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断巫山云雨

　　周围是高山大川，在雨雾中半隐半显、若有若无，是那种深深的黛蓝色，就像浓浓的泼墨山水。我在山中，顺着大川前行，一会儿走出雾团，一会儿步入云中，漫无目的，一个人……不知走了多久。突然峰回路转，远处出现了一片开阔的水域，隐隐地还能看到水上的巨轮和天际线上城市的轮廓……我想往那里去，我太累了，太孤独了……我走啊，走啊，却怎么也走不到，距离怎么也不见缩短……在焦急和绝望中，我渐渐呼吸急促、身体扭曲、肌肉紧张……

　　我醒过来了，原来是在做梦。

　　是那个做了好多年、好多次的梦。

　　从巫山县城眺望左边的文峰观和长江南岸的杨柳坪(右，云后)

　　下 乡

　　1968年底，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讲活发表了。

　　我们重庆一中第一批下乡的同学1969年2月9日去了万县地区的开县。当时我很天真地认为，这是一次运动，很快就会过去的。

　　派到我们班的工宣队员里有个重庆锅炉厂的米师傅。一天，我问他：“米师傅，上山下乡运动还要搞好久哦?”

　　米师傅吧嗒着叶子烟，想了一下，说：“大概三个月差不多了吧。”

　　我听了内心窃喜。我的生日在6月24日，我盼着运动快过去，再回到课堂读书，我还不到16岁啊，中学只读了一年。

　　哪知道，运动规模越搞越大，我一满16岁，学校和父母单位的造反派就开始催逼我下乡了。

　　在4月初，一中和三中的学生下乡地点改成了万县地区的巫山县。有人说，是因为一中、三中的走资派子女多，才让他们去最艰苦的地方。而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开县已没法再大量接收知青了。

　　巫山县当时是万县地区除城口县、巫溪县外最闭塞艰苦的地方。虽有长江舟楫之便，却只有两条境内公路，江北的通大昌区，江南的分单双日通大庙区和官渡区。全县大多数地区山高坡陡，土地贫瘠。30多万人口，绝大多数是在地里刨食的农民，粮食却不能自给。有句俗话说：“金开县，银万县，叫(川音告)花儿出在巫山县。”

　　我也不得不走了。

　　每个下乡知青有一笔230元的安家费，大部分发到农村安置点作为购置家具农具和给知青最初一段时间的生活费;直接发给每个人的只有50元，用以购买被褥鞋袜脸盆等。但我没有得到这50元，我不知道其他“走资派”子女是不是也遇到这样的对待。我们家当时只发生活费，不多的存款已经被冻结了。我向父母单位的造反派申请，从我们自己的账户中取了一点儿钱，置办了行装。我的父亲当时是的“走资派”，关押在单位图书馆的半地下室。我去向他告别时，有人在旁边守着，能说什么呢?相对无言，唯有泪千行。

　　我们家是1963年春才搬来重庆的。在重庆六年，我东边最远到过朝天门，巫山是什么样子，根本没有一点概念。只知道毛泽东诗词里的“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读过考古学家和科幻文学家童恩正的《古峡迷雾》。我在同学杨大江家，还把瞿塘峡说成是“Yin 塘峡”，杨叔叔当时纠正我，告诉我正确的发音，让我羞愧不已。以后每当我想马马虎虎念白字的时候，就会想起这件事并引以为戒。

　　下乡前1969年10月26日摄。时年16岁。

　　10月29日，我们乘东方红108号轮船离开重庆去巫山。轮船顶着一艘驳子(无动力钢船，船后半截用钢缆与轮船相连，前半截伸出船头，谓之“顶”)，我们坐在驳子的舱底，望着头上的一方天。我们这一批22人，就有9人是初中一年级的，都只有15-17岁。

　　早上6点，一声沉闷悠长的汽笛响起，轮船慢慢滑向江心。我们和大多数人一样，没有家人送行。后来流行起来的一首重庆知青歌(套用歌剧《江姐》里《绣红旗》曲调)反映了我们当时的心情：

