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自于网络)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重庆市解放碑有一个综合性文化娱乐场所，名为“大众游艺园”。此园区别于市内各影剧院的最大特点是，它集戏剧、电影、杂技、曲艺、木偶剧演出及各种娱乐活动于一园，可以满足入园游客的多种需求，且门票价格低廉，深受重庆市民欢迎。我的人生与大众游艺园几度交集，因而对它的记忆始终清晰而亲切，它仿佛就是童话、刺激、有趣、快乐和艺术表演的代名词。

　　众望所归的市长工程

　　凡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及以前出生的老重庆人，对大众游艺园都十分熟悉。现今年纪在七十岁以上的老人，绝大多数人都曾去过大众游艺园游玩，至今对它保留着深刻而美好的记忆，一提起它都津津乐道，感慨万千。

　　大众游艺园是新中国建国初期，重庆市人民政府根据市民愿望，由政府立项、倡导，借力社会人士支持创建的一个综合性大众文化娱乐场所，坐落在重庆市市中区(今渝中区)夫子池，即现在邹容路北端靠临江门那一头，重庆国际贸易中心所在地。

　　那地方原是清代重庆府文庙(新中国成立后被改建为重庆市二十九中学)，是儒生祭孔之地。文庙所在的街曾叫文庙街，其南面有一个夫子池，即放生池，是文庙的一部分。据史料记载：“夫子池，占地面积大，绕池筑起品字石基，上为红色的约三米高的土墙，墙周围有约两米宽、五十厘米高的台阶，外沿为矮矮的石栏杆，并开有数处出入口。绕着石栏杆的台阶上，张着布棚，设有一些土百货摊。池子里半被污泥、垃圾淤塞，仅有半潭水，水上充满浮萍枯草，任蚊蝇孳生。每年农历四月初八，有善男信女拿乌龟、黄鳝之类到此放生。”

　　约在1929年，夫子池因城市改造而被填掉，改建为重庆市公共体育场。体育场建成后也围了砖墙，大门开在邹容路一边，后门开在中华路一边，斜对得胜戏院(后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改名为胜利剧场)。 体育场的运动设施除球场、秋千、杠架等外，靠后门处还有射箭场。因为公共体育场场地宽大，当时的许多群众性集会都选在这里举行。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政府虽组织抗战，却因种种原因屡战屡败。后放弃首都南京，将国民政府迁至重庆，明令重庆为陪都。从那时候起，夫子池的重庆公共体育场成为国民党“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驻地。1949年11月底重庆解放后，由人民政府接管。

　　那时候，解放碑地区仅有几个影剧院，缺少大型文化娱乐场地。时任重庆市长曹荻秋，多次到夫子池调研，得知群众迫切希望政府能在夫子池建设一个多功能的文化娱乐场所。曹荻秋市长高度重视，但心中犯难，因为要修建这样一处综合性文化设施需要一大笔资金。有道是“巧妇难做无米之炊”。重庆市的经济建设尚处于恢复阶段，市政府财政经费捉襟见肘，可谓困难重重。尽管如此，曹获秋市长急市民所急，仍千方百计想办法。他一方面拨出少量财政资金作为建设大众游艺园建设的启动资金，一方面寻求社会资金支持。

　　最后找到了中国著名电影事业家、影界泰斗、爱国实业家夏云瑚，争取到了他的支持。

　　夏云瑚乃重庆本土人士，生在望龙门、长在菜园坝，1922年毕业于广益书院商科。他先创办“冰厂”，后转营影剧，28岁便把成渝两地所有电影院组织起来经营;后在重庆先后创办“上江影片公司”、“亚洲影片公司”;1937年与人合股兴建经营了“国泰大戏院”，自任业务经理;1946年后资助组建了“昆仑影业公司”，担任影片制片人;1948年在香港创办了“南国影业公司”，同时与内地保持着紧密联系，继续支持国产电影事业的发展。1949年后，他在香港、印度尼西亚、美国等地经营电影发行业务，制作发行了《一江春水向东流》《三毛流浪记》《武训传》等进步影片，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影响。他在上海认识了阳翰生、蔡楚生等左翼电影工作者，接手负责发行了《夏伯阳》《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等苏联影片。

　　曹荻秋十分钦佩夏云瑚对中国电影事业发展的积极贡献，也知道他人在香港仍心系内地，对故乡有深厚的感情;于是请他回重庆筹建大众游艺园，并向他提出，可仿照上海大世界的经营模式，以满足重庆市民对文化娱乐的多种需求。

　　曹荻秋慧眼识珠，夏云瑚果然不负厚望。凭着他对上海大世界运作模式的熟悉，很快便拿出了重庆大众游艺园的建设方案，并动用他的各种人脉关系，多方筹集资金，解决了建设费用，将曹荻秋市长的设想一一落到了实处。

