黑发差点齐肩，两手插在大衣口袋里，右脚尖有节奏地在地上点动，嘴里不时嘬出几声轻轻的口哨，好像是在给说话的何立伟伴奏。他也是指挥部的副司令，负责宣传工作。

　　看着桥头的热闹场面，何立伟的脸上露出微笑，轻轻地吐了口气：“师出有名，舆论为先。管他支持还是反对，有人围观就是好事，我们这着棋算是下对了。”

　　秦天笛又嘬了声口哨，算是回答。

　　刘强把十个指头压得“嚓嚓”直响，兴奋地说：“有着!”

　　一个男知青从人群中挤过来，他就是成杰，已经十七岁，依然瘦小，马鬃般的黑发下藏着一对深陷的眼睛，身上裹着湖蓝色的棉袄。

　　“成功了!成功了!”成杰兴奋地对三人说。

　　“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老虎不发威，当你是病猫。以守为攻，哀兵必胜!全国有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我们南溪也有第一幅白布包单大字报，绝对的壮举!”何立伟略带得意地说。

　　刘麻儿拍拍成杰的头，“小家伙，可惜了你的铺盖。”

　　“没关系，先和别人挤两天，以后洗干净了照样用。”

　　看到眼前的轰动效果，何立伟踌躇满志地说：“这边的锣鼓响了，那边的戏也该上场了。走，转移阵地，炮轰县安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