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重庆为例简论自然资源与地方文化

以重庆为例简论自然资源与地方文化

　　说明：一个无意的机会，看到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将与韩国首尔市立大学首尔学研究所、日本富士学会联合举办“首届亚洲地方学与地方文化学术研讨会”。于是写了一篇论文投去。上周，会议举办方来电讯问。虽然这次会议不收会务费(注册费)，甚至不收餐食费，但往返北京的路费和在北京的住宿费却要自己出。算一算，至少也要2000左右，就放弃了。想一想，心中也难受。为向会议表示支持和敬意，特将此文发出来。

　　自然资源构成一定的地方文化

　　所谓自然资源，是被人类赋予了某种意义的、对人类有某种价值的自然物质，包括多种自然物质所构成的自然条件。由于被人类赋予了意义，对人类有价值，因而具有了文化的属性。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自然资源，不同的自然资源构成了不同的地方文化。因此，自然资源文化这个概念更多地是用于地方。提出自然资源文化，主要基于以下理由：

　　首先，自然资源具有一定的文化属性。自然资源是从整个自然物质中分割出来的一部分，已经经过了人类一定程度的“加工”，被人类赋予了一定的意义，因而具有了一定的文化属性。

　　自然资源的形成虽然不依赖人类的意志和活动，但自然界的物质哪些属于资源，哪些不属于或暂时不属于资源，哪些是有用的资源，哪些是无用或暂时无用的资源，哪些资源特别稀缺和宝贵，哪些资源取之不尽或暂时还不稀缺，等等，却与人类的认识和活动相关。自然物质一旦纳入了人类的认识和活动的范畴，被人类作为了资源，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人类活动(包括思维活动)的影响，就成为“人化”的自然，这样的自然也就具有了一定的文化性质。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自然物质都可以成为资源，只有纳入了人类视野并被人类认为可以利用的那一部分自然物质，才能成为资源。这样，自然资源就只是自然物质的一部分，是人类从整个自然物质中分割出来的。这样的分割，使自然资源从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脱离出来，被人类赋予了一定的价值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或者说已经成为人类活动的“原料”或“半成品”，也就具有了一定的文化性。

　　没有纳入人类视野和活动范畴的自然物质，没有经过人类“加工”，虽然客观上依然存在着，但对人类是没有意义的。所谓意义，是人类赋予的，这种赋予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行为。昨天没有赋予意义的，今天可能赋予;今天没能赋予的，明天可能赋予;这是一个发展过程。事实上，随着人类认识和活动能力的扩展和提升，越来越多的自然物质才具有了资源的意义。人类将意义赋予给自然物质后，自然物质就脱离了纯客观的形态，就被人类涂上了一定的文化彩色，从而使自然资源具有了文化的性质。

　　我们所说的“加工”是广义的。李白面对庐山瀑布，吟出“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诗句，赋予了作为纯客观存在的庐山瀑布以丰富的情感，就是一种“加工”(艺术加工)。后人来到庐山，面对的庐山瀑布，再也不是纯客观的自然物质，而是经过李白加工过的美景，庐山瀑布已经成为宝贵的自然资源。这是直接“加工”，也可能是间接“加工”。虽然我们面对的是黄果树瀑布，依然可能有“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惊叹。李白对庐山瀑布的直接“加工”，也就变成对所有的瀑布进行了间接“加工”。把这样的“加工”泛化，我们就可能“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们面对的山和海也不再是纯自然的，因为前人或者我们自己的“加工”，山和海都具有了一定的文化性质。这与饮食文化一样。火锅中煮的野菜，虽然是纯自然物质，但由于经过了我们的加工，成为具有文化属性的美食，那野菜也就成为美食文化的组成部分。

　　赋予情感是“加工”，赋予价值更是“加工”。所谓价值，就是自然物质能够满足人类需要的一种效益，是自然物质的属性和功能与人类需要间的一种效用、效益或效应关系。离开了人，也就无所谓价值。情感和价值都与人相关，其产生和发展、其内涵和外延，都要受文化的制约，因而必然带有文化的意味。没有纳入到资源范畴的自然物质且不论，自然物质一旦被视为是资源，就被赋予了价值，就被人类“加工”了，成为人类文化的产物。把哪些自然物质作为资源，怎样利用(包括保护)这些资源，正是自然资源文化应当研究的主要内容。

　　其次，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是人类的一种文化活动。如果不被人类利用，自然资源依然还保留着自然物质的属性。人类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活动的过程。这样的文化活动与资源相结合，构成了自然资源文化的主要内容。

