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部版权
话说“机器水”
话说“机器水”
杨耀健
1911年,德国人拍摄的重庆挑水工。
抗战初期的挑水工
1941年的重庆自来水厂水塔
1943年,挑水工在自来水厂七星岗直属供水站挑水,不用再下河边去。不少市民也自己来挑水用。
1944年,市民在大梁子(今新华路)供水站排队挑水,其中也有挑水工,但已不多。
重庆两江环抱,水资源丰富,但由于是山城,用水问题长期困扰本埠居民。早年除大户人家拥有水井外,广大居民无水可取,日常开支中必须包括买水钱。挑水工到长江或嘉陵江边去挑水,爬坡上坎很费力,力资不菲,在清末时,每担水的水价约等于三碗小面或六个锅魁。相当长一个时期,挑水工在本埠是正二八经的职业,兴旺发达。
挑水工大多来着附近地区农村,没有其它技能,以出卖劳力维持生计。据史料记载,20世纪20年代挑水工有2万余人,居住在沿江一带的简陋房屋内,有条街道干脆以“水巷子”为名。他们依附的是所谓“水桶栈房”,有规矩有把头。国画大师徐悲鸿所作《巴人汲水图》,描绘的就是抗战期间重庆居民下河取水的场景。
所谓一担水,指挑水工能挑走的两桶水,大约有五六十斤,沿途还免不了泼洒,真正挑上门的不过两大半桶。因为金贵,家家备有大水缸贮水。江水浑浊,普通家庭任其慢慢沉淀,比较讲究的人家,则另置砂缸过滤排除杂质。同样因为金贵,众人都注重一水多用,其顺序为:淘米淘菜、洗脸漱口、洗衣洗被褥、擦地板冲马桶。洗澡属于奢侈,犹如小赌,劳动一天用湿毛巾擦擦身子已是莫大享受,上半城居民冬季索性不洗澡,任凭跳蚤满床跑。下半城居民热天可以下河沐浴,得天独厚,但洪水泛滥要遭殃。
江水终归未经消毒,问题多。《重庆商埠月刊》记载:“一般市民,浊水饮而疾疫生,汲水难而火灾迭见。”修建自来水厂,已成当务之急。
1926年重庆商埠办公署成立,督办潘文华就提议兴办自来水厂。1927年春,重庆自来水筹备处成立,后改组为重庆自来水公司。工程款一部分由商界募集,一部分由军阀刘湘以军队借款、房捐附加税、马路经收货股附加税支付,也就是官商合办。选址大溪沟观音梁为取水厂、七星岗打枪坝为制水厂,两厂之间以直径500毫米水管连接,全长约两公里。
自来水公司聘请留德专家税西恒任总工程师。当时重庆还没有水泥厂,他便以石条代替钢筋混凝土,建筑厂房、水池、水塔,并亲临现场指挥施工。有一次,因跳板断裂,他跌断三根肋骨,经抢救治疗,方才恢复健康。
1932年3月1日,重庆自来水公司建成,从打枪坝居高临下送水。管网敷设东起朝天门,西到两路口、上清寺为止,公司设水站10个沿途售水,市民称之为“机器水”。1937年潘昌猷出任董事长,胡子昂出任经理。售水站增加到29个,基本覆盖了母城区。水价每担售价三分五,比挑江水吃便宜。
白花花的自来水香甜可口,一拧龙头便源源不断,哪知最初销售业绩并不佳。首先是遭到挑水工的反对,他们的饭碗不保,岂能容忍?于是满城放出谣言来,说自来水是阴沟水,又黑又臭,所以要放药粉消毒,用石灰漂白。继而又遭到茶客群起抵制,说“机器水”有股药味道,泡茶不好喝,各茶馆因而只好暂时照旧使用河水。一些市民思想保守,听信谣言,认为祖祖辈辈都用井水、河水,拒绝使用自来水,固执地用井水。沿江贫民出于节俭,则宁愿用河水。
经过宣传,特别是使用者的亲身感受,自来水终于得到民众认可。售水站就在城内街区,距离不太远,挑水不再爬坡上坎。惟因主要设备器材依赖进口,成本高,一大片居民区只有一个售水站,安装两三个水龙头,所以排长队成为常态。特别是夏天,因水厂产量不高,甚至半夜三更也有人排队。直到新中国成立,这个“老大难”问题方才逐年有所改善。
载《重庆晚报》2006年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