　　坐在那大统舱，含着眼泪别爹娘，儿要去把农民当。

　　离别了山城，离别了家乡，娘的眼泪湿透了儿的衣裳。

　　船儿啊，你慢些开，让儿回头再看看爹娘，看看爹娘……

　　轮船渐行渐远，两岸树木庄稼越来越稀少，透着一片荒凉。王小妹、吴融、艾春波三个未满16岁的女孩“哇”一声哭了起来，哭得我心里也酸溜溜的。但我是“男子汉”啊，怎么能和小姑娘一样哭天抹泪呢?强忍着没让眼泪掉下来。

　　船行一天，当晚在万县靠岸，我们上岸去找吃的，在饭馆听到的都是“收哒(关门了)。”不同的口音让我们感觉到已经离重庆很远了。轮船停了一晚，第二天经过云阳县、奉节县，穿过瞿塘峡，接近巫山。

　　首先进入眼帘的是正前方一座拔地而起的高峰，似乎挡住了长江的去路。南岸是遮天蔽日的高山，县城在北岸。再近一点，看到从山峰前的左侧流出一条小河。那山峰就是文峰，那小河就是大宁河。长江直对文峰冲过去，撞击回旋，然后咆哮着拐入巫峡口。

　　上了岸，具体安排下队的时候，就看出知青年龄大小的不同了。一些大同学事先就联系好先来的同学，去了县城附近的中和公社的一些生产队。中和公社知青安置已经饱和了，我们剩下的人被分到长江南岸的南陵公社和杨柳公社。

　　后来，下一批同学被分到更远的山后的官渡区。我陪同后来的许刚、杨大江一起去官渡，看到在分配以前，大同学到各个生产队调查土地、物产、工分值等等。记得有个在校时和我们班结对子的高中班的同学，叫张光礼，他调查回来后，说到某某生产队有水田若干亩，旱地若干亩，木油籽树若干株，桐子树若干株……如数家珍，听得我目瞪口呆，觉得自己简直就是傻子，把命运全交到了别人手里。

　　落 户

　　我们是11月初去生产队的，天气已经转寒了。我和刘家灿、李显华、李显平、杨建成被安置在杨柳公社。刘家灿在建坪大队;其余4人在杨柳大队，我在四队，杨建成在七队，李家兄弟俩在九队，那里有先来的一中同学丁贵远。

　　从县城乘木船过长江到南陵，乘公共汽车沿陡峭狭窄盘旋的公路，摇摇晃晃到了杨柳公社的11公里处停下来，路旁是公社卫生所。来接我们的各队农民已经等在那里。

　　我们队来接我的是一位龚姓社员，瘦瘦的，下巴略尖，上唇留着胡子，头上缠着手幅子(包头帕)，身上衣服补丁摞补丁，还穿着单裤，裤脚都烂成刷把了，弓腰抄手在寒风中等我们。可惜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我们下车后，他把我的行李堆在他那喇叭形的背篓上，带路向东走，很快我就远远地掉在后面，我至今记得他当时的背影。

　　翻过一道布满乱石和乱坟的山梁(大概是一年多以后的一天，我和杨建成从县城回杨柳坪，不知怎么走到这里。天已黑了，我们转来转去好久，走不出去，这就是俗称的“鬼打墙”了。)就到了杨柳坪。

　　杨柳坪其实并不平，而是大山中的一段较缓的坡地，又被一道道山沟分隔开。往南，背后是高耸入云的山峰;往北，过了这段缓坡，地势又变得陡峭，越往下越陡，直到江边。李家兄弟去的九队，在我们队的下坡。后来我们去他们那里时，身子得往后仰着走，感觉一不注意就要滑下坡去。杨建成的七队也在坪上，从四队去还要往东过一个山沟。

　　我的四队在坪的中间，有约50亩水田，还有约150亩旱地。旱地好坏不一，陡坡上的地，土层只有几寸厚，一下大雨就被流水冲出一道道的沟，露出下面的石板。基本没有树，只有少数木油籽树和油桐树。

　　全队男女老少分住在四个“屋场”，一个屋场就是聚在一起的几栋房子和住在里面的几家人。我被带去的“屋场”是一个四合院，坐南朝北，正面对着那50亩水田，一看就知道是以前地主的房子。进了大门，通往天井的通道两边各住着一家人，左边是大队长陈杨春夫妇和一儿一女，右边是大队会计陶达财夫妇和四个年幼的女儿。天井铺了石板，两边住着两家人，左边是王家，右边是民兵队长向天朝和父母兄弟共四人。穿过天井再上几级台阶就是正中的堂屋，两侧各有一间房。

