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底部版权

本网站所刊载信息,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违者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重庆新印象网络传媒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渝ICP备19006879号 网站建设:中企动力重庆
  
您的位置:
首页
>
>
由巫到礼的远古文化磁力

由巫到礼的远古文化磁力

作者:
石中明
来源:
印象重庆网
2019/12/13
浏览量
【摘要】:
由巫到礼的远古文化磁力

 

 

由巫到礼的远古文化磁力

石中明

 

  中国的文化、哲学特征,相关思想与相关词汇,形成了以文化为轴心的不间断性,中华文明作为世界最伟大的文明古国之一,几千年来薪火相传,绵延不断,这一让世界学人感到困惑的不间断之谜,是体认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和理念的认同基点。

  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要解开中华文明的不间断之谜,不得不提到中国文化、哲学特征的源头性,即由巫到礼。因中国文化有一个巫的源头,巫史传统,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中,巫起到的关键性的作用。由巫到礼的过程,是“文化本性”及文化基因衍生的过程。他不仅是一个最亲近宇宙性的创造时代,其统一性与合理性自成体系,成为中华史前文明核心精神的部分;同时,也是亘古至今,吸引中华文化向前、深厚、持久发展的磁力。

 

  八千年前,中华进入农耕文化(相当于考古学上的兴隆洼文化、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河姆渡文化、彭头山文化)。六千年前,出现三皇五帝(相当于考古上的远古巫文化、仰韶文化、良诸文化、红山文化),中华境内的各氏族形成“共识中国”的观念,巫史传统起到一代文化开源作用,一种灿烂的中华文化开始形成。四千年前夏王朝建立,形成了联邦式的中国。两千年前秦王朝建立,形成了体制上的大一统帝国。中华民族的形成不仅体现在器物上彩陶、玉、青铜的辉煌,而且是礼乐文化的形成和思维创造,具有一种独特的中华型的思维方式和规模。

  曾几何时,巴比伦文明,虽然文明古老,但是它没有任何存档,伊拉克是很少能够看到巴比伦文明的遗留。埃及文明,如今连什么是象形文字都不懂,更糟到的是,在埃及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找到法老的后裔,在亚历山大所能遇到的几乎是白种人,这是欧洲侵略的混血结果。在尼罗河南部的西岸找到了一个法老村,但是由于几千年的近亲结婚,他们在体力和智力上都特别羸弱,而且信仰伊斯兰教,法老的后代荡然无存。金字塔时代的后裔在哪里?血缘都找不到了。印度文明,表面上看起来都在,但遗憾的是他们无数次的中断,无数次的灭亡,连这个过程都没有人记述下来。他们的历史也不清晰,而《大唐西游记》里面歌颂的佛教是在十三世纪的时候,该佛教在印度已经消亡了,现在的佛教是倒传进去的。

  中华文明,我们很难设想如今还在传扬着五千年前的《山海经》,还在朗诵着两千五百年前“三人行必有我师”,“温故而知新”,“有朋至远方来,不亦乐乎”等老人语言。但是,这在中华热土上真正发生了的,这是一个从近万年前进入文明以后没有中断的伟大文明。

  跳跃性看古代历史,公元前五世纪的时候,中国文明和世界其他文明一起发生了重大事情,首先,轴星时代。 孔子比释迦牟尼小14岁,孔子死后十年,古希腊的苏格拉底诞生,希腊最聪明的哲学家亚里斯多德,比孔子大12岁,比庄子大15岁,阿基米德和韩非子只差37岁…

  大家前后跨入了文明的门槛,由量变到质变,智能大爆发,人类一起成熟了,聪明的人都一起产生了,那个时代被德国的法兰克学部称为轴星时代,就是人类智慧的轴心时候,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华文明没有缺席,古希腊虽然不是原创,但是他那个时候表现得特别优秀。

  其次,使命分工,希腊哲学家主要是思考人和物的关系,即主要考虑人和客观世界的事情,所以现在,他们自然科学特别发达,印度哲学家思考人和神的关系,这个神不是迷信,按照我们现在科学讲是“超验世界”,就是超出我们的经验世界之外的,另外一个高层抽象天地,中国哲学家主要是考虑人和人的关系,他们深受远古巫史传统的影响,“这片东方乐土上,祖先的性灵和智慧是不受约束而敞开的,在这种自在生活中,人的奇思妙想以及与自然万物相应相存的感应中,发展了人类早期高低的自觉能力,产生了6000多年前的河图,洛书太极思维,发现了大量动植物,中草药,在开放的,祭祀迎神中,发展了自娱和互动的表达情感的能力”(江碧波)。中国哲学家不管哪一家,他们都不太去考虑物,也不太考虑鬼神,民间信仰到处有鬼神,但是你看诸子百家,这两头都不太思考,就思考人和人的关系。