　　自然资源是人类文化活动的载体。人类的任何文化活动都只能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进行，都不可能脱离具体的自然条件。适合的自然条件构成了人类活动的资源，这样的自然资源就成为人类文化活动的载体。离开了相应的自然资源，人类就不可能生存。即使是纯娱乐的活动，也要在相应的自然条件下进行。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类的所有文化，都离不开相应的自然资源。事实上，追溯不同文化的根源，往往就要追溯到文化产生和发展的自然条件上去。文化生态学所强调的地理环境条件，实际上也是一种自然资源。自然资源又是人类文化活动的对象。人类的文化活动首先是生产活动，生产活动需要相应的生产对象。追溯到最初或最早，生产对象都来自于自然资源。且不说原始人采撷的果实之类，就是如今生产的汽车飞机，追溯起来也离不开诸如矿石之类的自然资源。即使是精神产品，往往也需要物质产品作为载体才能存在或保存。离开了相应的自然资源，人类就不可能进行任何文化活动，也就不可能有人类文化。由于自然资源提供了人类文化活动的条件和对象，人类的文化活动也给自然资源深深地打下了文化的印痕，使自然资源具有了文化的性质。

　　自然资源保护课题的提出，促成了自然资源文化的形成。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对自然资源的压力越来越大，某些自然资源的稀缺和枯竭以及污染造成的自然环境的恶化，保护自然资源成为社会的共识。自然资源保护，既包括对稀缺资源的保护，也包括对环境资源的保护，既包括对资源枯竭城市和地区的修复，也包括修复受到严重污染的环境。其本质是人类为了更好地利用自然资源，让自然资源更好地服务于人类。显然，其目的，其手段，都是人类的活动，都具有文化的性质。鉴于人类的很多文化活动，特别是物质文化活动，没有相应的自然资源作为载体或“原料”“材料”，就不可能继续存在或保存，因此，从一定的角度来说，保护自然资源就是保护人类文化。从文化角度来认识自然资源保护，可以为自然资源保护提供新的动力、新的方向和新的措施，是很有必要的。将自然资源保护提升到文化的层次上来认识，将其作为自然资源文化的重要内容，可以极大的丰富自然资源文化的内涵。二者相互促进，是很有意义的。

　　人类一诞生，就开始了对自然资源利用和保护。这种利用和保护，是人类最重要的文化活动。对自然资源利用和保护的过程，也是人类文化发展的过程。一部自然资源利用和保护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人类文化的发展史。利用和保护什么?怎样利用和保护?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不同文化的不同特点。从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上，既可以发现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又可以发现人类文化发展的某些共同点。提出自然资源文化的概念，进行自然资源文化的研究，就是要通过这样一个独特的角度，去把握不同文化的特质，去探索人类文化发展的共同道路。

　　再次，自然资源对地方文化的影响不可忽视。任何文化都不可能在真空中起源，都只能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形成和发展。地理环境的差异性，造成了文化发展的区域性。不同文化现象的原因，往往可以从其形成和发展的地理环境中去寻找。也就是说，某个国家或地区的自然资源特质，往往决定了这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特质。

　　自然资源文化首先是一种物质层次的文化，并且是其他物质文化的基础。人类要生存，就要生产。作为劳动对象的自然资源，往往决定了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只有气候、土壤适宜的地方，才可能出现稻米文化。只有在黄土高原上，人类才可能挖窑洞，才会出现窑洞文化。当棉花尚未传入中国时，中国不可能有与棉纺织相关的文化。在平原地方，不可能想象诸如栈道、滑竿、搬滩、索桥之类的交通形式或交通工具，以及由这些交通形式和交通工具体现出来的交通文化。

　　虽然我们并不完全赞同地理环境决定论，但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特别是对人类发展初期的影响却是不言而喻的。所谓地理环境，实际上就是各种自然资源的总和，包括作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在内的各种自然要素，例如地质、地貌、气候、水文、土壤、矿藏、生物等等。地理环境对人的生理和心理、人口和物产以及生产方式、技术发展、文化特质等等，具有不可忽略的影响。在一定时期或一定条件下，在某些领域里，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起源、文化特质和文化发展，不能不涉及到这个国家或地区的特殊地理环境条件。分析两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差异，更要从这两个国家或地区的地理环境条件入手。