　　1951年10月20日，由曹荻秋市长题写园名的大众游艺园闪亮开园，同时建成的还有与之紧邻的重庆市群众艺术馆(后重庆市群众艺术馆迁去新华路青年宫，改为重庆市美术展览馆)。市民欢呼雀跃，感谢政府为民众办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好事。

　　我的童年乐园和义工经历

　　大众游艺园的“大众”二字名副其实，它的服务对象、目标消费群就是普通市民。一是门票价格低廉。开园之初，门票仅收人民币壹仟元(等于现在的壹角钱)，学生票减半，身高不足一公尺的儿童免费，傍晚6点后购票入园仅收肆佰元(等于现在的4分钱)。二是实行一票制入园通看。集戏剧、电影、曲艺、杂技、民间文艺表演于一园，园内各剧场、书场、露天舞台全天轮番交替上演各种文艺节目。

　　游客购票入园后，可从早上10点玩到晚上10点闭园，任意进园中各个剧场观看。除观看文艺表演，大饱眼福、耳福外，还可在园内照哈哈镜，笑看自己在镜中变胖变瘦、变高变短取乐，看老虎、猴子、雀鸟，玩汽枪打靶、打汽球。园内的茶坊、饭铺、小吃摊、小卖部全天营业，还有民间艺人现场浇糖关刀、吹糖人、捏面人，游客可尽享吃、喝、玩、乐。

　　那些白天忙于上班、上学的成人、学生，可在傍晚6时后花肆佰元(等于现在的4分钱)购票入园，既可在露天剧场观看中外电影，也可进剧场欣赏晚场戏剧、曲艺表演。

　　丰富多采的综合性文化娱乐活动，满足了男女老少各类游客的多种需求，接地气、贴民心，深受广大市民欢迎。故开园后人气一天旺过一天，游客络绎不绝地从四面八方慕名而来，人人尽兴而归。有市民拿它与上海大世界媲美，给予它“重庆大世界”的赞誉。

　　笔者系重庆市中区(今渝中区)土生土长，家住与大众游艺园邻近的新民街，借地利之便，从小与它结下了不解之缘。

　　大众游艺园开园时我不到5岁，父亲在外地，曾在国民政府工作的母亲失业在家，独自抚养我和哥哥，全靠她在家做点手工活和到职工夜校教书挣来微薄的收入，维持基本生活。母亲本是文化人，酷爱戏剧、电影。家庭经济拮据，使她不可能上大剧场听戏看电影，大众游艺园开业给她带来了欣赏戏剧、电影的机会。为此她省吃俭用，隔三差五带着我，晚上去大众游艺园看电影、看戏、看曲艺表演。久而久之，我也潜移默化受到文艺薰陶。

　　上小学后，母亲偶尔也白天带我去园里游玩，不知不觉中我成了小戏迷、小影迷。家里经济不佳，不能完全满足我想去大众游艺园的愿望。上小学三年级时，我已是少先队中队长，为有机会免费进大众游艺园，便动起了小脑筋，建议学校让我组织志愿小组去大众游艺园义务服务，协助园方维护秩序，站“红领巾卫生监督岗”，向游客宣传爱护环境卫生，在社会实践中学习。通过努力，这一建议得到学校和游艺园的支持，每周五下午我便带领几个少先队小伙伴进园义务服务。整整两学期，我在认真搞好义务服务的同时，也获得不少看演出和玩的机会。

　　记忆中，当时在大众游艺园长期驻场演出的艺术团体，主要是本市的川剧团、京剧团、越剧团、曲艺团、杂技团、重庆新蜀木偶剧社(后改名为重庆木偶艺术团)。也经常有四川省各地、市、县乃至其他省市的艺术团体进园演出，真有点“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兴旺景象。这不仅促进了市内外各艺术团体的交流，也让重庆市民眼界大开，大大丰富了重庆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我青少年时期在大众游艺园中看过的剧目不少，记得有市川剧团演出的《乔老爷奇遇》《荆钗记》，泸州市京剧团演出的《大红袍》，市群众川剧团演出的《五鼠大闹东京》，重庆新蜀木偶剧社演出的《双枪陆文龙》《三打白骨精》《别洞观景》，还有市曲艺团演出的评书《智取威虎山》《双枪老太婆》等。光明越剧团(后改名为重庆市越剧团)除在其专属的胜利剧场演出外，也长期在大众游艺园上演越剧折子戏《十八相送》《楼台会》《拷红》《打金枝》《盘夫》等，并把大众游艺园舞台作为该团青年演员艺术表演启蒙、演出实践的平台。