  因此,从文化的角度看待,远古巫文化,那是远古文明与大自然完美结合为一体的最亲近宇宙性灵的创造时代,他不因时光流逝而褪色,相反更加显示出史前文明的灿烂,显而易见,从巫到礼的远古文化是历史献给我们的厚礼,是中华文化的母体文化或基因文化。

 

  在中国文化里,人的地位很高,天地人三才,人能够参与天的运作,可以“参天地、赞华育”,可以跟天地并列,有天人合一之誉。《诗经》里面有骂天的话,埋怨天的话,说天不可相信。如今天老百姓常说“老天瞎了眼”,直接就骂天,也没感到什么特别。中国没有上帝造人的观念,只有一个尘世的世界,认为人就是父母生的,所以骂骂天也没有什么,但不能骂父母。人的地位这么高,这一现象是与远古巫文化有紧密联系,值得研究的。此外,中国历史悠久,却始终没有形成那种绝对的、全知全能、主宰一切、远远超乎一般世俗生活经验之上的那样一种神,如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神。中国百姓相信的观音菩萨、妈祖、八仙等,都是与世俗生活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他们本来就是人,由人而神,人神同质。犹太教在宋代就传入中国,现在开封附近还能找到犹太后裔,但教设有了。基督教明代也传到中国,但至今在知识分子里面形成不了普遍信仰。犹如孔子讲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祭的时候就相信是有这个神明在的,但不祭的时候也就不想了,不像伊斯兰教每日五拜,天主教每饭谢恩,基督教七日去教堂听经祈祷等,所以墨子早就骂儒家是“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

  相对西方两个世界(有上帝另一个世界),中国人更看重尘世的世界,因为这与对鬼神的态度一样,另一个世界相当模糊的、笼统的、不很明确的,只是眼前尘世世界的延伸和模仿。人死了,古代要埋冥器,现在就烧纸房子、纸家具,让死人继续享受这个世界的生活,另一个世界跟眼前这个世界并没有多少差别。中国人很讲实用,很讲功利,到庙里去烧香的求福、求子、保平安、去疾病等,都是眼前世界的要求,为了一些非常世俗的目的,很难说是真的为了拯救灵魂、洗清罪恶等。

  从哲学方面看,中国哲学并不追求某种永恒不变、最高本源的“真实”世界的存在。相反,中国人是讲生生不息,《易经》讲“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认为这个变动不息的现实世界就是真实的、重要的、本源的。而西方哲学从希腊到海格尔,存在与时间是个很大的问题。此外,中国哲学还有一个特点,在柏拉图的对话里面,“美”不是一个美的姑娘,也不是一个美的盘子,它是美本身。中国人讲什么“是”什么较少,总是讲干什么,怎么做。就如孔子《论语》里面讲“仁”讲得很多,讲了一百多次,但是仁是什么,始终没有一个定义,彼是仁,此也是仁,重要是的怎么去做。宋明理讲得很多的“工夫即本性”如此等等。

  鉴于上述的中国文化,哲学特征,中华文化与远古“巫”传统大有关系。这也是今天的时代催促我们要多了解、探究远古巫文化与过去、现在、未来这么的关系。但是,今天各界,包括学术界、学者们都没有重视这个问题。因为一般提到巫,就想到民间的巫婆,认为是迷信的,不登大雅之堂。在中国古代的记载里有巫祝小吏,也都不是很大的官,巫也就慢慢进入小传统、民间,后来与道教合流,变得不重要了。

  据各类文献介绍,距今也有5000年至1万年历史的萨满文化,与巫文化成熟时间相当,其属于信仰文化或巫术文化范畴,属于中国巫文化系统或巫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此外,还有一种傩文化,戴着面具,跳各种各样的舞蹈,现在都还有。《论语》里有这么一句话“乡人傩,朝服而立与阼阶”,乡人跳傩的时候,孔子穿着上朝的衣服站在大门外面呢,是表示尊敬,表示对巫术舞蹈的敬意。因为(舞蹈)来源久远,而且曾经地位非常之高,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它本是大传统的重要核心。李泽厚在《论语今读》里说:“与当时人们一样,孔子大概仍是相信上帝鬼神的,只是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傩本是通鬼神的巫术仪式,虽然已沦为小传统,孔子因为相信鬼神,即使有那种理性的情感信仰,又任然穿着上朝的严肃服装对这种本占据核心地位的久远传统表示敬意。