　　很快我就知道，龚是杨柳坪的大姓，分两支，正当壮年的分别是元字辈和常字辈，四队也不例外。而我们这个院子里住的全是外姓人。

　　我被安排在堂屋左边那间耳房。进门后，一片黑暗，原来没有窗户。等眼睛慢慢适应后，看到有一个灶台，上面有一个直径几乎一米的大铁锅。墙边摆放着一个水缸、一个泡菜坛、一副水桶、一副粪桶，农具却有三套，每套含挖锄、薅锄各一，这是为最终要安排三个知青准备的。

　　薅锄和以前知道的一样，挖锄却很特别：锄把特别短，立起来不到胸口，锄头比重庆那边的长而窄，看起来像是去掉一头的大丁字镐。原来这里多坡地，锄把长了挥舞不开;地里多火石子(砾石)，锄头刃口宽了挖不下去。

　　还有我刚见识过的喇叭形背篓，现在知道了为什么是那样形状，原来另有一个半圆形的篾筐，叫“秧筐”，放在喇叭口上，里面啥子东西都可以装，壮劳力背几百斤都不成问题。但背秧筐有技巧，头重脚轻，一不小心秧筐就会失去平衡翻倒下来。

　　与这背篓秧筐相配套的还有一根丁字拐，叫“打杵子”，手撑着或放在背篓下都刚能着地，行走时可以当拐棍;在山坡上累了，无法卸载休息时，用打杵子撑着背篓就可以小憩。挖锄和背篓、秧筐、打杵子都是山地农民的劳动工具，县城周围的农民就不用。

　　“睡哪里呢?”

　　“上面。”

　　抬头看，天花板是用既不平又不直的木板钉成的，呲(川音些)牙漏缝，上面本不住人，而是用来堆物的。天花板上开了一个口，靠着一架单梯上楼。到了楼上，我的头一下子就碰到了房顶的瓦，好在斜面的房顶下另一边还能站直。定睛一看，有两片亮瓦(玻璃瓦)是白天的光源。靠墙三面摆了三张床，铺着篾笆折、稻草和草席。

　　这就是我的新家了。

　　我落户后不久，有一次下县城，与何洪明一同归来。我们买了一瓶半斤装的“万县大粬”，晚上炒了点儿黄豆，捞了几根泡菜，在板楼上伴着煤油灯喝酒谈心。

　　天气很冷了，从巫峡里吹来阵阵大风，那风声“呜呜呜”，听起来有点儿吓人，之前只在电影里听到过。那是我第一次喝白酒，估计我一个人喝了有三两，后来发觉这是我一生酒量的极限。喝得大醉以后已过半夜，我们躺下很快就呼呼入睡。不知什么时候，我被冻醒了，睁眼一看，被子、头发和地板上都蒙了一层薄薄的雪粉。过后听农民说，我们的房顶铺的是“单瓦”，有很多缝隙，雪可以倒灌进来。当时也顾不了那么多，把何洪明叫醒，抖干净被子上的雪，再在上面盖一领草席，又睡过去，直到大天亮。

　　不久，初一2班的许刚和杨大江来了。他们二人都是重庆第二钢铁公司(特殊钢厂)的子弟。杨大江和我是巴蜀小学同年级同学，许刚是我中学同班同学许建民的弟弟，我们三人成了一户。

　　1970年夏的一天，我们正在地里做活路，有人把我们叫回家，原来是知青工作组来检查工作了。在我们那间小屋里，煤烟把他们熏得坐不住。后来，他们指示队里给我们换房。以后我们就搬到了堂屋和另一侧的那间连通的耳屋，炉灶和卧房分开，有了窗户，又接了地气，感觉就大不一样了。

　　在许、杨二人没来之前的一天晚上，我正坐在屋里，有人敲门。开门一看，一个大约30岁的男人，头包手幅子，打着的火把映照着他黑红的脸膛，他一开口，也像是当地人。他自我介绍叫张明华，是1964年从重庆下放来的老知青，在建坪大队落户。

　　我暗暗倒吸一口冷气。在这之前，如果说对下乡的前景只有模模糊糊的概念，那么现在，我就看到了活生生的自己的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