　　著名川剧艺术家袁玉坤、许倩云、夏庭光，泸州市京剧团著名京剧艺术家杨菊华，木偶表演艺术家罗青云，评书艺术家张国栋、沈宪章等，都曾在大众游艺园演出过。杨菊华解放初期曾搭“厉家班”，后去泸州汇同散落在四川的艺人及成渝两地的票友组建了泸州市京剧团，常来重庆在大众游艺园演出，在演出期间还招收了几名重庆小戏迷为学员，如张兴鸣、刘昌淮、周文贵等，可惜这些人回重庆后干了别的工作。

　　享誉海外的归侨精武杂技团曾在该园表演摩托车飞车走壁、空中飞人、走钢丝等精彩杂技节目，一度引起轰动。

　　此外，母亲带着我在园内露天剧场看了好多电影，如印度电影《流浪者》，国产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渡江侦察记》《国庆十点钟》等等。小小年纪便能观赏到如此多的剧种、剧目和电影，潜移默化的艺术薰陶，让我爱上艺术表演，为我日后走上专业越剧、相声舞台以及参与业余京剧、歌舞表演打下了一定基础。

　　被腰斩的乐园成为我的舞台

　　好花不长开，好景不长在。1962年，大众游艺园因为种种原因被关闭，停止营业。园址先是划给了重庆市越剧团，做团部办公和演员练基本功、排练剧目用。后来又一分为二，从中间隔断，靠邹容路前门的这一小部分正式划给群众川剧团(后改名为重庆市市中区川剧团)，靠中华路后门这边的一大半划给了重庆市越剧团。大众游艺园从此淡出人们的视野，成为老重庆人的记忆。

　　然而，我个人和大众游艺园的缘分却并未就此了结。

　　1972年，重庆越剧团为适应演出现代越剧的需要，积极探索改女子越剧为男女合演的革命性改革，从社会上公开招聘、引进一批男演员。我抓住机会，通过严格考核被录取，实现了当戏剧演员的梦想。我再度走进曾经的大众游艺园，在我少年时曾经义务服务、玩耍过的园内吃住、学习，在我曾经看戏的舞台上学练基本功、排戏。在剧团老师的精心培养指导下，通过严格规范的排练，我终于登上越剧舞台，先后在越剧《螺号长呜》《海岛女民兵》《龙江颂》里担任男一号角色。毫无疑问，这一切都与我青少年时期在大众游艺园耳闻目睹所受的艺术薰陶启蒙有关。

　　1992年，因城市建设用地需要,夫子池地块被征用，重庆市越剧团和市中区川剧团从原大众游艺园旧址搬迁出去，国际贸易中心大楼在这一地块上拔地而起，它标志着曾在此存在并辉煌了整整十年的“重庆大世界”——大众游艺园彻底消失，踪迹全无。

　　然而，在老一辈重庆人心中，大众游艺园永远存在。作为重庆市唯一的大型综合性文化娱乐场所，它曾经带给民众的艺术享受及欢乐，它为丰富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发挥的积极作用，永远铭记在我们老一辈重庆人心中，永不消逝;它作为文化市场、文艺演出阵地、市内外艺术团体相互学习交流的平台，其历史贡献永远镌刻在重庆市文化事业发展史册上，永不磨灭!

　　祈盼大众游艺园回归

　　创办于1917年的上海大世界曾有“远东第一俱乐部”之称，至今已有100年历史。2008年闭门修缮停业，2017年3月又以全新的面貌恢复营业，且保留了其民族性、大众性、观赏性特色，深受广大上海市民欢迎，经营依然红火。

　　作为上海大世界姊妹篇的重庆大众游艺园已关闭了五十五年，虽随着岁月的推移渐行渐远，但重庆市民并没有忘记它。在文化市场门票虚高，一场电影、戏剧门票动辄数十元、上百元甚至上千元，低收入人群仍存在看电影难、看戏剧难的今天，重庆市民不愿意看到他们昔日的乐园一去不返，多么期盼大众游艺园也能重新回到他们的生活中来啊!

　　【作者：张开泽，男，重庆市人，1947年4月30日生人，早年曾为越剧、相声专业演员。1984年转行进入新闻界，在《现代工人报》(后更名为《重庆时报》)从事记者、编辑、编辑部主任、总编室主任工作，主任记者职称。在职期间在市内外报刊杂志发表新闻报道、报告文学、杂文、调查报告数十万字。退休后关注京剧艺术的振兴和 重庆故事的挖掘整理，撰写有数十篇相关文章及游记、随笔在《中国京剧》《京剧票界》《重庆晚报》《巴人》《渝城走笔》《故城时光》《故人旧事》等报刊丛书及“今日头条”“江津作家”“渝中文化““黄桷小屋”等网络平台发表。系重庆老新闻工作协会会员、重庆杂文学会会员、重庆戏剧家协会会员、重庆市京剧爱好者协会副秘书长。】

　　【责任编辑：胡笳十八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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