  巫是占据大传统的核心地位。从甲骨文可见,巫与帝常联系在一起,帝巫。巫在当时,不是我们现在讲的巫婆,当时最有权势的人才是巫。许多研究表明,王是首巫,最重要的巫,最大的巫。中国传说中的古代圣王,三皇五帝,都是大巫。《论语》里面讲“尧则天”,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是很发达,而古代的天文与巫术,与当时的信仰是联系在一起的。还有舜无为而治,面朝南而不动,有学者说他在施法术。另外夏禹,大禹王治水,跟禹有关的一种禹步,道藏里有,这是巫的一种步伐,禹也是大巫。禹的儿子启,中国第一个真正世袭的首领,夏启,《山海经》里说他舞《九代》,跳一种舞,这也是一种巫术。后至商代的第一个皇帝,商汤,其祷告是很有名的,当时天大旱,不下雨,商汤就把自己的头发割掉,假如再不下雨,我就死掉,把自己献给神明。这是很著名的事情,果然下了大雨。在研究远古巫文化里面常见率巫跳舞,率领群巫跳舞,做什么呢?求雨。因为下雨对农耕民族非常重要,天不下雨,农业就活不了,维系着整个群体能不能存活的问题。巫能沟通天人,请天下雨,文王,有人考证也是巫。周公替武王治病,也是实行巫术,这在《尚书》里有记载,周公的儿子也是巫,也有明确记载。所以巫的地位在当时非常高,是大传统中很重要的角色。巫代表、传达、发布和执行的旨意,本身也就是神,远远不是民间小传统的那种巫婆神汉。

  巫的现象可以一直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十九世纪在法国、西班牙发现了原始洞穴里面的壁画,有牛啊,被射中啊,都是画在很黑的地方,要打着火把才看得清楚。我国《山海经》记载的宝灵山,山上有一洞叫灵巫洞,远古十大巫师常在此聚会,在神秘的仪式卜辞中传达出远古生产力的信息。将壁画、溶洞用作巫术活动、仪式,成千上万年了,巫从那时开始,就是非常重要的现象。甲骨文里的巫学与跳舞的舞字,就是一个字,巫即舞,舞即巫。跳舞不是一般的舞,不是为了文艺娱乐,而是具有很重大神圣的、却又是现实生活起着重要作用的意义,为了求雨、狩猎,为了丰收,为了打仗。总之,巫术舞蹈是最早的人类独有的精神文化活动。

  巫术活动现象,西方有,非洲,南美洲都有。但是只有中国很早就把它充分理性化地发展了。在西方,巫术里有关认识世界的方面,技术方面变成了技艺和科学,而情感性的就发展为宗教,用宗教替代了巫术。而在中国,巫在大小传统里都保留了下来,小传统便是今天还有的巫婆神汉,大传统就是通过祭祀祖先的仪式慢慢变成“礼仪”。上述那些巫术基本特征,不但没有被排除,而且经由转化性的创造,被保留在礼制中,形成了“礼教”。礼教成了中国大传统中的“宗教”,正因为它,中国人没有普遍接受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为什么呢?因为神就在“礼仪”当中,严格履行礼仪就是敬拜神明,因此也就不需要别的神明主宰了。

  中国文明两个特征。一个是中国的氏族血缘延续得非常长久、巩固,中国新石器时期非常漫长,生产工具很落后,铁器到很晚才使用,但定居时间很早,因此协作性很强,工具不进步就得靠互相协作,把相互关系搞好,使之有助于群体生产。于是以血缘纽带为轴心所形成的人与人的“伦常”关系,便以“名”的称号固定为等级秩序(即后来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成了社会主要的组织形态和生活秩序而十分重要,

