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机器水”

杨耀健

1911年，德国人拍摄的重庆挑水工。

抗战初期的挑水工

1941年的重庆自来水厂水塔

1943年，挑水工在自来水厂七星岗直属供水站挑水，不用再下河边去。不少市民也自己来挑水用。

1944年，市民在大梁子(今新华路)供水站排队挑水，其中也有挑水工，但已不多。

　　重庆两江环抱，水资源丰富，但由于是山城，用水问题长期困扰本埠居民。早年除大户人家拥有水井外，广大居民无水可取，日常开支中必须包括买水钱。挑水工到长江或嘉陵江边去挑水，爬坡上坎很费力，力资不菲，在清末时，每担水的水价约等于三碗小面或六个锅魁。相当长一个时期，挑水工在本埠是正二八经的职业，兴旺发达。

　　挑水工大多来着附近地区农村，没有其它技能，以出卖劳力维持生计。据史料记载，20世纪20年代挑水工有2万余人，居住在沿江一带的简陋房屋内，有条街道干脆以“水巷子”为名。他们依附的是所谓“水桶栈房”，有规矩有把头。国画大师徐悲鸿所作《巴人汲水图》，描绘的就是抗战期间重庆居民下河取水的场景。

　　所谓一担水，指挑水工能挑走的两桶水，大约有五六十斤，沿途还免不了泼洒，真正挑上门的不过两大半桶。因为金贵，家家备有大水缸贮水。江水浑浊，普通家庭任其慢慢沉淀，比较讲究的人家，则另置砂缸过滤排除杂质。同样因为金贵，众人都注重一水多用，其顺序为：淘米淘菜、洗脸漱口、洗衣洗被褥、擦地板冲马桶。洗澡属于奢侈，犹如小赌，劳动一天用湿毛巾擦擦身子已是莫大享受，上半城居民冬季索性不洗澡，任凭跳蚤满床跑。下半城居民热天可以下河沐浴，得天独厚，但洪水泛滥要遭殃。

　　江水终归未经消毒，问题多。《重庆商埠月刊》记载：“一般市民，浊水饮而疾疫生，汲水难而火灾迭见。”修建自来水厂，已成当务之急。

　　1926年重庆商埠办公署成立，督办潘文华就提议兴办自来水厂。1927年春，重庆自来水筹备处成立，后改组为重庆自来水公司。工程款一部分由商界募集，一部分由军阀刘湘以军队借款、房捐附加税、马路经收货股附加税支付，也就是官商合办。选址大溪沟观音梁为取水厂、七星岗打枪坝为制水厂，两厂之间以直径500毫米水管连接，全长约两公里。

　　自来水公司聘请留德专家税西恒任总工程师。当时重庆还没有水泥厂，他便以石条代替钢筋混凝土，建筑厂房、水池、水塔，并亲临现场指挥施工。有一次，因跳板断裂，他跌断三根肋骨，经抢救治疗，方才恢复健康。

　　1932年3月1日，重庆自来水公司建成，从打枪坝居高临下送水。管网敷设东起朝天门，西到两路口、上清寺为止，公司设水站10个沿途售水，市民称之为“机器水”。1937年潘昌猷出任董事长，胡子昂出任经理。售水站增加到29个，基本覆盖了母城区。水价每担售价三分五，比挑江水吃便宜。

　　白花花的自来水香甜可口，一拧龙头便源源不断，哪知最初销售业绩并不佳。首先是遭到挑水工的反对，他们的饭碗不保，岂能容忍?于是满城放出谣言来，说自来水是阴沟水，又黑又臭，所以要放药粉消毒，用石灰漂白。继而又遭到茶客群起抵制，说“机器水”有股药味道，泡茶不好喝，各茶馆因而只好暂时照旧使用河水。一些市民思想保守，听信谣言，认为祖祖辈辈都用井水、河水，拒绝使用自来水，固执地用井水。沿江贫民出于节俭，则宁愿用河水。

　　经过宣传，特别是使用者的亲身感受，自来水终于得到民众认可。售水站就在城内街区，距离不太远，挑水不再爬坡上坎。惟因主要设备器材依赖进口，成本高，一大片居民区只有一个售水站，安装两三个水龙头，所以排长队成为常态。特别是夏天，因水厂产量不高，甚至半夜三更也有人排队。直到新中国成立，这个“老大难”问题方才逐年有所改善。

　　载《重庆晚报》2006年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