　　以重庆为例，气候炎热、雨水丰沛和地处峡谷、“地势刚险”这样两个地理环境特点，不仅决定了古代重庆人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文化，而且也促成了重庆人强悍、质朴、尚武、直率、冲动、外露、豪爽的行为文化模式，重庆文化中所包含的顽强拼搏精神也与这两个特点是分不开的。重庆文化与成都文化的差异，与这两个地方的地理环境条件更是紧密相联。成都地处平原，自然资源丰富，自然环境优于重庆，其文化就偏重于“文”，成都人比重庆人文雅、敏捷、悠闲、文弱、灵活并善于交际。地下环境条件不同，造成了成渝两地文化明显差异，特别是在行为文化方面更是泾渭分明。

　　美国著名文化生态学家卡尔·奥特温·苏尔提出：“资源是文化的一个函数。”这个函数，不仅赋予了文化的某些特质，而且决定了文化发展的路径。在人类发展之初，在经济尚未达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不管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物质文化还是行为文化，制度文化还是精神文化，总是受制于这个国家或地区的自然资源，总要深深打下这个国家或地区自然资源的印痕。某些文化现象，只有在具有某种自然资源的情况下才能产生。没有这种自然资源，就不会有这种文化现象。内陆国家或地区是不可能产生海洋文化的，太平洋的海岛上也不可能出现黄河流域的农耕文化。自然资源对人类文化的影响可能是潜在的，却是不可忽视的。

　　自然资源与文化之间的这种关系，既是文化生态学的研究范畴，也是自然资源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从自然资源角度来研究人类的文化现象，可以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基于上述理由，我们可以给自然资源文化下一个定义：自然资源文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一个民族或群体的，关于自然资源形成与演化、开发与节约、利用与保护等方面的文化的总称。

　　从文化角度认识地方自然资源

　　提出自然资源文化的概念，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从文化的角度去认识和利用自然资源，二是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从自然资源的角度来研究文化。下面，我们以重庆为例，来说说自然资源文化研究的意义。

　　在全国34个省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中，重庆的自然资源既不特别丰富，也不特别优越。但重庆地处中国西部、长江上游，不管是地质、地貌还是气候、水文，都有自己的特点。从文化的角度来认识和利用这些独具特点的自然资源，可以促进自然资源更好地利用和保护。

　　首先，重庆所处的地理位置具有战略的意义。地理位置是最重要的自然资源，从文化的角度来认识，我们可以发现，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重庆地理位置的战略意义就开始凸显。重庆位于中国地形第二、第三阶梯的交汇处，又有长江横向沟通三个阶梯，是中国东部进入中国西部的主要通道，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历史上，自从“王濬楼船下渝州”之后，从重庆顺水而下，就成为统一中国的一个战略选择。正因为如此，当年国民政府才移驻重庆，坚持了八年抗战。也正国为如此，新世纪前夕，重庆才升格为直辖市。如今，国家将重庆定位为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支点、“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重要联结点，要求把重庆建设成为内陆开放高地、山清水秀美丽之地，也是基于重庆的地理位置。虽然地理的位置是不可改变的，但如何更好、更充分地利用重庆这种具有战略地位的地理位置，却是值得研究的。发挥重庆地理位置的战略特长，应当是自然资源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

　　其次，重庆特殊的地形地貌具有独特的价值。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过去被视为穷山恶水的地方，如今已经成为旅游胜地。重庆拥有的三峡以及丰富的峡谷、喀斯特等地貌，具有世界性的意义，且不论。以重庆城为例，城在山上，山在城中。独特的山城、江城风貌，使重庆在世界上也堪称独特之城。过去，这样的地形地貌往往被视为城市发展的“拦路虎”，致使自然资源文化在挖掘、传承和发扬上存在着概念不清、家底不明、认识不足、保护不力、引导不够等问题。在旧城改造中，动不动就推平重来，结果高楼大厦如林，诸如吊脚楼之类富有文化意味的传统建筑消失殆尽，号称天下一绝的重庆小巷也日益萎缩，把自然资源的优势变成劣势。影响所及，富含独特意义的一些地名，例如坪、坝、塝、坎、沱、浩、峡、湾之类也大量消失，使重庆丰富的地名文化变得单薄而苍白。正确认识地形地貌，将其作为城市建设的资源来考虑、来利用、来改造，可以为重庆创造更多的网红打卡之地。重庆城如此，重庆的其他城市，例如万州、涪陵、黔江等等也如此。