  另一个与此相联系特征,即祖先崇拜,中国特别发达。很多人考证殷商的“上帝”就是祖先神,尽管到了周代用“天”代表上帝,但“天”反而显得很模糊。“天”到现在为止仍然有双重含义,一个是自然的天,一个是有赏惩权力的天。中国人喊“天啊”,好像就是神明在那里,但另一方面就是苍苍者天,自然的天。但是,中国人对祖先却是很清楚的,祖先是什么,生时为人,死了成神,神本来就是人。中国人活得很累,活着要为家族尽责任,死了还有责任保护这个家族,子孙向祖先进供,希望得到保佑,祖先崇拜很突出。中国特别讲“孝”,包括大小传统。汉代皇帝谥号都是“孝”,孝文帝,孝武帝等,有人考证“孝“本身对祖先神的祭祀,后来才转化为对健在的父母的孝顺,孝敬。总之,“巫”通由“礼”,性存而体匿,巫术活动的仪典形式不见了,但巫的特征,性格,实质却长久地保存下来了。

 

 

  中国的礼教是由巫君合一而来的伦理,宗教与政治“三合一”,即中国式的“政教(宗教)合一”。氏族,部落的君王是首巫,最大的巫,是最高的宗教领袖,也是最大的政治领袖,又是氏族德高望重的酋长。新石器考古发掘证明,王权与神权不可分,巫与王相重合。从龙山时代开始,在夏代以前,王权就明显大于神权,王是首巫,他的政治权利可以统率群巫。良诸文化象征王权的“钺”与象征神权的最大高的“琮”是放在一个人的墓里。王即掌握了王权又掌握神权,这是中国的巫术直接理性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巫君合一,王是首巫,又统率军队打仗,对“巫”在中国经由理想化而变为“礼”,起了很大的作用。将巫术原本带有很大的神秘性、通神明的仪式,慢慢变成了“礼”,期间经历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取舍、变异的进化过程,有许多阶段、环节和事件,不经专业研究很难搞清楚了,只知道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周公“制作礼乐”。

  甲骨文有巫字、舞字,有乐字,但没有礼字。孔子说,“殷因与夏礼,周公因于殷礼”,所以周公“制礼作乐”,不是一个人发明的,而是把前代的礼集大成,使之系统化,全面理化,或许可以说,或是更早的原始巫术舞蹈开始,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到周公时,把它系统化、理性化,完成了由巫到礼的过程,周公“制礼作乐”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美国人有一本书讲孔子是舞蹈大家,儒家的礼是来源于舞蹈。重庆远古巫文化研究会吧“巫术礼仪”联系在一起,认为“礼”是从“巫”出来的,也就是把巫术活动的原始舞蹈跟礼乐制度联系起来。

  礼乐礼乐,乐(原始音乐舞蹈)本在礼(礼仪制度)先,但后来归属于礼。

  所谓礼有几个特点:

  首先,礼者,履也。礼是实践,《仪礼》所记载的各种礼仪把人的日常行为举止规定得很细密、严格,“无礼则无以措手足”。“礼有五经,莫大于祭”,祭祀把人的各种关系,长幼、父子、夫妇、兄弟、朋友,通过仪式的活动而实践,把远近亲疏上下尊卑安排规范得十分明确,这就叫“礼别异”,通过“礼”的实践活动来区分出人在社会生活中不同的位置、责任、义务。

  其次,是对社会生活的全面规范化。把人的不同实践活动和这些活动的外在形态包括在食住行如服饰、食品、住房、步伐等,从而也就把人际世间的现实生活规范、安排为一个大系统。比如结婚,古代就有二十四个步骤,问礼、纳聘规定非常详细。到汉代,董仲舒结合阴阳家、道法家把上古这套礼制转化性地创造为“人,天心也”的“有情宇宙观”,用“天人感应”的“天人合一”方式来作政治制度的安排。

  再次,“礼”有神圣性。礼来源于巫,巫术里面有神明,因此这些“礼”的规范不简单是人间的法规,“礼者,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天经地义,是天地给人规定的,违反了,要遭到惩罚,如不孝子孙要遭天打雷劈之说。所有这些,恰恰是保留了巫术的基本特征、基本精神,但将它完全世俗化了,理性化了,成了人间的一种神圣的秩序,所以“礼教”成了中国的“宗教”。中国人崇拜的“天地君亲师”是现实感的对象,是说神明在活动中,行走中(这也就是“道可道,非常道”的道)的不确定性,而不是一个不可预测不可理解的人格神。