　　再次，重庆的山、水、林、田、湖、草既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物产，又为我们进行利用和保护提出了严重的课题。从文化角度来看，这些自然资源是重庆发展的基础，应当更好地利用和保护，必要时还要加以改造。以林为例，重庆森林覆盖率为45.40%，在全国处于中游。而且，森林覆盖率极不平均，渝东北、渝东南高，渝西偏低，潼南仅为9.45%，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43.69%。渝西地区森林覆盖率偏低，对当地气候的影响极大，诸如暴风、暴雨、洪水、干旱之类的灾害也相对频繁。如何增加森林面积，对重庆特别是渝西地区来说，是发展中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又以田为例，重庆全市虽然有23695.23km2的耕地面积，但37.6%是坡地和梯田，其中大于25。的竟然占到了22.2%。显然，这样的坡地和梯田，是很不适宜耕种的，需要适时退耕还林，进行生态移民。此外，重庆永久基本农田的质量状况也并不好，大多介于8-11等之间，高等级(5-8等)耕地只有316.24万亩，仅占全市永久基本农田的13.22%。提升耕地质量也是重庆不可不关注的大问题。

　　最后，从文化角度去认识重庆的矿产资源。重庆矿产资源以沉积矿产为主，天然气、页岩气、锶、锰、钡、汞、等矿产资源具有一定的优势。历史上，重庆曾经有因采汞而出名的巴清，以寡妇之身跻身战国七大富豪之列。早在4000多年前，重庆就开启了盐文化的历史进程。巴国国力虽然不敌楚、蜀，却因产盐，可以将盐作为武器，与楚、蜀长期对抗而不衰。宁厂(巫溪)、郁山(彭水)、云安(云阳)至今都还留有盐泉和产盐的遗址。因为盐，很早之前，重庆就开辟了与周边(特别是湘、鄂、黔)的交通。至今留存的诸如西沱(石柱)、龚滩(酉阳)、中山(江津)等古镇，就是当年众多盐道的重要节点。重庆还有不少诸如井口之类的地名，显示出盐文化的遗痕。重庆的煤资源虽然并不丰富，但绝大多数区县都有含煤地层分布。从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卢作孚引入机械采煤，修建了号称四川第一的“北川铁路”，显示了重庆煤文化的独特之处。如今，重庆的页岩气勘探开发方兴未艾，即使只从文化角度去认识，也是大有作为的。此外，重庆号称“温泉之都”，温泉的开发利用所形成的温泉文化也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从自然资源角度审视地方文化

　　另一方面，从自然资源的角度来审视地方文化，可以大大扩展地方文化研究的范围，拓深地方文化研究的深度。自然资源是自然形成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人类的文化活动只能在一定的自然资源条件下进行，除非移民，是不可能摆脱所在国家或地区自然资源的影响和束缚的。重庆并不丰富也不优越的自然资源条件对重庆文化的影响，比起其他省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来说，也就更大。

　　自然资源文化首先是一种物质层次的文化。在生产力还相当落后的情况下，或者说在经济尚未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文化，总是受制于这个国家或地区的自然资源。重庆的亚热带气候和峡谷地形，决定了古代重庆人的衣食住行。巴人“衣”什么，如今很难考证。但一到夏季，重庆人往往半裸，直到如今也随处可见。直到巴国建立后，巴人主要还是靠渔猎为生，只有河谷、平坝地区才有一些稻田农业。在玉米、红苕、土豆传入之前，重庆人口一直稀少，就因为农业极不发达，难以养活大量的人口。直到改革开放前，渝东北、渝东南很多地方，依然以红苕、土豆为主粮。笔者当年在忠县当知青，一年分几十斤稻谷，却要分一两千斤红苕，对此深有体会。《华阳国志·南蛮传》:“南平僚东距智州，户四千余，多瘴疠，山有毒草、沙虱、蝮蛇，人楼居，梯而上，名曰干阑。”南平即今南川、綦江一带。所谓“人楼居，梯而上”，所谓“干阑”，就是最早的吊脚楼。吊脚楼将住房与潮湿的地面隔离开来，既能隔湿，又能避热，有其不可替代的优越性。重庆的峡谷地形地貌，催生了诸如背、滑竿、栈道、拉纤、搬滩、索桥、溜筒之类特殊的交通工具或交通形式。显然，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物质层次的文化，是不可能脱离其自然资源束缚的。