  也是在周初,中国讲“德”,它最初也是在巫的活动中出现的一种魔力,后来变成王的行为,能耐、力量,王是大巫,最后才变成内心的道德。

  与许多民族从巫术走向宗教不同,中国从“巫”走向了“礼”,巫术中那些模糊、多元、不确定都在行走中的神明变成了“礼”在履践中的神圣性,它的内心状态变成那同样是模糊、多元、不确定却在行走中的“天道”、“天命”出现在自己行为活动中的神圣感、使命感、责任感。中国的“礼教”允许人们去信别的宗教的神,那些宗教只关乎个人的生死、身心、利害,而不是“天道”关系着整个群体(国家、民族)。这恰恰是原始巫术活动的要点,是为了群体生存而非个体命运。“巫君合一”的大巫演变为君王以后,承担天命,治理百姓了。在社会方面,由礼教所构建形成了“中国生活方式”(重现世生活、重人伦关系、重感情价值、并把它们提升为神圣性的信仰),并以此抵制又容纳和同化了许多不同的族群,文化和宗教,这从两汉、魏晋到隋唐一直延续下来。

  巫进入礼,以后由礼归仁,其基本性格仍然存在。西方神学正统不讲人与上帝合一,只有人去皈依上帝,上帝全知全能,甚至不可认知而只能信仰。中国则是,天也要讲道理,天也得听老百姓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等。天道即人道,而且天道即来自人道。由此也可见中国是一个世界,西方是两个世界,所以只有中国才有“天人合一”,而不同于西方的“神人异质”,不同于希腊希伯来的理式与现实,天堂与俗世,灵魂与肉体的截然两分,前者为本源,真理的道路,后者只是模仿,堕落和罪恶。中国巫史传统没有这种两分观念,才可能发展出实用理性和孝感文化,它追求中庸与度,讲求礼仁并举,阴阳一体,儒法互用,儒道互补,显然不同于西方传统的上帝至上,理性至上。

  礼仪即人文,它本是任何民族都具有的神圣制度,通由它团结人群,巩固秩序,建立人性。美州即印第安巫师在主持宗教舞蹈的形式时,唱错曲子的人立即处死,以免神灵生气。在中国,如何由远古巫术仪式逐渐演化推进为殷商礼制,即如何逐渐理性化和政治化,宗教性与政治性如何组织结构,乃上古思想史尚未解决的重要课题。

  总之,因中国文化有一个巫的源头,巫的传统,在中国文化发展历史中,巫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由巫到礼的过程,是“文化本性”即文化基因衍生的过程。难怪鲁迅说,“中国本性巫,中国的根底全在道教,而道教的根底在巫”。又说他进入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

  因为在中国君临的不是神,而是礼。

  巫史传统不能一概被看作小传统,而是被吸收到大传统中来了。巫在中国文化中没有被排除,小传统承接了巫的“形”(外表,仪式),大传统承接了巫的“神”(实质,特征)。“礼是屈于大传统的,”君子儒“不是仪式的简单执行者,而是神圣”天命“,”天道“ 即群体生存延续历史使命的承担者。

  中国文化是比较多元的,神也比较讲理,不合道理,你可以不相传,不接受。信也有一定的道理。关云长,本来是一个有很多缺点的人,因为他讲义气,死后就成了神。中国家家都拜自己的祖先,祖先本来就是人。孔子总是注重现实生活,“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这是中国人的特点。汉民族历史悠久,人口规模大,是一个奇迹,世界四大文明只有中国文化一直没有断,现在看来这个文化的时间,比我们估计得还要长。重庆远古巫文化研究会,二十多年来绐终不渝的坚持研究,尤其是考察夏代之前的古文化,如龙山文化,那时侯没有文字。甲骨文是商代的文字,之前还没有重大发现。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发现有一些符号,它们到底是文字还是族徽,所以研究从巫到礼的这个问题有难度,因为材料不够。龙山文化有黑陶,近几十年的中国新石器考古,收获特别大,以前总讲中国文化是黄河流域向外面幅射出去的,现在看来不对,中国文化在很早以前就遍地开花,用考古界的说法是“满天星斗”。在长江流域尤其是巫山人文化,早在于204万年前就发现人类遗骸,新石器时代,南方的河姆渡文化,比中源的还早,更加成熟,东西南北中,各种文化慢慢都融合到一起了。

  巫的现象是世界性的,巫文化的发展演变是民族性的。巫文化是人类古代文明之源,中国上古“巫史文化”的由巫到礼,是中华文明发展中的源生宝石,它所具有的磁力、吸引、联系、催生着中华文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作者简介

  石中明 重庆市远古巫文化研究会秘书长。曾任《援藏会刋》和《华夏神源》编辑部主任,《红旗画刋》主任编辑及多家报刋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