　　如果说物质层次的文化直接与自然资源相关，那么行为层次的、制度层次的和精神层次的文化与自然资源就是间接相关的。从行为层次来看，重庆文化的第一个特点是尚武，第二个特点是性急。巴人来到重庆后，面临的是穷山恶水，艰难恶劣的自然环境锻炼了巴人强健的体魄，铸造了他们坚强、直率的心魄。于是，就有“巴师勇锐，歌舞以凌”(《华阳国志·巴志》)，就有为保全领土甘愿割下自己头颅的巴蔓子将军。直到如今，尚武依然是重庆人最典型最突出的个性特点和文化品格。不管是打仗还是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拼斗，都需要激情。所谓士气，就是军队官兵或团队(群体)成员对战斗或劳动的激情。激情充沛，士气就高;没有激情，就没有士气。而没有士气，或者士气低落，要打胜仗，要战胜困难(包括恶劣的自然环境造成的困难)，要取得好的业绩，往往不可能。激情冲动，就可能性急。即使在计划经济年代，重庆人赶车赶船也是急匆匆的，做事也是说干就干。当年，四川一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成都人骂上三天也不会动手，重庆人没吵上两句就要动拳头。据西南师范大学教授蓝勇调查，重庆人中胆汁质、多血汁的气质占比高，总体为胆汁质类型。这种气质类型所表现的是直率、冲动、外露的行为特征，正好与历史和现实中的重庆人强悍、质朴、尚武、豪爽的行为特征相符合。有人认为，这可能是重庆大街小巷打架斗殴现象多的重要原因，甚至也是重庆刑事治安案件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

　　重庆开埠后，袍哥文化得到很大发展，上至军政大佬，下到贫困市民，均以加入袍哥为荣。袍哥是一种民间组织。从文化角度来分析，实际上是一种制度文化。这种制度虽然是非正式的，但同样有其体制(例如堂口)，有其规矩(例如红黑十条)，还有很多潜规则。那时，谁想在码头上混，哪怕是想在码头上凭劳力找饭吃，当搬运夫，当“扯船子”(纤夫)，都只有加入袍哥才有可能。否则，你就不能“挨轮次搬运”，就没有人敢雇用你。你即使有点钱要做小生意，也可能被袍哥们砸了店子掀了摊子。因此，在重庆城码头上生活的人，穷也好富也好，大多是袍哥成员。袍哥文化与重庆的自然资源关系密切，艰难困苦的地理环境条件迫使散如沙土的重庆人结伙，用一定的制度文化把人们团结起来，去对抗并不优越的地理环境，去利用并不丰富的自然资源。

　　重庆文化中最宝贵的精神一是顽强，二是开放。在重庆这样的自然环境里生存，没有顽强拼搏的精神是很难存活下来的。重庆夏季受副热带高气压控制，气温高，常有伏旱，加上地处峡谷之中，地形闭塞，河流众多，空气湿度大，风力微弱，热量难以扩散，更加重了炎热程度。冬天虽不寒冷，但又多雾。春长秋短，忽冷忽热，病毒病菌滋长，加上绵绵阴雨，使人极容易感染疾病。因此重庆古代乃瘴疠之地，是不太适合人居住的。重庆人在恶劣的气候里煎熬，炼就了顽强的意志和不折不挠的精神。重庆山高坡陡、穷山恶水、地脊人贫，出门不是坡就是坎，进个城动辄就是几百步石梯，没有点顽强精神，怎能生存?越穷，重庆人往往越要拼搏;越困难，往往越能激发重庆人的斗志。虽有三峡阻隔，但长江依然东去。长江不仅为重庆带来新的人口(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湖广填四川)和新的信息，而且也为重庆人走出去提供了一条便利的通道，从而养成了重庆人的开放精神。不管是古代还是如今，重庆人的开放精神在中国西南甚至整个西部，都可称首屈一指，这与重庆独有长江之便很有关系。

　　总之，任何文化，只要追根溯源，都可以找到自然资源的影响。这样的影响可能只是最初的，但一旦影响了，自然资源就可能为文化赋予了某种特质。这样的特质融入于文化之中，又使文化的发展形成了某种“路径依赖”，更多地或更自觉地吸引着自然资源的影响。作为文化的“函数”，自然资源对文化的作用也就难以摆脱，更难以消除。提出自然资源文化的概念，开展自然资源文化研究，也就是必要的，有意义的，希望能够得到社会的关注和支持，希望有更多的专家学者参与进来。

　　作者简介：

　　李正权，1950年生，重庆人。当过知青,做过工人,搞过管理，干过编辑，现退休,已出版《质量心理学概要》《建筑心理杂谈》《青春从文革战火走过》《重庆地名杂谈》《九开八闭重庆城》等20余部(含与人合作)专著,发表论文数百篇以及小说、散文等上千篇，多次获重庆市社科科研成果奖。